男人皆好色，文人也然，并非因为饱读诗书就刀枪不入，不过，文人的好色带有一点含蓄的雅趣。一次，胡适的朋友在他家聚会，徐志摩抱来一大堆德文色情书，大家争着看。胡适说：“这种东西，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看看，明明是好色，还希望拥有无穷的想象。
还有，陈独秀在北大教书时好逛八大胡同，他与高君曼同居，得意地写信给苏曼殊，说：“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明明是非婚同居，一时竟还传为佳话了。也许因为陈独秀一向反传统，所以没有人敢去呵斥他的不道德，要知道，在中国文化里，色与德是对立的，好色者坏德，德高者戒色。然而，是人就有情欲，而“多情者必好色”，所以自有文章以来，有情趣的文章大多有情色文字。因此，“情色”在文人笔下就变得有些山隔水阻，曲径幽篁，形成了雅趣。
文人或许是技痒，总想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事情写出来。于是，我们读到欧阳修写的纤纤玉手：“玉指纤纤嫩剥葱”；白居易写眼睛：“回眸一笑百媚生”；李白写气味儿：“一枝红艳露凝香”；宋玉写身高：“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还有秦观，写得更诱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中国历代娼风大盛，那是才子佳人欣赏与被欣赏的时代，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秦观、柳永等墨客骚人哪一个不是风月中人？吃花酒只是更增其一份潇洒飘逸，也许，面对红粉佳人的轻松能让文人们找到更多的灵感与激情，试想，没有了李香君，能有《桃花扇》？没有了琵琶女，又哪来的《琵琶行》？
要知道，古代的文人在其声色犬马中，比我们现在想象中的要高级得多，雅趣得多。过去的妓女讲究色艺双绝，不光靠一张脸取悦于人，有好颜色还要有好才情，文学修养是极紧要的标准之一，只有书香的熏陶，才上得“芳谱”的。读晚清小说《花月痕》就知道，“十花品第”之第一名刘秋痕便是工昆曲、好读书，文学修养极高的女子。而苏小小的诗文，柳如是的才情，董小宛与恋人之间的唱和，无不充满文学的韵味。同时，她们因为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见识往往高人一筹，所以，妓女们多为才女，且多数是卖艺不卖身的。
而文人光顾青楼，那叫“狎妓”，重点放在调情上面，甚至只是纯粹调情。柳永在《少年游》里就有一句“狎性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去年时”。“狎”与“嫖”的概念略有不同，“狎妓”的重点不在发生男女关系，而在于调情，而调情者，自然要双方旗鼓相当，才情处于伯仲之间，才能调出味道，调出“性”趣。你作首艳词，对方就必须弹首艳曲以示高下；对方跳支艳舞，你也应该要会打个鼓点助助兴。若说饮酒对诗，作画对弈，更是文人“狎妓”中的家常便饭。他们唱和诗酒雪月风花，琴瑟和谐要焚香沐浴，剪烛伴读也要青春佳丽，只是品评赏玩一下女性美而已。
相比之下，如今的人根本就不懂好色，不仅缺乏欣赏的能力，而且缺乏耐性，缺乏调情的才情。以前的女人含而不露，是被旗袍包裹得严严实实之下的诱惑，就连当年的梦露裙摆也是往下掩的；如今的一些女人，能少穿就尽量少穿，裙摆都是往上撩的，甚至刻意走光，刻意搞出个什么门来。柳永已逝，井水边处再没柳词；胡适客死孤岛，芙蓉帐前没有了绣花鞋，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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