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服饰，负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蕴藏最深的文化因素。
“微风玉露倾，挪步暗生香”，旗袍所具有的东方神韵，正是中国服饰文化超越时空而永葆青春的典型代表作。
杨氏旗袍制作技艺，自旗袍的发端到成为流行中国的最重要的女装形式，一直都处在一个活的、不间断的传承态。杨氏旗袍制作技艺，在长达80年的演化过程中已形成自己独特的形式美元素，成为旗袍逐步现代化和国际化过程中的标志性传承技艺。杨氏旗袍制作技艺最重要的传承人代表杨成贵，由于他特殊的生命历程，使这项传统技艺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陆传承到台湾，广泛的交流于国际，至20世纪90年代回归北京，在中国的首都落地扎根。正如杨成贵先生所言：“这样一个圆形的人生轨迹让我感到圆满”。① “落红不是无情物”，杨成贵先生说：“我是台湾人，可我更是一个中国人”，② “几十年来，我感到我所裁剪、缝缀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是民族的文化情结……”③。
杨氏旗袍制作技艺所指的旗袍是具有中国传统服饰元素的一件套女装，这里的中国元素定义的是：廓形、立领、大襟、开衩、缘饰、盘扣、刺绣和图案色彩等中国传统服饰语言。在旗袍的语境中蕴涵着从历史纵深走来的渊远的文化记忆和价值观念。清代女性旗人所穿之袍称作“旗人之袍”，而“旗袍”仅指民国以后的这类经过改良的服饰，因为清代旗人并未把自己所穿之袍称为旗袍。指称旗袍最早的例子是《雪宦绣谱图说》载：“绷有三：大绷旧用以绣旗袍之边，故谓之边绷”。此书作于1918年，作者都是汉人。旗袍的断代当以辛亥革命为分水岭，旗袍在民国时为女子主要常服。清末至新中国诞生前的这一时期，服饰处在新旧交替，西服东渐的形势之中，西式服装工艺的引入帮助中国服装业把传统的平面服装变为三维的合身的服装；接袖变成了装袖，袖笼结构的完善，省的出现，从腰省到胸省；然而改良后的旗袍仍具有中国传统特色。20世纪30和40年代成为旗袍的黄金时代。杨氏旗袍的制作技艺是这黄金时代的象征之一。
旗袍的流行与社会的思潮共振，1949年后旗袍流行的动源在大陆渐微，然而其传统并未销声匿迹。在海外华裔中旗袍的演化仍旧是一个舒缓自然的过程，在这一格局中杨成贵独树一帜，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中国重新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服饰作为文化流动物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是最显而易见的，旗袍作为一种最具中国元素的女装形式，是民众乐意去传承保留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杨成贵说：“恢复旗袍地位的时机到了”，1994年，63岁的杨成贵应陶斯亮女士的邀请从台湾来到北京，为每位参加世妇会的中国代表做了一件中国旗袍，倍受国际友人赞誉。代表们的旗袍做完了，杨成贵也决定留下来，把中国旗袍的魂魄留在北京。杨氏旗袍制作技艺在北京落地了。杨成贵在北京授徒传技，这一住就是十几年，再也没有回到台湾。
[上篇]
杨成贵1931年出生于浙江平阳，6岁时（1937年）随父迁居台湾。杨成贵的旗袍技艺幼承家传，其父即是位优秀的旗袍师傅，杨成贵从小耳濡目染，在父亲与师叔的指导下，别人得学三年的手艺，他不到两年就学成了。20岁便当上了店里的“龙头师傅”。
50年代的台湾，尽管旗袍仍被视为“国服”，但传统旗袍因平面宽松、装饰烦琐而失去了许多老客户。已经自立门户小有些名气的杨成贵迫不得已开始探索旗袍的结构改良。他认为：不论是西服东渐还是东服西渐，服饰的最高目标和生命在于流行。时装流行必是社会的人的一种认识和表意方式，因而它必然反映出一定社会整体的心态也必然存在于服饰文化的融合之中。传统的接袖有许多褶，要改成合体的必须开袖窿，如何开才合体呢？传统的宽腰身如何才能体现出女性曲线呢？如果都按一种裁法为什么有的人合身，有的人就不合身呢？20世纪初，法国服装设计师维奥尼特和波埃丽特不就是吸取了中国旗袍的特点设计了“小黑女裙”和“连衣裙”吗？经过一次次摸索，杨成贵终于创出了一套自己独有的“形体分析”方法，总结各种典型体型及相对的裁剪技艺，将传统旗袍平面裁剪的两片，缝制出立体裁剪的效果。
杨成贵的“形体分析”方法，通常是一次性量出二十几个尺寸。杨成贵说：“只量尺寸，不对人体进行分析，做出来的东西就象闭着眼睛做出来的，每个人的身材不同，只有将人身体各部分分类分析再综合考虑才能找到一款最合适的样式。”④ 他自信的宣布：“为客人制作旗袍只需量一次身，就一定合体，不必试穿。更重要的，还能掩饰其缺陷，展示其长处，这才是旗袍美妙之所在”。⑤ 杨成贵认为：“量尺寸能量出高矮、宽窄，但却量不出形状，而人的体形千变万化，同样围度却可能有十几种形状。”⑥ 他独有的“形体分析”方法是立体裁剪的精髓。他借鉴西方服饰的设计，在传统旗袍的肩线、胸省等处做了调整，他说：“自己总希望把中国旗袍的艺术精华和高超技艺缝进每件旗袍的绲边，镶边、开襟、装点、花扣和曲线中，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人穿的艺术。”所以改良后的杨氏旗袍既传承了传统的优良工艺与文化，又融合了新潮流的审美情趣，使其在台湾迅速风行起来。
1958年10月14日在纽约百老汇“树林”歌剧院，美国著名女演员克华（Nancy Kwan）饰演一家舞厅的中国舞女。她穿着紧腰身的中国旗袍，一时间在国际上显示苗条与富于曲线美的中国旗袍和女演员克华一起成为时髦者的崇拜对象。这时期的杨成贵在台湾已经有自己的[汉唐服饰公司]，人们见到的风格正如克华演出服和电影[花样年华]所反映的那样款式。在台湾杨成贵的店面被媒体戏称为“官夫人报到处”。旗袍的生意虽好，但杨成贵却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服饰文化的传播、教育和编书等社会事务上。1962年，在法国的世界服装展览会上，他带到巴黎参展的旗袍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服装”。杨成贵也被誉为“旗袍设计制作大师的领头人”。60年代，他授课的台北“实践家政专科学校”经常邀请[日本文化服装学院]的老师来教授“洋裁”。一天“实践家政专科学校”的校长说“为什么杨先生不可以去[日本文化服装学院]教授中国服饰制作呢？
不久，杨成贵终于成行，应邀赴[日本文化服装学院]教授中国服装制作，一举轰动东瀛，不仅文化服装学院的校长、主任来认真听课，日本各家电视台也给予邀请。在日本掀起了不小的“旗袍热”。毕业于日本近几大学的杨成贵自己通日语，但日方为了更好的学习中国服饰技艺，为他配制了四个助教，并把教学过程录制下来，在电视台多次播放他的设计作品。杨成贵是这所被称为“日本服装摇篮”学院里唯一的中国教师，连续授课八年。[日本文化服装学院]特别侧重服饰技艺，曾编写出版《文化服装讲座》一书，编者以形象资料说明飞鸟、奈良以及平安时代前期称为日本服装的模仿隋唐时代。院方认为杨氏旗袍技艺在现代又给日本服饰注入新的唐装元素，为其出版了日语版的《中国服装制作全书》（《中国国服の作り方全书》）。作为[日本文化服装学院]的教材。
70年代，台湾人说：“当今各界淑女名媛闺秀穿着各色新款旗袍，十之八九是杨氏的精心杰作”。1974年杨成贵联合台湾同道创立了[中国旗袍研究会]并任理事长。组织同道开展学术研讨，在台举办历代服饰展。1975年[中国旗袍研究会]出版了王宇清著的《历代妇女袍服考核》，提出：现代中国妇女穿着的旗袍，一般认为是“满人”传留，其实因宋明妇女习尚裙袄，及至清“旗人”妇女多着长袍。世俗因而称之为“旗袍”。实际上类此长袍远溯周、秦、汉、唐时代为中国所固有服装，并非始自旗人。这是较早对“旗袍”进行学术界定的论述。1979年杨成贵花了整整十个晚上为日本高松宫亲王妃做了一件金婚礼服。在制作技艺上他将三股的丝线拆开，取一股丝线给旗袍缝合，从外表看不出针线痕迹。在素色包镶绲边的旗袍前内襟里，他特意绣了个中国如意。收到旗袍，王妃不懂那么美的图案绣在衣里面的含义，致信询问。杨成贵在回信中写到：“中国女性多性格内向，感情含蓄，漂亮的东西往往不随意露给别人看。这件旗袍为金婚典礼而作，最美丽的那部分只有最亲近的人才有机会欣赏，这才是中国人表现美的方式”。
1975年，杨成贵还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旗袍的理论与实务》。1979年完成了偏重实际技艺的《中国服装制作全书》，1981年又再版。此时他已是桃李满天下的旗袍大师了。对于出身旗袍世家的杨成贵来说，打破传统的门户框框，改变旗袍技艺代代沿袭的设计、辈辈相传的工艺，而热心于在社会通过现代教育方式推广旗袍制作技艺，实在是了不起的举动。
在日本授课期间，杨成贵结识了一些在日本留学访问的大陆女性，用他的话说：“她们的学识是一流的，可穿的‘国服’却是乱七八糟”。他了解到旗袍在大陆已经中断近半个世纪了，他表达了想回来看看，想把中国旗袍领回家的思绪。他说：“我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繁荣、昌盛。我希望每个中国女人都穿旗袍，至少在重要的日子里，只有中国人穿旗袍才是最美的。希望有一天，两岸的中国人一起穿上旗袍共过一个国服日。”1993年，为肯定杨成贵在国际间教授中国服饰技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日本国盛洲里大学授予他艺术学博士学位。看到日本妇女非常喜欢中国旗袍，都以衣柜里能挂上一件旗袍为荣。杨成贵感慨致深，促使他立意要在大陆推广旗袍，把技术留在北京。
[下篇]
天赐良机，1994年接到时任中国市长协会秘书长陶斯亮的邀请，杨成贵终于可以来到北京实现他的心愿了。半生漂泊海外，然而几十年的海峡阻隔隔不断两岸血脉相通的文化渊源和民族亲情，也隔不断关于文化遗产理念和实践的交流和沟通。杨成贵在北京落脚后，第一件事就是为参加“世妇会”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制作了60多件精美的旗袍，这批旗袍无一雷同，甚至连滚边、盘扣都各有千秋。1995年，当中国代表团出现在会场时，参会各国代表震惊了：“真漂亮！中国女人穿的件件是艺术品”。中国中央电视台为此做了专题采访，这以后杨成贵再也没有回台湾。杨氏旗袍制作技艺也以北京为中心展开它在大陆的传承历程。随即在北京的世都、燕莎、东鼎、恒基、宣武门的SoGo等商城以杨成贵的注册商标的旗袍订制化专卖店陆续开设。并开始在北京收徒。杨氏旗袍犹如无声的乐曲、有色的诗篇、浸润在京城民众的心间。将杨氏旗袍制作技艺落地北京，杨成贵有他的观点：北京定做旗袍的历史久远，早在20世纪20年代旗袍发端以后，北京定制旗袍的风尚潮起云涌，各式美丽的旗袍形成了京城街头的独特景色。不论是京城那万人瞩目的绝世名伶或是校园里的大学生一年四季都穿旗袍；胡同里的小媳妇、大姑娘夏日喜欢穿着一种叫“缸靠”的月白士林布旗袍；“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不用回眸已生百媚，这是中国旗袍在北京的一道服饰风景。
“京师者，风俗之枢纽”。⑦ “朝新于宫廷，暮仿于市井，不几月而满天下。”⑧ 这就是杨氏旗袍首选北京的道理。
为了展现中国旗袍的文化灵魂，为了传承旗袍制作技艺，本应在家颐养天年的杨先生却在冬寒夏暑的北京整日奔波劳碌，不得空闲。他的辛勤付出感染着周围的许多人，时任中国科学院古代服饰研究中心主任的王亚蓉一与杨先生接触就被深深感动。由此开始了北京、上海、大连、全国各地的奔波，为了弘扬旗袍的魅力，他们共同捕捉着每一个机会。
在大陆，除了一些重要的社交场合尚可偶尔一见外，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有女士身着旗袍这种国服了。这种遗憾深深地刺痛着杨成贵，也深深地困扰着国内服饰文化界。说起大陆的旗袍发展杨先生感慨很多：“大陆制作旗袍的师傅们手艺很好，但仍是三、四十年代风格手法，许多传统技艺已渐渐失传，年轻人继承也不得要领，令人担忧。旗袍虽只前后两片布，看似简单，其实真正做得好却很不容易。我无论如何改良旗袍都把握住它的‘中国味’，款式是一方面，花扣，纹样等装饰也很有特点。设计是要根据人的气度、体态、肤色及面料的状况。不是凭空想象、主观设计就行的”。杨氏旗袍制作技艺的研究成果恰恰能弥补大陆旗袍在渐变过程中的短处。
几经寒暑，杨先生已名扬国内，人们都这么说：“做旗袍，北京的杨成贵是国内的一把金剪刀。京城有家瑞蚨祥百年老字号的绸布店，有客要定制高品味旗袍，时常也都介绍到杨先生的裁缝店制作。大陆民众以然把杨氏旗袍制作技艺认定为北京的品牌了。
1997年，应大连市副市长董文杰的邀请，杨先生在[大连服装节名师论坛]上向全国服装界大师们介绍旗袍制作工艺：“旗袍的手工是最后一关，我坚持每一件旗袍有80%的手工，机械是没有感情的，而手是有感觉的，丝线经手，亦张亦驰，松紧相协，这样缝出的衣服有弹性、柔软，能体现曲线美，之所以坚持80%的手工是因为只有用手工缝制才能使旗袍有生命、传达出一股东方韵味。这是机械永远都不能替代的”。论及旗袍文化，杨先生说：“衣襟紧扣，腰身瘦窄，使女子的身体曲线完全可以在紧附却并不紧贴的穿着造型中表现旗袍的魅力。侧斜襟的款式充分衬托出端庄、典雅、沉静、含蓄的东方神韵，如洛神之美。旗袍所应用的面料很宽，即使是一块粗布也可以别有风采。袖长、衣长和领子的高度可随时尚而翻新变化。稍加变动就会令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这正是旗袍超越时空而可以永葆青春的根基所在”。
杨成贵坚持倡导在北京成立国服研究院，他认为；“通过专门的研究机构能更好地保存和发扬民族服饰文化”。杨先生迁居北京前，还是台湾旗袍技能竞技总裁判长及考试命题委员，他亲手创建台北[中国旗袍研究会]，对中国文化遗产展开学术研究和保护他有着深切的体会。杨先生赴曲阜孔庙参观时，见到许多前清满族服饰，其中有些工艺，他始终琢磨不透是如何制作的。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要开展研究的地方。不仅如此“今天知道旗袍穿着礼仪的人也很少了”。
随后，北京服装学院杨成贵国服培训班开设，聘杨先生为教授。杨先生表示说：“我现在年过花甲，但愿以余生为旗袍再造辉煌”。2003年7月9日北京京都丽人公司与杨成贵签约，共同发展旗袍研究、技艺保护和市场开发事业，杨成贵任总设计师。2004年，中法文化年活动，杨氏旗袍作为中华民族的服饰精品，送往巴黎卢浮宫展出，同年还组织到香港，新加坡展出。2005年杨氏旗袍在中外大使夫人新年联欢会上展现时，倾倒了在座的中外大使夫人。随后为了将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理念更好的融合，杨成贵大师和善绘牡丹国花的国家一级美术师曹明求先生一道推出崭新的“杨*槽韵”高端民族服饰品牌。
2006年8月杨成贵受首届中国（大连）国际服装纺织品博览会高层论坛组委会之约，赴大连确定参加9月10日举办的[服装创意产业战略论坛]事宜。在接受记者⑨采访时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唐装有3个基本的元素：最典型的中华民族符号，最有特色的中华民族服饰语言和代表中国服饰最流行的时代象征。因此，唐装再度流行，不仅意味着民族服饰文化几千年铸就的绚丽多姿终要重放异彩，更意味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唐装是我们中国人自信的表情。”
杨成贵说：“中国的服饰是多元的，譬如旗袍，他从诞生起就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始终都传达着浓郁的东方韵味，而且也只有中国女性才能将旗袍的韵致展现得淋漓尽致。服装同时也融合了各个区域民族文化的积淀，它们无论是独立还是共存，其中都蕴涵着共通的内在联系。还拿旗袍来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深衣，到后来满族服饰的影响也很大。因此国服的概念是从中华民族这个大概念引伸的。”
谈到旗袍的发展，杨先生一再强调时代化，他认为：“如今的生活和上世纪30年代的那种闲适平淡相比，要火爆、热烈的多，着装不可成为行动的障碍，因此，注重适应性显得更重要。90年代我在旗袍的上身保持原型，在充分显示女性身材曲线的腰以下放宽下身的摆度，2004年人们又时尚短衣身，我又缩小尺寸以体现时髦的味道。当今，人们对衣装的追新求变是正常的生理、心理反映，衣服不但要穿好，还要穿出时尚。这都对我们的制作技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杨成贵说：“旗袍不是完全的古典，更多的是一种资源，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的苏醒，一种怀旧情绪的放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旗袍作为一种物质制品的文化符号，她更是中华民族腾飞所需的表情展示”。
2006年9月，杨成贵不幸在[服装创意产业战略论坛]会议期间突然病逝，此前的访谈成了他一生致力于旗袍文化和技艺的总结。
2007年北京京都丽人公司依照杨成贵生前的遗愿，注册了[杨成贵历代服饰博物馆]。2007年5月18日，中国历代服饰文化工程启动暨杨成贵历代服饰博物馆奠基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⑩ 2007年6月20日“中国历代服饰研讨定稿会”在北京召开。⑾ 旗袍是流，文化是源，那么作为文化载体的服饰博物馆的建设则是一种修道。杨成贵跨鹤逝去了，在他的身后，留给北京2000多件他亲手缝纫的精美的艺术旗袍。他之后的两代传承人和所有喜爱旗袍的人还要继续前行。为了拯救和保护逝去的瑰宝，典藏隽永的美丽；为了展示绚丽的服饰，接续品牌的文脉。
注：
①《服装时报》2002年9月20日载记者访谈
②《中华财富》2004年第5期载记者访谈
③《大连日报》2006年9月载文
④、⑤《中国经济导报》1998年5月15日刊文：“杨成贵—展现中国旗袍的文化灵魂”
⑥《服装时报》1995年9月1日刊文：“来自台湾的旗袍大师—杨成贵”
⑦王安石《风俗》
⑧陈舜卿《都官集·敦化》
⑨《大连日报》记者
⑩、⑾二次重复活动，《人民日报》、《工人时报》、《中国文化报》、《新京报》、《光明日报》、《服装时报》、《中国妇女报》、《中国服饰报》及多家电视台都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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