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养毅曾问孙中山：“您最喜欢什么？”孙答：“革命！推翻满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欢什么？”孙注目犬养毅夫人，笑而不答。犬养毅催问：“答答看吧。”孙回答说：“女人。”犬养毅拍手：“很好，再次呢？”“书”。
秋瑾被捕后，山阴县令李钟岳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传世的绝命诗。李钟岳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每天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对秋瑾之死深为内疚。痛苦悲愤之余，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并为之泣下。在良心的自责下他自杀身亡，离秋谨遇害不到一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
大概是受到嗣父行伍生涯的影响，袁世凯自小虽然轻视读书，却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尝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喜好兵书，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
黄兴曾写诗说：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罢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向落晖。又诗说：入夜鱼龙空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辜鸿铭怪名满天下。他在北大讲英诗，时而对学生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时而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洋离骚”是指密尔顿的一首长诗。罗家伦等学生在教室里对辜很尊重。五四运动时，辜在一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是暴徒，是野蛮。罗家伦受不了，质问辜：“先生，你从前写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知‘内中国而外夷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气得脸色发青，大眼睛鼓起来，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王懿荣爱好文物收藏。他对出土文物较多的河南、陕西等地，游历时总是流连依依，不忍离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曾说：“东坡说岐山购物惭，乃皮相耳。东坡未解好古也。然安得腰缠十万贯哉？若有之，决不上扬州。”
傅增湘，字沅叔，为民国后校勘古书最多之人，平生所校书在千部以上。他曾由天津赴北京图书馆校书，住馆一百零六天，校书三百四十二卷，因该馆停闭才告一段落，可谓一痴。傅精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对古籍沉浮情况了若指掌。王国维叹谓：“此间无书，有则必为沅叔所得，虽书肆不能与之争。”
1910年，陈独秀给苏曼殊写信，问他：“有奇遇否？有丽遇否？”当时陈刚与高君曼同居，他得意地问苏曼殊：“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宋教仁认准事理便坚决去做，不为做事作任何掩饰。在民初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宋教仁到处演讲。他认为实现民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赋诗抒怀，踌躇满志，甚至致电袁世凯，寄厚望于袁。在武汉，谭人凤好心劝诫“责任内阁实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并明确向宋透露：会党头目应某已经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巨额款项，需要戒备。生死攸关，宋教仁回以“杯弓蛇影之事”六字。陈其美、徐血儿等也劝他防备暗杀，他仍如无事人一般：“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
陈其美好色。他曾向光复会中仅次于章太炎的二号领袖人物陶成章提出，要分用其从南洋带回的华侨捐款，陶予以拒绝，并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民国期间，高语罕、傅斯年、罗家伦、遂子、叶枚等人，在德国游学为邻。其中有的兼是同志、好友，有的则是信仰上的敌人，高语罕常于清晨到遂子家，多为党务。高深信共产主义，遂子极为反共，因其时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并为一家。二人表面上亲热，实则貌合神离。遂子回忆说，老高年迈四十，发已微白，近视眼，十足的学者风度，稍为酸气，同志们叫他“高老头子”，诨名又叫做“五姑娘”。有一天他对遂子说：“昨夜实在熬不住，又手淫一次。”虽可笑，但不失其为老实话，并证明他无桃色事件。
1921年，杨步伟与赵元任结婚。两人想打破家庭本位的婚姻制度，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处照相，再向亲友发一份通知，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一个电话把胡适和朱征请到家中，杨亲自掌勺，做四菜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胡适朱征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李叔同做了和尚，学生丰子恺仍跟他有来往。弘一法师曾到丰家，丰子恺请老师就座。法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后，丰问何故，法师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朱湘脾气不好，可他自己不承认，“吾爱友谊，但吾更爱诗艺。”他跟徐志摩、闻一多最终没有做好朋友，他在生活中更是处处碰壁，工作丢了，夫妻散了，朋友断了。他说，做文章误了我的一生。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有人说：康有为太有成见，梁启超太无成见。1900年他背离康有为的保皇立场，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愿同孙中山合作；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表示“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作《新民说》，甚至提倡革命排满，后又“悔过自新”。民国后他曾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同流共事，袁氏称帝，他又愤起讨袁，他几次宣布脱离政治又一再热衷于仕途，像个纵横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识，却终难有所作为，梁评价自己说：“……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弱点然矣。”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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