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胡适：才子才女的一段隐秘情感

　　张爱玲对胡适并不陌生，1944年，她在上海写的《诗与胡说》一文中曾论及他：“……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在感觉里，她对他更有种特别的亲切，虽然她与他还从未见过面。那亲切不仅来自于她早年读过他的书，而且还有她的长辈与他的交往。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买过《胡适文存》，大概又因读了胡适的考证，去买了《海上花》。张爱玲大约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坐在乃父的书桌前看了《胡适文存》，后来又“破例要了四块钱”买了多卷本的《醒世姻缘传》，与弟弟分了看。仿佛一家人都爱读胡适或胡适推荐的书。

　　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借了张廷重的《胡适文存》，看过了也不及时归还。后来为了张爱玲与乃兄闹翻断绝了来往，更不还了。张爱玲则读《醒世姻缘传》一遍不够，非常痴迷。在香港上大学遇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攻打香港，她做了一名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传》，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张茂渊与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早年还曾与胡适一个桌上打过牌。抗战胜利后报纸上登着胡适回国的照片，不记得是下飞机还是下船，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张茂渊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

　　有了这些插曲，张爱玲应少些与胡适联系的顾虑。她虽是“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才“充满了生命的欢悦”的性格，但在某些必须“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也是可以凛然而出的——当年她就是挟着《沉香屑》与《心经》，分别登了素昧平生的周瘦鹃与柯灵的门的。当然她对胡适更敬畏些，可毕竟也只是写封信而已，并不是面对面，不会有当面语塞的尴尬。

　　1954年10月25日，张爱玲给胡适写了封短信，同时寄了《秧歌》。此信被胡适粘在他1955年1月23日的日记前：

　　适之先生：

　　请原谅我这样冒昧的写信来。很久以前我读到您写的《醒世姻缘传》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假使您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这本书我还写了一个英文本，由Scribuer?s出版，大概还有几个月，等印出了我再寄来请您指正。

　　署名后用英文写着她香港的信址。胡适的美国地址也许是给张爱玲许多照顾的美国新闻处驻港台处长麦加锡打听来的，后来张爱玲赴美，想来也少不了麦加锡的帮助。

　　关于章回小说《醒世姻缘传》，亚东图书馆于20年代中期排版了标点本，希望胡适为它写序。可是胡适因一直未能考证出笔名为“西周生”的作者是谁，就将作序的事拖延下来了，而亚东图书馆对出版虽然也急，年年催促胡适，但也居然将清样在胡适家里一放放了六七年，直到1931年12月胡适写出一篇长达三万字的《〈醒世姻缘传〉考证》来。

　　有了胡适的序，亚东图书馆遂于次年出版了《醒世姻缘传》。张爱玲当年破例要钱购买《醒世姻缘传》与弟弟分看便也应在1932年，张爱玲13岁，是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初中一年级的学生。那时的张爱玲对文学已经由喜爱而至动笔，年内即在校刊上发表了处女作《不幸的她》。她在这个年龄这种心理敏感时期读到《醒世姻缘传》，自然印象深刻，而引她读此书的向导所给她的印象也不会不深刻。

　　胡适为《海上花列传》作序早于为《醒世姻缘传》作序六年，胡适画上《海》序最后一个句号的准确时间是1926年6月30日。《海上花列传》由亚东图书馆同年出版。那年张爱玲实足六岁，她自言七岁时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未提《海上花》。

　　据她的胞弟张子静的回忆，张爱玲就读黄氏小学(插班六年级)后，父亲为他请了一位六十多岁的朱姓老师，在家教他念古书。“有一次，姊姊从父亲书房里找到一部《海上花列传》，书中的妓女讲的全是苏州土话(吴语)，有些姊姊看不懂，就硬缠着朱老师用苏州话朗读书中妓女的对白。朱老师无奈，只得捏着喉咙学女声照读，姊姊和我听了都大笑不止。姊姊对《海上花列传》的痴迷，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张爱玲则在晚年自言“十三四岁第一次看这书”。

　　张爱玲在信中所表示的非常渴望得到胡适能给《秧歌》“平淡而近自然”的评语，读者望文生义，多以为这个评语是胡适当年给《海上花列传》下的。而胡适在回信中也屡屡提及这个评语，更易使人误以为的确是胡适的原话。实际上，给《海上花列传》下这个评语的是鲁迅。胡适在当年的《海上花列传·序》中，两处三次引用这个评语，并且也指明了是鲁迅“称赞”的。

　　知道了评语的出处，再回过头去重阅张、胡二人的信，结果令人惊讶。张爱玲写的不过是“假使您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看不出对于该评语出处有任何指往胡适的导向；而胡适在信中每提及此评语，也都加了引号的。原以为他加引号是用以“特指”，而非“引用”，不料却是想当然。张、胡在此并无掠人之美之嫌，的确无可挑剔。

　　张爱玲写信寄作品给胡适，无意之中，是给胡适出了两道考题：一是考他势利与否，二是考他的文学鉴赏眼光。看来胡适都考及格了——他并没有因为对方是无名小卒(当时对他来说)就怠慢其作品，并且也看出了《秧歌》的好来。

　　胡适一向重视保存史料，甚至他记日记的部分目的也即为此。他不仅为最终留下的数百万字的日记存世而终日孜孜矻矻，每天一笔一画；一时忙碌无暇或疲惫疏懒不写，过后不仅常常补写，还总是把自责也写进去。胡适日记的形式也与众不同，在日记中他不仅记事记人，自言自语，还常不着一字，而以事实说话，曲折透露心迹。所以他的日记簿里除了他的手笔外，还有政府的通缉令、学校的油印传单、报刊对他的评论、中外重大事件的报道以及少许来信等等，真是林林总总，五颜六色，图文并茂。而张爱玲写给胡适的这封信，也就在胡适的这个习惯下，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了！

　　胡适将张爱玲的信粘贴在他1955年1月23日日记的前页。除了这封信，他这天的日记没有别的内容，全是张爱玲：

　　去年十一月，我收到香港张爱玲女士寄来他的小说《秧歌》，并附有一信。(信附上页)

　　我读了这本小说，觉得很好。后来又读了一遍，更觉得作者确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出中国小说，这本小说可算是最好的了。

　　一月廿五日(这个日期似有错——引者注)，我答他一信，很称赞此书。我说，“如果我提倡《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结果单止产生了你这本小说，我也应该很满意了。”(此信没有留稿)

　　胡适说“此信没有留稿”，信稿却被张爱玲留了下来。原稿虽然在张爱玲搬家中遗失，但幸好她已先请朋友代抄了一份(自然说明她很看重胡适的人和信)，后来更引进了她的文章，胡适的信就由此得以永存了。

　　《秧歌》之所以得到胡适如此高的评价，除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作品的题材巧；二是张爱玲的信写得妙。

　　此时的胡适，与共产党的中国大陆非常对立。事由1948年中共将胡适宣布为“战犯”开始；1949年5月11日，大陆著名学者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胡适从治学方法直至政治立场、方向都予以批评，对他“转向人民，翻然觉悟”。胡适于次年元月9日撰文回应姿态强硬。1951年11月至次年1月，大陆又开展了对胡适的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

　　几乎与胡适收到张爱玲作品和信的同时，大陆又一次开展了同样规模的批胡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爱玲把生活在共产党治下的大陆人民写得很可怜，自易得到胡适的欣赏。几年来，他一直很注意由他的亲友学生传来的大陆人包括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的讯息，他将他们的信也粘贴在他的日记里。

　　张爱玲的信，给胡适的感觉对方是他的老读者；《醒》、《海》二书珍珠蒙尘，被世人冷落(所以他力荐二书)，而她却“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而显然又是最初受了他的指引，不免引为知音。

　　胡适在回信中除了夸奖《秧歌》外，也提到了作品中的细节，提出了一些疑问，表明他的确读得相当仔细。

　　张爱玲接信，大喜过望，便又写了一封信去，除了表达受宠若惊(“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认同胡适的建议(“您指出76页叙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删，确是应当删。那整个的一章是勉强添补出来的”)，解释他的疑问(“160页谭大娘自称八十一岁，205页又说她六十八岁，那是因为她向士兵哀告的时候信口胡说，也就像叫花子总是说‘家里有八十岁老娘’一样”)，又透露了英译《海上花列传》和《醒世姻缘传》的心愿，同时对翻译这两部作品也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信：“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这自信又表现得十分巧妙——她在说了上面的话以后，又用了一个“补钉”：“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提起的，因为您或者会担忧，觉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会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过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眼前我还是想多写一点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实行的话，一定会先译半回寄了来，让您看行不行。”这样一来，话就滴水不漏了，胡适哪怕再要说几句鼓励、告诫或指点的话都显得多余了。

　　1955年的10月，张爱玲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她到美国不久，便约了好友炎樱一同去拜访胡适。那是11月上旬的一天，张爱玲走在胡家附近的街道上，走进胡适住的公寓楼，迈入胡家房门，见了首次见面的胡适夫妇，听了初闻其声的胡太太的安徽国语，竟然一切都似曾相识，亲切如旧。她面对胡适夫妇，自然想起曾经读到的对他们这一对幸福的旧式婚姻的那些评论，也可能会想到自己父母的不幸婚姻。

　　张爱玲在13年后发表的《忆胡适之》(香港《明报》，1968)一文中，在记述这一次“访胡”之后，有两段共近六百的拉杂文字，从“喝着玻璃杯里泡着的绿茶”，到“胡适之这样年轻”！张爱玲虽然未加说明，但看上去，倒的确很像那天张爱玲与胡适夫妇闲聊的内容。

　　对于这天张爱玲的拜访，胡适的日记里没有留下内容。不过，过了没几天，也就是11月10日，胡适回访张爱玲。11月份的日记，他就是从这天开始记的：

　　1955年11月10日

　　CalledonMissEileenChang[拜访张爱玲女士]。张爱玲，“authorof”《秧歌》[《秧歌》的作者]。

　　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

　　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

　　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涧于日记》有石印本)。

　　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涧于全集》刻在一九二四，二十卷。

　　胡适自此对张爱玲由爱才而又平添了一份世交的亲近。

　　而后张爱玲又一人去见胡适，这次是在胡适的书房里——上一次应是在客厅。这次没有了慈祥的胡太太与活泼的炎樱，张爱玲拘谨起来，结果面对胡适“如对神明”。只能听“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对胡适挑起的话头，她竟不能应答，不是“默然”，就是笑非所以。

　　胡适讲起大陆，说了一句“纯粹是军事征服”。其实国民党又何尝不“纯粹是军事征服”，只不过结果是征而不服、兵败大陆。这有什么好说的呢？反而显得言出负气。而且胡适对《秧歌》的理解与张爱玲的本意也存在差异，胡适觉得《秧歌》“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按照千人千哈姆莱特的读者定律，胡适这样看也属正常，可是他未止于此，偏又进而加了一句：“——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这就“此话差矣”了，应了他写在后面的自谦：“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

　　张爱玲“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解放后在大陆的短短几年，也感到新社会的压力，“虽然本能地起反感”，但是“像一切潮流一样”，她“永远是在外面的”，关键是作为一个眼高手也高的作家，她无意将作品变作控诉的工具。可是除了她，似乎谁都不这样看，不只海峡两边都不约而同地将《秧歌》视作反共作品。胡适当时与大陆的紧张关系，影响了他对作品艺术价值的判断。

　　张爱玲在给胡适的第二封信中有语：“你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故事本身”是在“饿”的后面的世情人性。

　　胡适读到这里，应当汗颜。而张爱玲这样写，也不怕使胡适难堪！当然她不可能有一点点故意对胡适不敬。相反，正因尊敬在前，只顾老实作答，百密一疏也就难免了。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用胡适居住的“白色水泥方块房子”，胡适穿着长袍子，炎樱向人打听胡适回来说“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以及胡适给“ForeignAffairs”(《外交》)杂志写稿都不得不由人删改等等来表现一代风流的胡适当时的“没落”处境，曲折表露她“苍凉”的同情，甚至不平。

　　张爱玲与胡适见面后没几天就到了感恩节。感恩节的日期是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那年的感恩节是11月24日。张爱玲随炎樱到朋友家吃烤鸭，过后又逛街，“非常快乐”。只是乐极生悲，着凉呕吐，更遗憾的是因此而无法应胡适之约去“吃中国馆子”了。

　　张爱玲到美国后，一时无处栖身，在炎樱的介绍下，住进了纽约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救世军是救济贫民出了名的，几乎成了“贫民”的代名词。它收容的人中有许多是酗酒者，管事的老姑娘人们都叫她“中尉少校”，使人想起美国西部牛仔片中的情景。张爱玲以难民身份入得美国，当时的处境也确与一般难民无异。她的《秧歌》英文本由司克利卜纳出版公司出版后，虽然获得评论家肯定，一般读者却并不欢迎，只印了一版，还销路不畅，张爱玲的收入大受影响，于是赶紧想下一步棋，有心将《金锁记》的故事拓展，写成她的第二部英文小说，名字也想好了，就叫《粉红的眼泪》。

　　张爱玲听说美国有一些基金会，可为文艺家提供短期免费食宿及创作的场所，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就有一家“麦克道威尔艺文作场”，那当然是理想的去处，于是她在出版社的介绍下，向该艺文作场审批委员会提出了为期三个月的申请。

　　不知胡适在感恩节后有没有再请张爱玲“吃中国馆子”，就在这冬季里他们见了最后一面。那次见面，是胡适到张爱玲住的第87街上的职业女子宿舍来看她。那天胡适坐的时间不长，两人交谈的内容张爱玲在《忆胡适之》里也说得草草。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说她是“二月里搬到纽英伦去”的，纽英伦是美国东北部六个州的总称，张爱玲即此指她动身往麦克道威尔去。显然她说的“二月”是指农历。因为该艺文作场审批委员会是公历3月2日写信回复，同意她的申请，而她是3月中旬才从女子宿舍启程的。

　　就在张爱玲抵达麦克道威尔之前，一位美国老作家也悄然来到这里，他的名字叫费迪南·赖雅。赖雅曾两次中风，身体精力不济，来此是想通过休养为写作积蓄能量。张爱玲到达麦克道威尔的第一天，即3月13日，他们见了面；第二天两人交谈了几分钟；3月下旬，他们已经开始互访对方的工作室；4月1日，他们在大厅中坐在一起享受复活节正餐；几天后，她将《秧歌》拿给他看，得到了他的赞赏；此后他俩单独来往的次数增多；5月12日晚，他们便做了成人的游戏，还被赖雅记进了日记。此时距他们第一次见面两个月还差一天。

　　张爱玲与赖雅的恋情发展，是如当年与胡兰成一般神速。赖雅其实与胡兰成有几分相似：年长如父，聪明有趣，阅历丰富，善于表达，善解人意，长于文墨；是又有她所看重的胡兰成的优点而无她受不了的胡兰成的缺点。

　　就因为张爱玲自小缺少父爱，使得她在心理上一直存在父亲角色的补偿需要。她早年的小说《茉莉香片》的主旨便是寻找真正的父亲，但那还只是她心灵渴求的反映。胡兰成的出现，使原本以为是难以企及的冥思忽然变作了可以追求的现实，她便“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她在与胡兰成感情出现危机前对记者说：“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那时的她还未料到男人的这个年龄却又是危险的年龄——大得还不够。此番看上大她30岁的赖雅，或有吸取教训的意思，当然即便有也是下意识里的。赖雅青壮年时，也是一位风流健儿。前妻是美国著名的女权运动家，离婚后，他也结交过不少动人的女朋友，可到了张爱玲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如同那个在香港请炎樱看电影的潘那矶先生——所有的辉煌都已成了过去，是个落伍的人了。力既不足，心也就无余，为妻也就再不用为他的专心与否操心，而他的智慧还在，风趣还在，其他的优点还在，当然好了。

　　使人惊讶的是，赖雅竟然与胡适同庚，同为1891年生人！单看张爱玲与胡适的交往，一般只会感到她对他的特别尊敬与他对她的非常关爱，及至看到张爱玲转身即与赖雅婚恋，这才使人蓦然惊觉张爱玲与胡适交往时，她的内心正何等的寂寞与脆弱。而她与胡适这一对才子才女，其实是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的。这时倘若回过头来再读《忆胡适之》，就会感到他们除了彼此的慈与慕之外，隐隐约约的也有一些什么火苗在摇曳，尤其是写她与胡适见的最后一面：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那“悲风”并非来自时代的深渊，而是来自张爱玲的心底。她心中的那等悲凉又从何而来？不免使人想起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的话：“张爱玲忽然很烦恼，而且凄凉。女子一爱了人，是会有这种委屈的。”

　　姑姑当年见了胡适报上照片之后那样的笑貌口吻，不仅一直留在张爱玲的印象中，此时也会在张爱玲对胡适的感情中起到某种发酵作用。而胡适对张爱玲与赖雅的恋情实际上也起了某种发酵作用，否则不会那么快得惊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一般会以为胡兰成是“沧海”，谁知却原来胡适是“巫山”呢！

　　而以张爱玲对胡适的依恋，以胡适的才子情怀，衍生出一段恋情，不是没有可能的。而若果真如此，相较于张爱玲与赖雅婚姻的辛苦，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当然胡适也有“力既不足，心也就无余”的状况，而张爱玲初至美国，还想有一番作为，即便情生于不知不觉，也还是会随时警醒而立即禁绝的。何况在当年，胡兰成的夫人她可以忽略；而现在，胡太太是那么著名地在那里，张爱玲再不会像年轻时与胡兰成那样“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了。

　　赖雅在麦克道威尔的期限是5月中旬，张爱玲则可逗留至6月底。赖雅于5月14日只身离开麦克道威尔，前往纽约州北部的另一个营地——耶多艺文作场。张爱玲在入住麦克道威尔的第二个月即向场方提出续期申请，可是夏季的名额已经满了。张爱玲在懊恼之余，却听说秋季尚有余额，于是赶紧预订。赖雅也订了同期。

　　本来张赖二人由各自的性情，萍水相逢之后，多半也就按照各自的生活轨迹运行下去。即便在麦克道威尔再次相逢，也还是不能排除曲终人散、天亮分手的结局，可结果是两人竟于当年8月奉子成婚了！

　　张爱玲与赖雅在麦克道威尔春风一度而至怀孕，显然事应在意料之中实际却在预料之外，张爱玲因缺乏思想准备而不免惊慌，好在赖雅这时的表现像个绅士——尽管他离婚30年来一直不肯再结婚，与张爱玲在麦克道威尔附近的车站分手后，他也没有想定要与张爱玲结婚。可是当他得知她怀了他的孩子而又显得十分无助时，自觉对这个可怜又可爱的东方女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于是毫不犹豫地写信向张爱玲求婚。12年前，张爱玲写《金锁记》，其中有一句话是：“男子对于女子最隆重的赞美是求婚。”不久她就得到胡兰成最隆重的赞美了。她《粉红的眼泪》里若留此句，应改为“男子对于女子最大的安慰是求婚”。可是赖雅“买椟还珠”——他坚决不愿留下她肚里的那个他称之为“东西”的胎儿。张爱玲本是“不喜小孩，小狗小猫她都不近，连对小天使她亦没有好感”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的，此时当然即便单为迁就赖雅也不会不同意，于是到医院里做了流产手术。虽然未必见得留恋孩子，可还是免不了有些感伤。令她感伤的还有她侨居伦敦的母亲病逝的噩耗传来。

　　那年她父母离婚后，母亲赴法国之前到她住读的学校里来看她。当着母亲的面，她“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可是当母亲离去后，她才“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这次与母亲永别，不知她是否也“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虽然她自言并不是多愁善感的人，胡兰成也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可是给读者的印象她也并不是个眼涩泪涸的人。不同的是，那次是“哭给自己看”的，这回却可哭给赖雅看了。

　　又做担保人

　　10月里，张爱玲与她的新婚夫婿双双重归麦克道威尔。虽然这次他们可住到来年4月，可是之后的去处不知在何方，赖雅向耶多的再次申请又被拒绝了，这使张爱玲不得不在入住麦克道威尔之前，就开始忙着四处申请别的艺文作场或基金会，像她40年代在上海初登文坛时的四处投稿。于是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适之先生：

　　久未通信，但是时在念中。我在二月里离开纽约，由出版公司介绍我到MacdowellColony麦克道威尔艺文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