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的女子，秀气的瓜子脸，精致的眉目，削肩微垂，气质优雅。很多人认为这是阮玲玉的侧面照，其实不然。虽然她像极了阮玲玉，但比阮玲玉要瘦一些，眉宇间也多了一丝恬静。正是因了这份气质，她才能够用豪放的笔墨，描写出秀美华丽爱情。作为我国第一代女油画家，她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带给人们的感觉也渐渐变浓，如在品茗一杯醇香的绿茶，经久不息。那些绵延不绝的故事，便是她流年里的日子点滴。
关紫兰喜欢画画，她对艺术的执迷源于家庭的熏陶。她的父母都是从事纺织行业生意，常常为棉布设计图案，所以对艺术这块也是比较内行的。加上他们只生了这样一个宝贝女儿，因此甚是疼爱，从小就让她受到良好的教育。由于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关紫兰对美术表现出异常的兴趣，父母见了心里暗喜，就有意识地往这方面培养。
她的进步很快，十几岁便进了艺术女校，并在那知遇了伯乐。洪野是第一个教关紫兰素描和色彩学的老师，他教学认真负责，对她也极为爱护。除了洪野外，还有一位恩师，也对她照顾有加。是陈抱一先生动员关紫兰到中华艺术大学继续深造的，因为他从平常的细微里已经看出眼前女子的潜质。一路有老师的关怀和家人的支持，关紫兰的学业之路走得也很顺畅，尤其是在中华艺术大学的那些日子里，她的绘画技巧进步很快，甚至有若干作品发表，引起轰动。
后来，我们便在《良友》杂志上看了关紫兰的第一幅作品。关紫兰的作品叫《幽闲》，名字和人一样，安静、闲致。边上有她一张照片，下边有一行小字：“关紫兰女士（本届优等毕业生）”，只见她左手托着下巴，安静地望着外面的世界，恬美、文雅，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我想：那时候她已决定，向更高处去追求艺术的无穷止境吧！
大学毕业后，关紫兰便在恩师陈抱一的建议下来到日本留学，进入日本东京文化学院。她的到来，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媒体争相报道，各路画家更是迫不及待与之相见。看来，她以前发的作品，在邻国日本早已是深入人心、期待已久。日本女画家龟高文子等均认为关紫兰的作品色彩鲜艳，构图巧妙，赞叹她有艺术天才，称赞中国人的头脑特别具有美术性。
在那儿，关紫兰一方面为了学习日语，另外一方面可以广泛地接触其他专业人士。日本学堂的优越学习条件和治学环境，比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课好多了。这里不仅有翔实的美术史料，印刷精良的洋画片，还有不少欧洲油画原作的临摹手笔。同时，关紫兰还时常可以看到西洋大师们的原作画展，真正领略西洋油画的奥秘。面对这一切，关紫兰感到欣喜不已。
在日本留学期间，关紫兰主要得益于两位日本著名画家的点拨。他们分别是油画家有岛生马和中川纪元，这两人均是留学法国的大才子，谙熟各种油画技术，尤其擅长法国野兽派的艺术，以形写意的笔触和大胆泼辣的色彩，简约又热烈的形体“变异”，对当时日本画坛冲击很大。关紫兰赴日后，对野兽派绘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加上本人对色彩的敏感，使她的画深得野兽派的精髓。她用笔豪放，潇洒自如，并时时透露出坚强与宏伟，俨然大家风采。
1930年日本当局发行的《水仙花》明信片，就是关紫兰在日本展览会上的作品。明信片是由兵库县发行到全日本，这对一个涉足日本画坛才两三年的刚出道者来说，的确是鲜见的现象。既聪明又漂亮的关紫兰在日本人气很旺，深得画坛同仁的赏识，在上层社会更是非常得宠。在《北洋画报》第128期上，我们见到一张关紫兰的照片：她坐在榻榻米上，右手搁在小桌上，桌上散放着一些书等，穿着一套学生服，白上衣，黑裙子，颈脖上戴着项链，面带微笑。
后来，关紫兰回了国，在上海唏阳美术院任教。同年夏天，她在华安大厦举行了个人作品展览。参观者异常拥挤，文艺界许多名人都到会。在展览会上的作品有她新创作的，也有一些旧作，但都很受欢迎。这些画的色彩鲜艳明丽，构图新颖，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同时，各大刊物也开始争相登载关紫兰的作品和照片，如当时知名的《万有周刊》、《良友》、《小世界》等。尤其是《良友》，不仅在封面上登关紫兰的大幅照片，还有整版的作品及相片。
为了自己的事业，关紫兰数度推迟婚姻，到了三十五岁才肯嫁人。后来有了女儿，她便选择沉寂一段时间。不管别人如何赞美，她都很清醒地认识自我，既不卖弄风姿，也不趋炎附势。她的脑子很清楚：在乱哄哄的世界，保持傲然一切的学术精神，并非没有意义，相反是功莫大焉。她作为一个艺术家，倘失去了一个新女性的品格、理性与智慧，仅剩下欲望和美丽，那又与幽巷里的普通家庭主妇有何区别，又何以修养治平、美育社会呢？
沉寂10年后，关紫兰在1941年再次举行画展。人们惊奇地发现：她的画有点改变，已经放弃了变形、夸张，而转入到写实的手法中去，可是这种写实，绝对不是庸俗，而是表现的、单纯的、洗练的写实。10年前粗健的力与雄壮的气势，变成了如新女性的美一样的画面。关紫兰的内心，是蕴藏着无限的强力，所以画面上比10年前更明快，更妩媚，更甘甜，而内在的一切更真挚、更亲切、更结实、更深沉了。
建国后，关紫兰住在虹口区，过着简单充实的生活。1963年，她成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又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到了上世纪60年代，她的头发逐渐灰白，但总是打扮得整整齐齐，将头发往后梳，着一身对襟中式棉衣，脖子围一条方格子苏格兰呢绒长巾，操一口带有浓郁广东腔的上海话。闲暇时的自己，也保持天生丽质的永恒。
“文化大革命”中，关紫兰已不再拿画笔，她伤透了心，可是对生活还是充满了信心。她经常散步到南京东路上的德大西餐馆和东海西餐馆去喝咖啡，有时兴致高，就到地处铜仁路上的上海咖啡馆去喝一杯浓浓的咖啡。关紫兰这种做人的逍遥心态，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年月里，也是迫不得已的最好方法。
关紫兰的一生，可谓既清高又矜持，到了晚年，还每月去长春路拐角上的斯维美理发店修饰自己，时常不忘记在身上洒些高档的进口香水，保持一种飘逸、清丽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尤其，她容不得那些“歌功颂德”的作品，认为那不过是垃圾一堆。上世纪3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的作品，稀缺而又珍贵。因此，关紫兰的不少作品也自上世纪90年代起，在拍卖会上以高价拍卖成功，影响巨大。其实，看过画的人，便知道关紫兰笔下传扬的千古韵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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