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开慧是如何认识毛泽东的，史料上无确切记载。
毛杨见面的时间应为1914年春。其见面的情况，根据许多人的回忆，各种说法大致差不多，即杨开慧先看了毛泽东写的文章后才见面的。
1914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杨开慧正在房中看书，忽听见父亲在外面屋子里连声叫好。
杨开慧赶紧放下书，从内房轻轻走了出来，只见父亲手里拿着一本学生的笔记，坐在那儿，边看边赞不绝口。她轻轻走到父亲身边，惊讶地问：
“爸爸，这是谁写的呀？”
杨昌济合上笔记本，递给女儿说：“你看看，你好好看看！”
杨开慧接过笔记本一看，只见上面题着“讲堂录”3个大字，下面署名：毛泽东。
于是，她坐在父亲身旁，打开《讲堂录》。谁知她一看就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住了。这本《讲堂录》是一些听课笔记和读书笔记，共1万多字。笔记所及，有外国的人和事，如拿破仑、恺撒、福泽渝吉、牛顿、富兰克林等，但大部分是中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典籍记载的人物，从殷周的伊尹、周公、孙武、孔子、孟轲，秦汉的张良、司马迁、严光，唐宋的李白、杜甫、范仲淹、朱熹、程颢、程颐、张载、周敦颐、郑樵等，到明清的王船山、侯朝宗、魏禧等共百余人；涉及的古文典籍有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及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文学家的言论和著作。
杨开慧仔细阅读《讲堂录》，她看着这厚厚的笔记，文字誊写工整，对人对事的看法十分深刻，既钦佩毛泽东的学习态度，又被他深刻的思想所吸引。看完这本日记，杨开慧便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心里暗暗希望能见到他。
一个星期天，朝雾还没有散尽，太阳刚刚露出头，毛泽东同蔡和森、陈昌、罗学瓒、张昆弟等几位好友一起来到了板仓杨寓。他们是应杨昌济之约，前来杨家一起讨论有关读书和哲学问题的。
众人一到，杨昌济满面笑容地将他们迎进客房。开慧正在房内看书，听到说笑声，也从里面出来。这时客厅里热热闹闹的。她看见其中有一位一米八多的青年，格外显眼：他身材高大，蓄着稍长的头发，穿着洗旧了的灰布长衫，十分朴实大方。杨昌济见杨开慧进来，马上向学生们介绍：“哦，这是小女开慧，正在家里自修。”
然后，他又向杨开慧逐个介绍青年们的名字。这时，开慧才知道这位高个子青年正是毛泽东。毛泽东、蔡和森、陈昌、张昆弟都热情地与杨开慧打招呼。毛泽东说：
“开慧同学，听杨老师讲，你在家发愤自修，已经读了很多书了。”
杨开慧人虽小，却在父亲的学生们面前一点也不拘束，她调皮地回答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呀！”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正是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一怔，马上问道：“你怎么也知道我说过这句话？”
“我看过你的《讲堂录》呢！”杨开慧笑着回答说。
大家一见杨开慧用毛泽东的话回答他，顿时都笑了起来。这时杨昌济对大家说：“让开慧也参加你们的讨论吧，学点见识！”
“欢迎，欢迎，我们正好没有女同学呢！”陈昌说。
他话音未落，突然门“吱呀”一声开了。“怎么没有女同学？还有我们两个哩！”
原来，是在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向俊贤、陶毅也来到了杨家。
向俊贤出生于湘西溆浦一个富商之家。她自幼聪明好学，排行老九，几个兄长曾留学日本，大哥向仙钺是湘西同盟会负责人，向俊贤自幼受其兄的影响，追求新知识。1912年秋，从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校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陶毅，字斯咏，湘潭人，也是富家出身，家里很有钱，此时也在第一女子师范读书，她与向俊贤既是同学又是好友。向俊贤和陶毅都是杨昌济的学生，并且经常来杨家。1914年5月13日杨昌济曾在自己的《达化斋日记》中记载了自己19岁的女学生向俊贤：
昨至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见本班二年生向俊贤之日记颇有抱负……可谓是教育界中之人才。
开慧见她们来了，连忙上前：“俊贤姐，斯咏姐，你们来啦！”
“我们也是赶来参加讨论的。”向俊贤说，因为昨日杨先生已告诉了她们今日毛泽东他们来家讨论的事情。
大家围坐在杨昌济身旁。
这是一群豪情洋溢、奋发有为的青年学生，他们满怀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急切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家放眼世界，纵情畅谈，从治学的方法，谈到做人的道理，从国家的兴亡，谈到自己的理想。
杨开慧坐在凳子上，两手撑住下巴，静静地听着他们的发言，生怕漏掉了一句话，一个字。她听着大家的讨论，仿佛步入了一个崭新的、从未见识过的世界里。
大家发言畅谈之后，杨昌济开始给大家讲《达化斋读书录》。这时，杨开慧才悄悄离开客房，协助妈妈向振熙为大家准备中饭。青年们畅谈了一整天。
傍晚，毛泽东、蔡和森和向俊贤他们走后，杨开慧立即打开笔记本，兴奋地记下这一天的心得。
以后，毛泽东和好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等，经常到杨昌济家聚会。
不久，他们的聚会又吸引了一个老秀才。此人名叫何叔衡，号瞻岵，宁乡人，1902年考中秀才，但“感时局之汹汹，人情之愤愤”，拒不到县衙门任职，宁愿在乡下种地、教书。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热烈响应。革命失败后，他又毅然辞掉在云山高等小学堂的教职，赴省会长沙寻找新的出路。1913年春，37岁的他和毛泽东同时考入四师，后又一起并入一师，与毛泽东成为挚友，都是杨昌济的门生。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杨家畅谈治学之道，纵论天下大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谈就是一整天。他们的座谈和聚会，吸引着杨开慧，也吸引着杨开智和柳直荀。此时，杨开智和柳直荀已考入了长郡中学，两人成为同班同学。他们都主动参加这些聚会。
杨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也使杨开慧的自修学习发生了新的变化。
学生要驱逐校长，毛泽东差点被开除
不久，毛泽东又做了一件叫杨开慧敬佩不已的“大事情”。
1915年上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第一师范宣布了省议会颁发的一项新规定：从本年秋季起，师范学校学生每人缴纳10元学杂费。
本来，师范学校是免费的。突然之间要10元学杂费，这对大多数穷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学生们议论纷纷，群起反对。
第一师范的校长名叫张干，字次崙。他在学校礼堂里挂着“大总统”袁世凯的“训令”，学生在礼堂集合时，总要求学生背读“训令”。学生对此十分反感。此外，张干还官气十足，到校上下班都要坐着三人抬的大轿，学生的举动稍不顺他的心，动辄要遭训斥，甚至挂牌除名。师范学校收学杂费令一出，有人即传出说这个规定就是张干为讨好当局而向政府建议的。本来，原四师的部分同学因合校后要多读半年书，对张干早就有不满情绪，于是，一场反对校长的学潮发生了。
九班学生首先组织全校宣布罢课。其他同学四处散发传单，揭露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之类的事实。毛泽东也在驱张的学生之列。但是，他一看传单，认为这没有击中要害，对同学们说：“我们不是反对张干当家长，而是反对他当校长，要把他从校长的宝座上拉下来。”
“那，如何把他拉下来呢？”有的同学问。
毛泽东说：“揭发他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专横跋扈，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事实。”
大家认为毛泽东的驱张主张有道理，纷纷赞同。接着，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后山君子亭起草了一份《驱张宣言》，经与罢课发起人商量后，立即派人坐守在印刷局连夜印刷，清晨带回学校，广为散发。
这时省教育司已派督学来校调处，要学生复课。学生不同意，纷纷递上纸条：
“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
督学没法，只好答复说：“这个学期快完了，你们还是上课，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然而，校长张干看到《驱张宣言》，又听到督学对学生们的答复，生怕自己真的失去校长宝座，恼羞成怒，要查办为首“闹事”的学生。一个学生告密，说传单是毛泽东写的。张干也从笔力雄浑的文风中，断定是毛泽东写的，于是马上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学生。
杨昌济、徐特立、王季范等教员对学生的正义行动十分同情。消息传出，学生群情激愤，杨昌济、徐特立等也为此愤愤不平。为此，他们发起和召集全校教职员工会议，抗议张干开除学生的决定。后学监王季范和袁仲谦等教员也反对，在巨大的压力前，张干不得不收回成命。开除毛泽东等人没有成为事实。
毛泽东起草气势磅礴的《驱张宣言》，给无理开除学生的校长张干迎头一棒。杨开慧知道后拍手叫好。
张干收回成命后，不久，杨昌济辞去了一师的教职，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但是，他和毛泽东等一师学生的亲密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这年7月5日，杨昌济举家迁往河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他家学习和讨论，他还在家里专门辟了一间客房。每当这些学生来后，亲密的谈话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坐下来一大桌，去留都十分随便，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要是毛泽东能到北京来，该有多好！”
这时，杨昌济在全国教育界很有影响，尤其是在伦理学研究上知名度很高。他一边教课，一边主持创办湖南大学。辛亥革命前，他和好友章士钊就曾酝酿过创办湖南大学。归国后不久，在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余归国后对教育之所感》中，又提出创办湖南大学的设想。1916年底，北洋政府成立了“湖南大学筹办处”，由杨昌济主持其事。
然而，由于经费困难，湖南大学的筹建工作一波三折。1917年，章士钊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兼逻辑学高级讲师；他向校长蔡元培推荐杨昌济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蔡元培同意，函邀杨昌济前往北大执教。此时，杨昌济早对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倒行逆施不满，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由学风，接到蔡元培的邀请后，便欣然应聘。1918年6月初，他举家迁往北京。
临行前，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罗学瓒、张昆弟、陈昌、已改名为向警予的向俊贤、陶毅、蔡畅等人前来送行。杨开慧看见他们，心里依依不舍，怅然若失地说：“我们到了北京，只怕难得见面。”
说罢，她望着即将分别的毛泽东，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仿佛在期待着什么。
但是，众目睽睽，毛泽东没有说什么。
上车时，杨开慧又说：“我真想留在长沙，和你们在一起。”
向警予说：“到了北京后你可要多来信，报告好消息啊。”
杨开慧若有所指地回答：“你们要记得我！”
“你也要多写信和我们联系呀！”这时毛泽东会意地回答，“我们会想着你的。”
到达北京以后，杨昌济住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9号。
在北大，杨昌济负责讲授两门学科，一门是“伦理学”，这是本科的必修课；一门是“伦理学史”，这是选修课。他讲授伦理学用的教材是德国人鲍尔生写的《伦理学之根本问题》。这本书是他自己从日文翻译过来，并由北京大学出版部正式出版。他讲的《伦理学史》，则主要是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吉田静致的《西洋伦理学史讲义》。在长沙期间，他把这本讲义译成中文，当作高师学生的教材，但是没有翻译完。此书1919年北大出版时稍有添补。1920年他逝世以后，又曾经再版。胡适在再版的《跋》中，对该书作了很高的评价。
豆腐池胡同在鼓楼后面，9号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杨昌济在门上仍挂着一块铜牌“板仓杨”。
来到北京后，杨开智转入北京汇文学校就读。杨开慧仍然在家。
这时杨开慧已经17岁了。母亲向氏为她做了一件杏花绸的薄棉衣，一件漂亮的浅灰色绸料夹衣，杨开慧不穿，给了嫂嫂李一纯。妈妈想给她打几件首饰，她也不要，笑说母亲是“俗人之举”。
在北京，杨开慧没有改变以往在长沙时的习惯，她不讲吃，不讲穿，不追求个人享受，仍然穿着粗衣布裙，梳着普通的蝴蝶头。她无意于京城的繁华、古建筑的美好，却非常关心时局的发展。
时代在向前发展。这时的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思潮的会聚地点。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常到这里讲学，宣传革命道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刊物到处都是。
建党伟业中的杨开慧与毛泽东
杨开慧认真阅读这些刊物，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知识，吸收各种新思想。
但是，在北京的日子里，她又总是觉得像缺少了什么似的，常常怀念起在长沙的那些难忘岁月。究竟缺少了什么呢？她开始还不甚明白。后来，她才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家里缺少过去那种生气勃勃的讨论会，北京缺乏长沙那些谈得来的朋友，在学习上，也没有像毛泽东这样的兄长做老师。于是，在家里，她更加拼命地看书学习，以求摆脱孤寂无朋的落寞。
然而，每当她碰到新问题，百思而不解的时候，便又禁不住想起毛泽东深入浅出地为她剖析疑难的情景，突然之间，杨开慧有一种感觉：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刻！毛泽东铿锵有力的谈吐、和蔼可亲的面容、高瞻远瞩的议论，犹在她的眼前耳边，立即，她又精神一振。
有时，读书感到疲劳了，她合上书本，用手支撑着下颌，不禁在想：“要是毛泽东能到北京来，该有多好！”
北海桥头的初恋
杨开慧全家一走，1918年6月，毛泽东也在湖南一师毕业，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
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面临着新的生活道路的选择。
不久，他就接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的来信。信中，杨昌济告诉毛泽东说，北京正在筹组留法勤工俭学，这是一条很好的发展之路。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蔡元培、吴玉章和李石曾等人倡导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在中国招募了十五六万华工去作战争勤务，由于华工们吃苦耐劳，后来法国又继续来中国招募工人。居留法国的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立即创办勤工俭学会，以“勤以工作，俭以求学”为号召，倡导国内青年利用此机会在法一面工作一面求学；并且，蔡、李还联络法国文科大学教授欧乐、众议院议员穆岱等组织了一个华法教育会，由蔡元培任会长，吴玉章为会计，李石曾任书记，在华工中开展教育工作。1917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回国后，又在北京设立了总会，宣传勤工俭学的主张，并在东城方家胡同创办留法预备学校，由法国铎尔先生教授法文，专门组织国内有志青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杨昌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从蔡元培处得知华法教育会召集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消息，马上将此事写信告诉了远在湖南的毛泽东。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振奋。这时湖南政局乱极，走马灯式的军阀更迭，教育被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在这种情况下，新民学会向外发展，才有出路。新民学会成立时就已讨论过出国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又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6月下旬的一天，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暲、萧子昇、何叔衡、李维汉、陈赞周、周世钊等人，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赞周、萧子昇处，集中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十分必要，应尽快进行，并决定蔡和森、萧子昇“专负进行之责”，先行前往北京。
临行前不久，蔡和森对母亲葛健豪和妹妹蔡畅说：“我此次计划留京4年，每年回长沙一次，以与各界联络。”
葛健豪和蔡畅也十分支持他的北京之行，并且对留法勤工俭学暗暗心动。
蔡和森和萧子昇到达北京后，寄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家里。
经过杨昌济的介绍，蔡和森和萧子昇专门拜访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还见到了李石曾。
在拜访中，蔡和森向蔡元培、李石曾等详细谈了湖南青年要求赴法勤工俭学的愿望，表示迫切希望得到华法教育会的支持。蔡元培也把自己计划“网罗海内人才”的想法告诉蔡和森，鼓励他多做联络进步青年的工作。在此之后，蔡和森还会见了李大钊、章士钊等人，并就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同杨昌济作了多次的研究。
然而，此时的华法教育会，对如何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没有具体的措施和安排，蔡和森感到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如最重要的是赴法经费、出国护照和补习法文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蔡和森想着请毛泽东长驻北京，一面主持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一面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对国内问题进行自由研究。而他自己则打算到法国去，集中精力了解国外的革命形势，进行革命理论的探讨，并扎扎实实学习几年。杨昌济支持他的想法，并要他催促毛泽东早日来京。于是，蔡和森在北京多次给毛泽东写信，及时转告自己的活动情况，以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然后，他在信中催促说：“严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弟以一面办报一面入学为言，师甚然之。”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同罗章龙、张昆弟、萧子昇、罗学瓒、陈赞周、李维汉等25名青年一起，其中包括曾与蔡和森在省高师文史专修科的同学邓中夏，由长沙启程前往北京。但是，车行至河南郾城时，正遇沙河涨水，铁路被冲断，火车无法通行，在郾城城郊停留一天一夜，第二天步行到许昌。
结果，直到19日，毛泽东一行才抵达北京。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
大队人马来到北京后，毛泽东住在杨昌济家中，其他会员则散居在湖南一些县设在北京的会馆里。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杨开慧有一种莫名的感觉。虽说分别只有3个月，仿佛几年似的，现在同毛泽东在一起了，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一时竟然默默无语。结果，还是毛泽东先开口：
“你最近自学如何呀？《新青年》看了没有？”
“每期都读了，里面好多文章好极了，我几乎能背下来。”
“我写了好几封信给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你的信写得真好，我当文章读呢。妈妈还要了你的信去看哩。”
“他们对我们通信有什么意见？”
“爸妈说你人品好，才学高，有志气，踏实果敢，要我多向你学点。”杨开慧顽皮地笑着。
“真的？”
杨开慧羞怯地点点头。
毛泽东住在杨家，他与开慧的感情交流日益增多。严肃的杨昌济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掌上明珠与得意弟子之间的感情，他没有为难他们，他珍爱女儿，也喜欢这位激进、睿智、不修边幅而又抱负非凡的学生。毛泽东与自己女儿日益接近，对此，杨昌济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在这一期间，三人时常在客厅中一起座谈。
“润之，小女向我推荐了你的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一天，杨昌济稍顿一顿，瞥了女儿一眼说。
杨开慧脸色微红，垂下眼帘摆弄衣襟。毛泽东谦逊地笑道：“那是去年写的，是受先生野蛮体魂思想的影响而作的。”
杨昌济又说：“其中，‘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讲得好。促使国家富强的活力蕴藏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只有激励个人的主动性才能迸发出来。”
“是呀，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个人强健，社会才有希望。”
“嗯，‘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从《心之力》发展到这一段论断，这是你个人研究经历的成果。”
然而杨昌济说罢，略一沉吟，又换一种疑问的口气：“不过，你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这里的意思……开慧，你是怎么看的呢？”
原来杨先生发现在他与毛泽东谈话时平时一贯喜欢插言的杨开慧一直坐在旁边沉默，此举意在也引发杨开慧加入讨论之列。杨开慧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人家用枪炮来了，你不用枪炮对付又怎么办？体不坚实，见兵而畏之……我看这个有道理。”
毛泽东听到此话，悄悄地望一眼杨开慧，他感觉杨开慧的心与他是相通的。接着，他说道：“这篇文章之所以有些幼稚，就是国人除了强体之外，还得有强健的头脑才行，否则还是难免受到列强欺压。”
“是的，社会必须彻底改造。”杨昌济赞同地点点头。
住在杨家的日子里，毛泽东与杨开慧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经常漫步在北海桥头，欣赏着古都风光，体验着初恋的甜蜜。
但是，由于每天来往奔波，学习和商量工作都很不方便，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昇等8人搬到了一起，住在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这是一个破旧的小院，8个人聚居一间很小的房子里，睡在大炕上，同盖着一条大棉被。生活虽然很清苦，但毛泽东仍然感到生趣盎然。他后来回忆说：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古都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一天早饭过后，杨开慧来到了毛泽东他们的住地，她看到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罗学瓒等8人住一间小房，挤在一个炕上，笑嘻嘻地说：
“8个人挤在一起，切磋琢磨，抵足而眠，多热闹。”
毛泽东笑道：“这叫做‘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连翻身都要事先打招呼！”
蔡和森：“霞仔是来看润之的吧。”
杨开慧：“我是来看大家的，爸爸问你们在北京有什么困难，尽管说，不要客气。”
蔡和森诡秘地一笑说：“我们的困难，润之一概全知，让他出去告诉你吧。”
毛泽东会心地笑了。他带着开慧，走出了小屋，漫步林荫道上。
杨、毛通信，称呼“润”、“霞”
毛泽东等人到京后，湖南先后到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四五十人，是全国来人最多的省，并且萧子昇还做了李石曾的秘书。由于华法教育会准备工作没有作好，一时还不能赴法，一部分人出现急躁情绪。毛泽东一方面安慰大家，反复说明充分准备的必要性，一面和蔡和森等人一起，频繁奔走于有关方面。在杨昌济的协助下，蔡元培同意为湖南先办一预备班，共60人。预备班在方家胡同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由蔡元培主持，杨昌济讲了话，一批湖南名流也应邀参加。
会后，并在报纸上发表了消息。
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他各省的青年，也陆续来到北京。
不久，华法教育会把预备班分设3处。一处在北京大学，一处在保定育德中学，一处在河北蠡县布里村。其中，萧子暲、萧子昇、陈赞周、罗学瓒在北京，蔡和森在布里村，张昆弟、李维汉等人在保定。预备班一面学习法文，一面进工厂实习，学习操作机器等，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
此时，毛泽东留在北京。同行来京的罗章龙已考进了北大预科，杨昌济本来希望毛泽东也去报考北大。但是，教育部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毛泽东只好暂时搁下了这一想法。进不了北京大学，生活费用也没有来源，毛泽东很想找个职业。最后，经过杨昌济的联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写了一个条子，交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在图书馆。
10月间，毛泽东被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还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
这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8元。但因为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毛泽东对这个工作相当满意。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在这里，毛泽东不仅读到了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而且参加了北京大学新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他还见到了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也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并且，他还结识了陈独秀，并受到他的很大影响。
由于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为给毛泽东以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此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关注，李大钊是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他《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并且阅读了他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并且，毛泽东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等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
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和罗章龙、邓中夏经常在一起。由于和毛泽东谈恋爱，杨开慧也经常去北大，与他们常在一起交谈、讨论问题。
毛泽东一边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一边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之事。
为了帮助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筹措旅费，杨昌济又协助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找到旅京湖南人士熊希龄、范源濂，说服他们将手中的一笔前清户部应退还湖南粮、盐两税超额余款的利息提了出来，作为旅法的开支费用。杨昌济对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情赞助，使湖南留学青年十分感激，也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不久，新民学会的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成员即将启程法国。
然而，正在这时，杨昌济却病倒了。他多年胃病发作，全身浮肿，最后不得不搬到了西山卧佛寺疗养，全家也转搬到此，杨开慧和母亲一起侍候在病榻前。
杨昌济生病后，毛泽东等人常来探望。
一天下午，毛泽东来卧佛寺看望过杨昌济，杨开慧送他出来，她知道萧子昇等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马上要从上海启程了，关心地问道：“你真的不到法国去吗？”
毛泽东点点头：“是的。”
“你为赴法勤工俭学作了这么多的工作，为什么自己又不去呢？”
对此，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他回答说：“现在国是危难，要有人到外国去，学习新东西，研究外国有用的学问，拿回来以改造社会和中国；但是全出去也不行，还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的问题。”
“所以，你就留在国家？”
“是的。”毛泽东顿了顿，接着又说：“我原以为对中国很了解，现在北大这一段时间，反觉得自己对中国了解得太少，留在国内，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作些切实的研究，对国内问题作一些更深入的了解。”
杨开慧被毛泽东这种胸怀全局、心忧天下的感情深深感动了：“你觉得留在国内更好，我也支持你！”
山坡山岭上披着绚丽的晚霞，夕阳下，高大的毛泽东和娇小的杨开慧，一高一矮地走着，娓娓而谈。最后，毛泽东告诉她：“我马上要回湖南去了。”
杨开慧说：“你还是忘不了你那个湖南啊！”
毛泽东笑着说：“希望你也快些回到湖南去呀。”
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就要启程出洋，毛泽东打算去上海送行；并且，入春以来，他的母亲文氏病情日益加重，他准备从上海送完萧子昇他们后再回湖南。
“我也向往湖南，只是父亲的病……”杨开慧说。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告别杨家，离开北京前去上海，送别了萧子昇等湖南赴法青年后，他又拜访了被北洋政府逼到上海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进了修业小学。
此时，他的同班同学、新民学会的会员周世钊在修业小学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6节课。
毛泽东与杨开慧分别时，两人曾约好以后互相通信，交流思想。毛泽东回到了湖南后就马上给杨开慧写了信，杨开慧回信。这时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称呼就是一个字：“润”。毛泽东的回信，称呼也是一个字：“霞”。
“忽然一天一个炸弹跌在我的头上”
人生的道路多有曲折，人们的恋爱也多有波折。
杨开慧在与毛泽东的恋爱过程中，也出现过波折。
在杨开慧的《自传》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述：
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忽然一天一个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被这一声几乎毁了！但这是初听这一声时的感觉。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爱他，检(简)直有不顾一切的神气；他也爱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终究没有背叛我，他没有和她发生更深的关系，反而因此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
事情是这样的：1919年秋，新民学会在周南女校召开年会，吸收了一批女教员、女同学参加学会。
周南女校是湖南早期一所很有名的女子学校，坐落在长沙城北泰安里。1904年夏，曾同杨昌济一起留日的周家纯学成归国，在长沙望麓园宁乡速成师范任教，学生有徐特立、谢觉哉等。
周家纯是个教育救国论者，又是一个极有思想的人，回到长沙后他并不满足于在宁乡速成师范教书，决定兴办女学以解放长年来被束缚在家的妇女。
1905年春，周家纯在自家的蜕园的一角，招集30个女生，办起女学，并取《诗经·国风·周南》之义，正名为周南女学堂。1908年，省政府准定名为周南女子师范，于是该校名气大振，学生由39人增加到380人。辛亥革命后，周家纯改名为朱剑凡，以全部身心投入周南女子师范的兴办和教学之中。
1913年，黄兴深为朱剑凡毁家兴女学精神所感动，特捐银千两，以表赞助。与此同时，朱剑凡兼任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长沙市小学校董事会会长。在朱剑凡的苦心经营下，周南女校在全省女学中很有名气。
然而10月份，湖南督军汤芗铭来湘后，与窃国大盗袁世凯同声呵气，大肆逮捕革命人士，迫害进步势力，师生偶谈国事者即遭诬陷和杀害，因此人们称他为“汤屠户”。朱剑凡不愿与汤芗铭同流合污，1914年冬，愤而辞去省立第一女师校长之职。
正在省立一女师读书的向俊贤，听到朱校长辞职的消息后，异常惊骇。她一向钦佩朱校长，曾经目击一女师在朱校长的领导下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景象。现在朱校长辞职，她与好友陶毅等同学一商议，立即离开省立一女师，转学到朱剑凡创办的周南女校。此外，她还特意将自己的名字由俊贤改为“警予”，以表示对封建复辟势力的警惕与反抗。
在周南女校，向警予与蔡畅结下了最深厚的友谊，向警予、陶毅和蔡畅被称为“周南三杰”。毕业后，向警予回家乡溆浦办学，但她经常与周南女校保持密切联系。她有事来长沙时，即住已在周南女校任女生舍监的陶毅处。1918年9月，蔡畅去信邀向警予来长沙组织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向警予欣然答应，旋即离开溆浦来到了长沙。不久，她与陶毅一道加入了新民学会，成为该会最早一批女会员。以后，女生魏壁、周敦祥、劳君展等也相继入会。
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毛泽东英姿焕发的风采和办事细心果断的气质，为一批女教员所钦佩。其中，同为湘潭的同乡，陶毅更是对他倾慕不已。
陶毅，1896年出生，曾是周南女校的高才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她是一位新型女性，思想激进，主张教育救国，并且家境富有，又是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她十分倾慕毛泽东，常常有意地接近毛泽东，并且开始追求他，于是，密切的交往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
毛陶相爱之事让杨开慧知道后，她很是伤心了一番。
其实，在与毛泽东的恋爱过程中，杨开慧也时常遇到朋友的追求。她年轻漂亮，又是杨昌济教授惟一的女儿，在杨昌济的门生中，很多北大学生如霍春等都喜欢她，并且追求过她。然而，当他们提出要与开慧约会时，都被婉言谢绝。因为杨开慧早已心有所属。
毛泽东与陶毅虽然同为湘潭人，并且志向也相同，但是家境却十分悬殊。陶家是湘潭一带有名的富户，陶毅与毛泽东的交往立即遭到了父兄的强烈反对。结果，由于女方家庭的反对，毛泽东和陶毅初萌的爱慕关系很快便戛然中止，没有持续下去。
毛陶分手后，友情仍存。1920年7月，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陶毅是主要投资人之一；同年10月毛泽东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毅是附议人之一。毛泽东发起驱张运动，也多次与陶毅、易礼容等通信。毛陶分手后，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彭璜曾热烈追求陶毅，但遭拒绝。陶毅终生未嫁，后来去了上海，在那里从事教育工作。1931年去世，年仅35岁。这是后话。
毛陶相恋一度使痴心的杨开慧闷闷不乐很长时间，在情感上受打击很大。
杨昌济夫妇只生有一儿一女，素来看得很重。开始时杨昌济对女儿与毛泽东的交往是赞同的，但经过这次毛陶相恋之事，他开始有所顾虑，并且因毛泽东比开慧大七八岁而专门与她谈过一次话。但是，事后杨开慧向母亲表白：“我是为母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
母亲明了女儿的心迹，赞同了杨开慧的选择。
毛陶分手后，毛泽东与杨开慧和好如初，并且更加亲密了。杨昌济见开慧与毛泽东的恋爱关系越来越深，也最终打消了顾虑。
于是，杨开慧与毛泽东的亲事，在杨家内部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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