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暴动的双枪女将贺自珍

革命暴动的双枪女将贺自珍

　　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正当贺自珍沉浸在战斗的欢乐中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举起了屠刀。

　　1927年3月6日，江西省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被杀害。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5月21日，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永新县的右派在这种气氛下，蠢蠢欲动。县党部主席周继颐原来是个假左派真右派，这时撕下了左派的外衣，公然叫嚷在县党部和民主政府中任职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他还下令工人纠察队、农民赤卫军要全部交出武装。在县党部里，其他一些原来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也急剧地向右转。一时间，永新县里杀气腾腾。

　　1927年6月，临时县委立即讨论了这个形势。大家认为不能退让，要主动打击这股反革命势力。在反动派还没有动手之前，他们指挥工农武装，抢先逮捕了一批右派首领，把他们关进监狱，保住了革命的政权和武装。

　　这时，贺自珍在吉安。党为了开展吉安县的妇女工作，把她调到那里，担任国民党吉安县县党部妇女部部长和共产党吉安县妇委书记。

　　贺自珍在吉安，早已脱下学生装，穿起了江西妇女的普通衣着：一件藏青色的大襟短衫，一条深色的长裤，脚上穿着一双布做的凉鞋，鞋上扣上三个连在一起的扣子。这是当时永新最流行的式样。

　　有一天，她正在吉安县党部办公，永新县委的一位同志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告诉她：“永新出事了，右派夺权了！”贺自珍吓了一跳，连忙问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6月份永新左派逮捕右派头面人物的时候，有人漏网了。他们逃离永新后，就同李乙燃土匪武装相勾结，用重金收买他们，武装攻打永新县城。于是，由右派领路，这股土匪突然袭击了永新。他们晚上摸进城，把正在农会开会的一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团团围住，全部抓了起来。他们还捣毁了县党部和县里的民众团体，强行缴去了工人和农民赤卫队的武装。那些被左派关在监狱里的右派，全部放了出来。他们到处抓人，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已经有一百多人被关进监狱。这位同志还介绍说，她哥哥贺敏学在大逮捕时已经逃离了县城，隐藏在永新附近的一个庄子开会，准备重新组织武装力量围攻县城，可是消息被走漏，他在乡下被捕了。她的妹妹贺怡和父母亲都逃离了永新，不知躲到什么地方。这就是永新县的“六·九”事变。

　　她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心里像烧了一把火。被关在监狱里的同志现在怎么样了？会不会遭到不测？永新的革命怎么样了？还能够再起来吗？特别是从附近几个县传来的都是这样的坏消息：什么地方右派夺权了，工农武装被缴枪了，共产党员被杀害了。那些天，她真是坐立不安，彻夜难眠。

　　永新县一些逃离虎口的共产党员，陆续来到吉安。当时吉安的政权还没有出现反复，算是一块暂时的“绿洲”。她从这些同志的介绍中了解到，永新被右派逮捕的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已经达到四百多人，右派扬言要对其中一部分首要分子处以极刑，情况真是万分危急。

　　几十年后，贺自珍谈起永新事变时，十分感慨：“我同从永新逃出来的同志议论过这次事变的原因和后果。当时，在井冈山这一带，我们永新党的力量是比较强大的，群众基础也是好的，我们想不通，怎么一下子就失败了呢？有的同志说，只怪我们缺乏斗争经验，以为把右派头目抓起来，杀杀他们的威风，他们就不敢乱动了，没有杀他们一批，结果他们翻过身来把我们整垮了。现在看来，这也不是永新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中央推行一条右倾投降路线，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步步进逼面前，采取退让的政策，致使全国的反动势力来了一次大反扑。这是全局性的问题，不是永新一个县的共产党员所能抵挡得住的。”

　　当时，他们没有时间对事变进行更深入、系统的总结，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主要的问题是：革命失败了，今后怎么办？

　　贺自珍在讨论会上慷慨陈词：“大家都说苏联十月革命好，那是人民奋斗牺牲争来的。我们的国家要像苏联那样，就要不怕流血牺牲，奋斗到底！”

　　贺自珍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们一致表示，要把革命进行下去。大家决定首先做两件事情：一是起草一份宣言，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革命的罪行，由欧阳洛等带着宣言赴南昌，向省政府请愿，要求清查永新的反革命事变；二是马上联络附近几个县的工农武装，联合攻打永新城，救出监狱里的同志们。会议还一致通过，在吉安重新建立一个县党部，还要把各个民众团体都恢复起来，成立一个各个团体的联合驻吉安办事处。

　　几天以后，永新县党部的牌子、永新各团体驻吉安办事处的牌子先后挂出来了。

　　宣言很快也起草出来，贺自珍参与了意见。当她看到最后改好的宣言时，激动地轻声读起来：

　　“各界革命民众们，你们的革命情绪——反抗、奋斗、牺牲——会不会因蹂躏而忍受，因摧残而消沉？这是绝对不会的。革命本来就是被压迫阶级起来推翻压迫阶级之统治，以求解放，因此反革命的屠杀，不但不能消灭革命，实际是促成革命；革命民众不但不因屠杀而消沉，反而因屠杀而更觉悟……”

　　“革命民众们，我们只有在再次摧残屠杀之中，深深地认识反革命之残酷，更确定我们的决心！在再次失败流血之后，整顿我们的队伍，严密我们的组织，不要灰心，不要丧气，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运用很好的革命策略，预备同反革命派决一死战，最后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宣言写得多么的好！它是永新县的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屠刀下，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中，坚持革命的一片红心！

　　欧阳洛等人带着宣言，赴南昌请愿，要求清查永新县的反革命事变。他们到南昌后，请愿没有结果。随即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起义后，欧阳洛历尽险阻到了武汉，找到党的组织，担任了湖北省委书记，后来被敌人逮捕，惨遭杀害。

　　三路聚兵打永新

　　永新县驻吉安办事处在派出请愿人员的同时，又派人同附近几个县的农民自卫军联络。他们联络了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这时袁文才已加入共产党，他和王佐原来带领的队伍改为农民自卫军)、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县农民自卫军和杨良善率领的莲花农民自卫军。永新驻吉安办事处约请他们按指定的时间从三路起兵围攻永新。王新亚原是北伐军的一个营长，是湖南浏阳人，北伐军离开永新时，他被留了下来，协助这一带的革命政府组织工农武装。

　　永新南乡的农民武装基础比较好，永新驻吉安办事处通过那里的党组织，也请他们参加围攻永新的战斗。

　　为了组织好这次暴动，贺自珍设法同永新县关在监狱里的同志取得联系，把武装攻打永新的消息、日期，告诉那里的同志们，以便里应外合。细心的贺自珍没写片言只字，而是委托一个可靠的老表，秘密回到永新去，把联合进攻永新的日期告诉她的舅母，请舅母通知狱中的同志。这个老表果然把口信带到了。

　　再说贺自珍的父母和妹妹贺怡，在右派搜城捉人的时候，逃到邻居家的柴房里，躲了起来。当晚，他们在亲友的帮助下，摸到城墙上，用几匹白布接在一起，绑在腰上，坠墙出城。他们有一个亲戚在吉安的青原山当和尚，三个人就投奔这个亲戚去了。家里留下的小弟敏仁和小妹仙圆，由舅母收养。贺敏学被捕后，舅母常常打发小仙圆到监狱里给哥哥送饭。这次，接到贺自珍的口信，她就在送饭的竹筒里，塞上一张小字条，让仙圆送到监狱里。小仙圆不辱使命，完成了送信的任务。但是，在永新暴动以后，反动派重新控制了永新，他们抓不到贺敏学、贺自珍，把一腔怒火发泄到这个不满十岁的小姑娘身上，残酷地把小仙圆杀害了。这是后话。

　　与贺自珍设法传递口信的同时，永新监狱中的同志也在战斗。他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是贺敏学。他们也想到了武装暴动这条路，也打算联络袁文才、王佐、王新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贺敏学把这些意见写在一张薄薄的小字条上，把它塞在一把旧扇子竹把的空洞里，买通了一个看守，把扇子送了出去。

　　永新暴动的日期到了。贺自珍惦记着暴动的成败，决定回永新参加战斗。她把吉安的工作交代以后，就匆匆地赶回永新。

　　时值盛夏，暑气逼人。她走在通往永新的路上，一串串汗水从脸上流了下来，没多大工夫，衣服就湿透了。天气热，贺自珍的心更热，她多么想早一点知道，农民自卫军到了永新城下没有？战斗进行得怎么样了？监狱里的同志们安全脱险没有？她心里急，走得更急了。

　　从吉安到永新，是一百八十里山路。贺自珍还从没有这样长途跋涉过，只得走一段，坐一段轿子，直到第三天的下午，才赶到永新。当她远远地看到永新的城墙上飘扬着一面红旗时，心里一阵激动，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暴动成功了！她忘记了疲劳，一阵急跑，奔进城去。

　　展现在她面前的，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景象：街上人来人往，个个脸上挂着喜悦的笑容。国民革命政府的牌子又挂出来，县委也成立了。三县农民总指挥部的大布告，赫然贴在墙上。贺自珍走近一看，原来是安民告示。铁铺里炉火通红，锤声丁当，人们正在加紧锻造梭镖，要重新组织自己的武装。乡亲们告诉她，三天前三县的农民武装攻破了永新城，监狱里的同志们全部脱险了。永新南乡有几百名农民用他们的鸟枪、土炮也参加了暴动。

　　她在县城附近的一个庄子里，见到了这次武装暴动的领袖们。大家告诉她，暴动后，他们以狱中党支部作基础，成立了永新、宁冈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了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贺敏学是党委书记，王新亚是总指挥，袁文才、王佐是副总指挥。

　　贺自珍到来时，他们正在开军事会议，讨论暴动后的行动。她刚从吉安来，一路上听到南昌暴动以及暴动队伍已撤出南昌，并开往广东的消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同志们。大家分析说，汪精卫已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公开撕下了国共合作的假面具，反革命势力非常猖獗。敌人从江西、湖南调集六个团，准备向安福、莲花、永新扑来，并已经占领了这些县的大部分地区。另外，永新的民团并没有走远，他们就在县城附近，准备配合国民党的军队，卷土重来。很明显，光凭三县农民武装，要守住永新城，是不可能的。会议决定，再打一仗，然后主动撤离永新。莲花的农民武装仍回莲花活动；对湖南比较熟悉的王新亚，决定带领安福的农民自卫军，到浏阳一带打游击；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仍回井冈山；永新一部分南乡的农民武装回到家乡去，一部分与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上井冈山。暴动的队伍所以决定分三路行动，是贺敏学同王新亚两个人商量提出来的。他们考虑，一是分散开不致目标过大，二是如果一处革命遭到挫折，另一处的同志还可以继续战斗。因此她完全同意这个决定。

　　军事会议还对永新的这一仗作了具体的部署：三县的农民自卫军全部撤到城外，分别占领有利地形，埋伏下来，以逸待劳。永新县的人民和南乡的农民自卫军，则组成赤卫队，负责守城。

　　贺自珍的任务是，带领一支赤卫队守永新南门，永新南门也叫禾川门。禾川河就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流过。贺自珍接受了任务，就赶到南门来。她发现这支赤卫队有几十人，只有三支枪，其他全是赶造出来的梭镖。贺自珍背着一支步枪，腰上扎着一根皮带，挂着子弹带，在南门上带领赤卫队员挑土运砖，修理暴动时打坏的城墙。

　　接着，她又根据战斗打响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对每个赤卫队员的任务，作了细致的布置和安排，使人人职责分明。她还把城里的儿童团员也动员起来，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是，准备炮和铁桶，越多越好，带到城墙上来。”儿童们都照办了。

　　贺自珍又想，枪少梭镖多，敌人在城下，我们在城上，怎么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呢？她想了个好主意，让队员们搬许多大石头到城墙上来，等敌人靠近城墙时，往下砸。

　　手下的赤卫队员，多数年龄比她大，有的还是她的叔伯辈。大家看着这个才17岁的女指挥员，工作细密，考虑周到，似乎她曾经带兵打过多少仗似的，所以都非常尊敬和信任她。

　　“双枪女将”传说的由来

　　这次向永新进剿的，是从湖南开来的一个特务营，共有三个连。他们头天傍晚在离永新几里路的一座山下扎营，第二天拂晓，留下一个连守营地，其余两个连分两路向永新南门扑来。

　　三县的农民武装早已按预定计划埋伏好了。莲花的农民自卫军埋伏在敌人的东面，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埋伏在城外禾川河的西面，以便从两面夹击敌人；安福的自卫军则在敌人出动后，由王新亚带领，绕到山的后面，偷袭敌人的老巢。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还故意在南门的前面，留下一块开阔地带，引诱敌人冲过来。总指挥部的党委书记贺敏学也同贺自珍一起，在南门上严阵以待。

　　敌人一路上没受到什么阻拦，很快就开到南门下。他们以为农民自卫军都吓跑了，马上下令驾云梯攻城。霎时间，十几部云梯搭到了城墙上，当官的喝令敌兵往上爬。

　　这一切，贺自珍和赤卫队员在城墙上看得清清楚楚。队员们纹丝不动，只用紧张的、期待的目光望着贺自珍，等待她发出攻击的命令。贺自珍从来没有指挥过打仗，看着敌人像蚂蚁一样往上爬，不由得心里有些发慌。她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用心思索怎样做才能比较好地对付敌人。她看看云梯上的敌人还只爬了一半，上半截梯子还是空的，心想，如果等敌人爬满了梯子再动手，不是可以一次消灭更多的敌人吗？她决定再等一等。站在旁边的贺敏学大概明白了她的意思，向她点了点头，表示赞成她的做法。这更增加了贺自珍的信心。她紧握着枪，在女儿墙后面严密地监视敌人。

　　敌人喊叫着继续往上爬。眼看着他们罪恶的爪子快要伸到城楼边了，贺自珍猛地喊了一声：“打！”赤卫队员们马上跳起来，有的使劲往外掀云梯，有的举起梭镖直刺刚冒出城墙的敌人的脑袋。有几架云梯比较短，离垛口还有一段距离，队员们就搬起石头往下砸，只听得城外一片鬼哭狼嚎声。一架架云梯翻倒了。梯上的敌人被抛在半空中，然后重重地摔到地下，许多人当场摔死，不死的也跌成重伤。敌人第一次攻城失败了。

　　敌人接着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他们把云梯重新驾起来，一面向城上打枪掩护，一面向上爬。贺自珍看到离她最近的一架云梯下，站着一个指挥模样的敌人，手里拿着枪，正逼着敌军往梯子上爬。她举起枪，对着这家伙的脑袋开了一枪，敌人应声倒下了。敌军看到他们的一个头目被打死，一阵慌乱，有人连忙从梯子上退了下来。正在这时，另一个小头目跑过来，重新逼迫敌兵往上爬。贺自珍一扣扳机，这个小头目又倒下了。

　　当赤卫队员第二次把云梯掀倒时，南乡的农民自卫军点起了土炮，朝敌人密集的地方放。儿童团员也点响了空铁桶里的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震耳欲聋，更增添了土炮的声威。

　　敌人弄不清赤卫队使的是什么武器，阵脚一下子乱了。他们攻城不下，忽然又听到营地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猜出是老窝遭到袭击，于是无心再战，赶忙下令分东西两路撤退。

　　贺自珍一看，敌人要溜，立即命令赤卫队员打开城门，冲出城去，踏着敌人丢得满地的死尸，追击敌人。队员们的梭镖全派上了用场，向逃跑的敌人背后猛扎过去。有的队员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

　　溃逃的敌人在半路上又遇到了埋伏的自卫军，被打得七零八落，丢盔卸甲，狼狈逃窜。

　　这次战斗，共消灭敌人百余名，缴获了一百多支枪。

　　战斗结束后，贺自珍两枪撂倒两个敌人的事迹传开了，而且  越传越神，有人说她是“神枪手”、“百发百中”，还有人说她是“双枪女将”。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永新还流传着不少有关她的种种传说。

　　贺自珍听到这些传说，笑着对人解释说：“这些说法都不是事实哟！我的枪法并不好，打单枪都很勉强，怎么会打双枪呢？当时，在永新城头，打死两个敌人，有很大的偶然性哩，那是形势逼出来的，哪里是什么神枪手呀！”

　　井冈山地区农民武装的这个胜利，使伪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暴跳如雷，他怎么容忍得了在自己鼻子底下出现这么一个红色的县城呢？湘赣两省联合会剿永新的计划，迅速拟定。湖南四个团，江西两个团，立即开赴永新。

　　大兵压境，总指挥部决定，队伍全部秘密撤出县城，按原计划分三路行动。

　　时间紧迫，队伍马上要开动，可是战友话别，却依依难舍。他们握了一次手，又握了一次手，不断地互道珍重，祝战友一路平安。人们还讲了许多前途光明、希望不久重逢的话。然而谁的心里都明白，征途漫漫，吉凶难卜。此时一别，谁知日后能否再相见？所以，他们又不忍马上分手。男同志心肠硬，不肯过多流露惜别的情绪。贺自珍心里难过，但也不愿意用哀伤的情绪影响即将远行的战友，就借故走开了。

　　当天晚上，王新亚带着队伍开走后，贺敏学走到贺自珍的跟前，递给她用布包着的一百块银元，说：“这是王新亚留给你的。他说，自珍一个女孩子上山，困难一定很多，这些钱请她收下，维持生活吧。”

　　贺自珍听了这番话，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面颊流了下来。可是她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感伤的时候，队伍立即要行动，又赶紧压住心头的悲痛，把眼泪擦干了。

　　几支农民武装有秩序地、迅速地撤离永新。为了保守机密，不惊动群众，上千人的队伍，没有发出一点声响，悄悄离开了曾经战斗过的县城。永新的共产党员和跟随上井冈山的部分自卫队员，临行前都没来得及回家，既没能同亲人告别，也没有取行李衣物，空着身子就走了。

　　贺自珍只把她从吉安带来的一个小布书包和几本书带在身上，便跟着队伍出发了。她与哥哥贺敏学同其他的永新同志又不同，那些同志是有家不能回，有东西不能拿，而他们是无家可归、也无衣可拿。父母和妹妹在永新事变时逃走后，茶馆被敌人占领，早已成了敌军的营房。

　　贺自珍默默地走在队伍里，对部队这次紧急行动，想得不多，也没有工夫多想，但是，她并不感到孤单和彷徨。周围一张张坚毅的面孔，使这个年仅17岁的女孩子有了主心骨。她深深感到自己不是单独一个人行动，而是同一个集体——永新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自卫队员一起行动的。她十分自信：有别人吃的，也会有自己的一份；有别人住的，也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自己是革命集体中的一员啊！

　　夜是那样黑，那样静，四周除了“刷刷”的脚步声，再没有其他响动。寂静打开贺自珍思绪的闸门，她不由得想起大革命失败后，当年一起闹革命的同学、伙伴，纷纷离开，有的动摇了，有的嫁人了，有的当了官太太。想到这些，心里不免有些惆怅，但是人各有志，怎能勉强？自己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前途无论怎样艰难困苦，都要走下去，走到底！

　　贺自珍跟着队伍走着、想着，双腿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她爬上一个山坡，回过头来看看黑暗中的永新城，心里说：再见了，我的故乡，我一定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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