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是一种语言，而旗袍最具表达能力。穿上旗袍的女子，行动起来如风拂柳，安静时候泰然俊雅。20世纪30年代旗袍最为流行，1932年，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大家闺秀和公职女性纷纷来洛，在洛阳掀起了旗袍热。
新中国成立前的洛阳，服装业比较萧条。民国22年（公元1933年），洛阳有绸绫店铺35家，零星散布在老城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上，其中3家在西工小街一带。
这些店铺均可做旗袍，掌柜的就是裁缝，自家从事制衣，极少雇佣外人。除固定店铺外，还有一些裁缝携带工具，在老城各条街巷流动摆摊，当场裁衣，当场制作。
据洛阳民俗学者董高生介绍，老城西南隅敦志街的蔡家最会做旗装，而“旗袍”不过是“旗装”的一种，对蔡家来说更不在话下。蔡家做旗袍发了大财，人们猜测其发财原因，说是他家门前有口水井，而“蔡”、“菜”、“财”谐音，蔡家人出门便得水，当然能发大财了。
这当然是瞎猜，但说明当年蔡家旗袍的产量很大，要不就发不了大财。当时洛阳上层妇女穿旗袍，几成一种嗜好。旗袍之于女人，是情结，是幽梦，是一阕活色生香的词章。正所谓“微风玉露倾，挪步暗生香”，穿旗袍者内敛而沉静，开衩的下摆又可流泻出女子风情，所以自有掩不住的春光，娇柔细腻，妩媚雍容，使那些优雅的女子显出万种风情来。
旗袍并非一开始就这样风情万种，它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旗袍之名，源于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满族人被称为“旗人”，其着装统称“旗装”。最早的旗袍样式为圆口领、窄袖、向右侧捻襟、下摆四面开衩、带扣绊、束腰带，男女均穿，袖口状似马蹄，又称“马蹄袖”或“箭袖”，平时绾起来，作战或狩猎时放下，使之罩住手背，既可保暖又不影响拉弓射箭。
满人进入中原后，由游猎变为农耕，旗袍也随之发生变化：不适合农耕的马蹄袖变成了喇叭袖；不常骑马了，四开衩就演变为两开衩甚至不开衩。这样一来，旗袍就成了直筒式。
妇女旗袍的样式变化更大，圆口领上加了一寸多高的立领，变得俏丽起来。1911年清朝灭亡，旗袍反而在汉族妇女身上得以复苏。首先是上海女子开始改良旗袍，加宽了马蹄袖，更多地袒露出手臂，中国女性展露自身美丽的意识觉醒。1921年，旗袍开始吸收欧美服饰的曲线美，向紧腰身方向发展。接着，上海开始流行超紧身和大开衩旗袍，一夜之间，女子都把胸、腰、臀紧绷起来，将曲线全部展现出来。旗袍两侧的开衩甚至超过了膝部，直达大腿。
穿这种旗袍走起路来，极富诱惑力和挑逗性。这样一来，旗袍将旧礼教抛到九霄云外，旧军阀孙传芳以“有伤风化”为由，一度下令禁止上海妇女穿旗袍。
洛阳妇女却从未受到过此种限制。从1920年吴佩孚率领他的陆军第三师进驻洛阳，到4年后他黯然离开，其间从未限制过女子穿旗袍。当时20岁的法国美女珍妮，迷恋他到了疯狂程度，跑到洛阳要嫁给他，他起初死活不肯接见，直到珍妮换上了中国旗袍，把西洋女装束之高阁，他才在西工接见了她。后来冯玉祥驻军洛阳，反对迷信，砸神像，放小脚，却不限制女子穿旗袍。蒋介石更不反对女子穿旗袍，1929年中华民国公布的《服制条例》，规定女子的礼服为旗袍。后来，蒋介石在溪口召见蒋经国的俄国夫人芬娜之前，吩咐道：“芬娜来时，要穿上中国旗袍，若穿俄国洋装，我不见她!”1932年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南京来的女性职员和外地来的女学生多穿旗袍，这些女性的到来，在洛阳迅速掀起旗袍热。
据耄耋老人回忆：当时洛阳的旗袍热只延续了不到一年时间，因为旗袍不是谁都能穿出韵味的，唯有那些身材苗条、气质典雅的人，才可穿出清丽脱俗的风韵。而当时洛阳富家女子都追风，结果有的穿旗袍不但不美，反而把浑身的赘肉绷得紧紧的，看上去非常难看，慢慢地也就不穿了。
到了1939年5月，嵩县县城又出现旗袍热，这是因为开封沦陷后，河南大学四处迁移，后移驻嵩县。河大女生穿旗袍，引得嵩县县城里的时髦女子追风，旗袍一直时兴到1944年前后。
中国女子为啥爱穿旗袍？因为中国女性较之西方女性身材更显纤细，旗袍能恰如其分地呈现其曲线美。而且旗袍剪裁方便，可根据季节的变化和穿着者的需要订做，可有不同的选料、展现不同的风格。
旗袍被认为是中国女人独有的福音，既有古典之美，又充满开放气息。世界上还没有哪种服装能像旗袍那样给人无限遐思。它与中国女人结合，创造出美丽风景，从爱穿旗袍的宋庆龄到爱写旗袍的张爱玲，旗袍都体现出高贵的意趣——它是女性着装的妩媚转身，蓦然回首，风情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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