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让我想起了《饥饿游戏》，这绝没有对当年那成百上千万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不敬的意思。饥饿游戏的本质是求生，而且是在抛弃正常的道德底线和行为规范的前提下不择手段的求生，为了生存这个终极目标，你甚至可以夺取他人的生命而不受责罚。
《一九四二》中的逃荒又何尝不是如此？为了不被饿死，可以去偷盗劫掠、去卖掉妻儿、去易子而食……由于禁忌原因，影片并没有展现更严酷的求生方式，但也最大限度地还原了那个人间地狱的惨绝人伦。我们不会指责栓柱和瞎鹿偷取白修德的财物，也不会鄙视老马对日本人的卖身投靠，对于从小就接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信仰教育的我们来说，《一九四二》其实是在让我们正视人内心的生欲和软弱，活着才是最大的道德，在这个饥饿游戏中，自己才是自己的上帝。当然影片也并没有绝望到底，影片中的一些情节还是能让人在彻骨的寒冷中去体味到一丝温暖和亮色的，如花枝和栓柱的命运，老范最后对弃童的关爱等等。
同为大事件背景下的平民化叙事，冯小刚在《一九四二》中要比《唐山大地震》冷峻和成熟得多，抛开电影技法上的东西不谈，更加人性化的价值取向和更具影射意义的现实批判都是《唐山》所不具备的，也使影片避免了成为对民族苦难的一次商业消费。也许这些东西更多地得益于刘震云。冯小刚的电影作品可以分为喜剧和非喜剧两大类，个人认为在这两类作品中分别代表冯小刚最高创作水平的分别是《手机》和《一九四二》，而这两部电影的一个共同点是刘震云的原著和编剧。如果把这个判断引申一下，冯小刚最好的电视剧作品《一地鸡毛》也是来自刘震云的文本。
刘震云和与冯小刚合作过的其他作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农村生长背景，他有着根深蒂固的淳朴价值观，以及由真正的苦难发酵出来的幽默和练达，这与王朔俯瞰红尘式的尖刻调侃是有着本质不同的。如果说有着相似成长经历的王朔与冯小刚是相濡以沫的关系，那么刘震云的农民式智慧对于冯小刚的意义则是醍醐灌顶的。从文学范畴上说，越接近中国农民，就越能直抵中国国民性的最深处。因此，《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和《手机》中的严守一都是来自农村的，而《一九四二》中的流民更不用说了，他们本身就是农民。而当我们经由一个农民的视角去感受这个世界时，我们的情怀往往是悲悯的，甚至有点兔死狐悲，因为离开土地的农民融入这个纷繁世界的方式往往是困惑的、痛苦的、被颠覆的、被伤害的，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境遇的放大和反射，当然赵本山们给我们呈现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快乐生长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不在此列。
这是不是冯小刚最好的电影可以见仁见智，但我认为这起码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导演作品。冯小刚为这部电影筹划了近二十年，起初可能只是一个意向，但后来已经成为他试图证明自己驾驭题材和升华创作能力的一个夙愿。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一九四二》那样的梦想，也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像凯撒大帝那样说：“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但对大多数导演来说，他们终其一生可能都碰不到自己的《一九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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