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一场饿殍遍野的大饥荒和一次惨绝人寰的大逃荒之后，张国立扮演的“老东家”决定不再往前走了，所有的亲人、朋友死的死、逃的逃，活着本身都变成了一件因孤独而意义待考的事，那就回家吧，死，也死在家里。于是，老东家逆着逃荒的人流走去，并收留了一个在路边痛哭的小女孩。许多年后，这位小女孩的后代中出现了这个故事的讲述者。
从结局来看，《一九四二》无疑是一出冰冷彻骨的悲剧，三千万逃荒的灾民，一路流亡而去，因战争、疾病、寒冷和饥饿渐次凋敝，直到最后他们也没有得救，对于活下来的灾民来说，体面、尊严甚至民族大义都变得空前犹疑，在这场生存大战中，没有赢家，只有苦熬过来的幸存者。
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饭都吃不饱，一切都会在饥饿中变得轻飘飘。性、身体乃至人身自由都成了待价而沽换取粮食的工具，礼义廉耻所构筑的传统价值观在空前的饥饿中变得薄如蝉翼，不仅传统的儒家宗法理念被弃若敝履，就连基本的家庭伦理也饿得头昏眼花、不堪一击——丈夫出卖妻子，父亲兜售儿女，以及各种通奸匪劫事件，更是不一而足。虽有原作的坚实基础，但在影片拍摄前，导演冯小刚还是多次前往实地调查搜集史料，无奈史实太骇人，在我们这个没有分级制的电影市场里，导演只好大量舍弃过于“刺激”的素材，并大幅弱化了电影中种种因饥饿而导致的道德、伦理冲击（当然也考虑到了普通观众的接受度），不过即使这样，当我们在电影院里看到《一九四二》时，其震撼程度也是近年来的国产片无法比拟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他的大饥荒研究中指出，导致全面性大饥荒的原因往往并不是粮食总供给量的不足，而是由于信息封锁、分配不公等个人权利的“贫困”所致。天灾人祸，天灾在前头，可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还是人祸。1942，水旱蝗汤，河南老乡始终没忘加上那个“汤”。《一九四二》的电影基本上分为两条大线索，一条是老东家等人的逃荒，另一条就是国民政府应对饥荒的措施。当然，日本侵略军给救灾造成了不言而喻的困难，但国民政府在饥荒时依然贪污腐化、横征暴敛，军队甚至不顾客观困难对灾民强征军粮，凡此种种，相互叠加，终于酿成了这场灾难。要不是美国记者白修德如实报道这场饥荒，通过美国政府给蒋介石施加了压力，恐怕蒋还迟迟不会开仓放粮（电影中也呈现了这条故事线）。总的来看，《一九四二》基本客观的还原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对于灾民的罔顾——就算有李培基的殚精竭虑，但大的政治环境腐坏了，个把清官根本无法扭转局面。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历史，民族存亡的巨大危机始终让“救亡压倒启蒙”，于是，人道主义的灾难往往被掩盖或扭曲了，在外敌入侵的关头，一切以抵御侵略者为重。但是，吃饭的问题不解决，怎么解决其他问题？《一九四二》也呈现了日本侵略军用军粮赈济灾民的史实，当然笔墨并不多，对于日军的暴虐行径，影片也忙不迭的进行了交待——日本鬼子给了灾民救命的白馍，但接下来就是不由分说的滥杀。很显然，《一九四二》的深处隐藏着一个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相冲突的主题，导演在处理这一敏感主题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应当说，影片现在所呈现的面貌，既符合大的历史事实，也不会在立场上授人以柄。
有史料记载，由于国军和日军在对待赈灾态度上的迥异，以至于不少河南老乡在战时的倾向发生了大转折：据说中原地区大约有5万名中国军人是被当地百姓缴械而失去战斗力的，在国军与日军交战时，日军的伤员撤下来时有老乡们抢着抬担架，还有不少老乡亲自带路，帮着日军四处去追击那些走投无路的国军散兵，更有甚者，还出现了不少老百姓帮助日军成建制的解除国军武装的例子。
历史是复杂的，当大饥荒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变得轻飘飘时，记述这段历史的《一九四二》反而厚重了起来，食指在诗中写道：“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当我们这些“未来人们的眼睛”注视着大银幕上的《一九四二》时，我们的睫毛正在拨开历史风尘，我们的瞳孔正在看透岁月篇章——对经历了那场大灾难的同胞来说，这是一场迟到但必须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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