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当新世纪的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慈禧(1835-1908)太后正带领一帮蓬头垢面的王公贵族，失魂落魄地逃往西安。而在遥远的英国伦敦白金汉宫，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儿孙绕膝，正幸福地颐养天年。这两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在踏进新世纪的门槛时却遭逢两种不同的命运。那么慈禧太后到底哪点不如维多利亚女王，才导致中英两国殊途异归？
是两人的学识才干高低不同所致吗？
维多利亚从5岁开始启蒙学习，11岁时便能用英语、法语、德语与人交流对话，良好的教育使她博学多才，上台后显示出强大的能力。在她的统治下，英国从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她也成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今天，世界上许多河流、湖泊、沙漠、瀑布、城市、街道都以维多利亚命名。她被英国人由衷地尊敬和怀念，连她的名字也成为繁荣富足的象征，树立起不朽的时代丰碑。
人们也许会认为，是因为维多利亚接受了全面的开放式的西方教育，才具备如此优秀出众的统治才干。而慈禧太后贫乏的学识和狭窄的视野注定了她只能奉命危难，苦撑危局，因循守旧，一事无成。
慈禧太后
可事实却是，慈禧太后的才干并不在维多利亚之下。
作为一个女人，慈禧能在勾心斗角，杀机四伏的皇宫里凭借自己的技巧终达权力巅峰；让那些男人中的精英人物也不得不拜倒在她脚下，如果没有过人的本领，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慈禧向来认为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应该读书识字。她具备一项后宫嫔妃无人能比的能力———读写汉文，这在当时的满族妇女中是极其罕见的。她十分喜爱《诗经》，一有闲暇，还主动给身边的宫女们讲解国学，传授西洋知识。慈禧还擅长绘花鸟画，很有天分。慈禧的学习领悟能力十分惊人。咸丰帝逃避现实，寄情声色，对于国事穷于应付。由于慈禧能读写汉文，有些奏章他就让慈禧代阅。“时时披览各省章奏，通晓大事”。慈禧以其罕有的机敏与聪慧，很快就对朝政运作、君臣分际，了然于胸。这为她以后的执政打下了坚实基础。
平心而论，在强大观念和制度的笼罩之下，被剥夺了早期教育权的叶赫那拉·兰儿，在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是很出人意料的。她比大部分男人还刚强果断、机智精明。在丈夫死后，她以闪电般的手段发动宫廷政变，夺取最高权力，但她只杀了为首的三个大臣，对其他人都轻轻放过，并且当众焚毁了从三大臣家搜出来的政治信件，从而稳定了局面，安定了人心，这在古今中外的政变流血事件中都不多见。
在平定太平军和其他乱事后，慈禧将该收回的军权坚决收回，该放权的时候又绝对信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在内乱后的重建中，慈禧与奕欣乃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督抚的配合默契，由此出现一段难得的“同光中兴”也不是完全偶然。
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慈禧也并不是完全甘心任人宰割的。比如，法国侵略越南进而窥视云南，慈禧暗助黑旗军抗法，对法宣战，最后只承认法国保护越南而不肯割地赔款；英俄企图通过阿古柏军的入侵而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慈禧坚决反对，正是她作出收复新疆的决策，才能让左宗棠全力以赴、心无旁骛地实现作战韬略。
是慈禧过分贪恋权力，导致贻误国家？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同一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所作所为，就会明白政治人物权欲的多寡，并不能成为执政优劣的试金石。
维多利亚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她有时温柔善良，有时又强硬冷酷；她有时顺应时代潮流，有时却又顽固地与之对抗；她对内尽量保持慈善大度，对外却贪得无厌支持殖民扩张……特别是一有机会，她便毫不犹豫地企图扩大自己的王权，加强专制统治，这时她便会把自由、民主、和谐这些名词抛到一边，暴露出固执、任性、自私的一面。
国际政治斗争的肮脏龌龊，使我们根本无法把阴谋、收买、强权这些手段和形容女王的“美丽、温柔、高贵”等美好的字眼联系起来。即便是在身患重病、奄奄一息的弥留之际，她还拖着病躯，用手势及书写的方式询问在南非进行殖民战争的侵略者们的一切细节……
权力欲极强的维多利亚，开始时是不甘只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她力图使自己的意志左右国家的决策，曾两度与内阁发生激烈冲突，还破例使用国王权力罢免了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的职务。但是，正因为英国具备悠久深厚的宪政传统，才使法制的传统坚实而不动摇。
1872年，一名年仅17岁的青年阿瑟·奥康纳突然开枪刺杀刚要跨上马车的维多利亚女王，被现场抓获。在审理这起未遂刺杀案时，法官裁定这名凶手精神失常，只判他一年监禁。维多利亚女王大为光火，竭力要求将这名危险分子流放国外，以免他日后再出来干傻事。法官彬彬有礼地解释说，对不起，女王殿下，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奥康纳罪不当此，大英帝国的法律原则不允许我滥施刑罚。
维多利亚女王
最终，维多利亚女王屈服了。
之后，维多利亚女王在自己的统治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终于对时代精神与社会潮流有了深刻的理解，对于自身作用和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进而及时调整姿态，履行职责，安心担当“虚君”的角色，才开启了至今都让英国人念念不忘的“维多利亚时代”。
制度给了维多利亚一个长治久安
归根结底，慈禧与维多利亚治国差异的根源，在于不同的政治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治国模式。
英国人最先运用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民主体制本身包含着强大的纠错机制，故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专制威权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足以牵制统治者，合理的民主政治制度难以建立，就难于形成科学健康的决策执行机制。几千年来，国家和社会因此付出巨大的运作成本。
在慈禧当权的年代，严酷的封建专制让举国上下一潭死水，长夜无歌。君臣关系演变为绝对的服从依附关系，人人噤若寒蝉，谁敢轻易发表不同的声音？
即使偶尔有正直之士敢于发一点真实之音，虚骄自大的统治者又如何能听得进去？
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八个总督中只有一个摇摆观望，其他都反对依靠这些愚民的骗术“扶清灭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等一批在京大臣上疏或在慈禧和光绪皇帝面前直言，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他们义正辞严地指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甲午一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国乎？”可是，在乾纲独断的专制制度下，慈禧太后不但听不进去这些常识，还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的治国之途南辕北辙，区别不在于个人素质的高低，也不在于道德胸怀的差异，而关键是她们背后的制度、文化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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