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特赦后只活了8年，就被肾癌夺去了生命，从时间看比50多年的前半生短了许多倍，而从生命的意义看，却胜过前半生不知多少倍。在我们共同生活的5年半里，我们有甜蜜的恋爱，幸福的婚姻和在病痛中互相照顾的温暖而体贴的生活。
真诚相爱
溥仪有一次与外宾谈话时情不自禁地说：“1962年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我们温暖的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这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
溥仪出生在中国第一封建家庭，3岁登基，至此失去家庭的温暖，包括亲生父母在内的任何人面见他时都必须磕头请安，自称“奴才”。然而他也是人，有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追求家庭幸福和天伦之乐。他的这一和普通人一样的愿望正是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了我以后才实现的。
末代皇帝溥仪与李淑贤婚后在天安门前合影
溥仪当过皇帝，而我却是个普通护士，然而我们真诚相爱，无论是溥仪所在的全国政协，还是我所在的医院，人们都知道溥仪对我特别好。
说起来也不怕大家笑话，溥仪这个人好像离不开我似的。我每次上街，他有空就一定陪我，或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晚上下班，也常常会看到他已在车站上等着了。每逢轮到我值夜班，溥仪都会几次电话打来，或直接找到医院，无论如何总要到我所在的值班室待一会儿。有时拿件衣服、送把伞或买点儿吃的东西送来，往往要到赶末班车的时候才肯回家去。
我每次上街或外出购物，如果饭时未归，溥仪没有一次拿起筷子先吃，无论怎样晚也一直等我。政协发的影剧票，我常因身体不适而不能去观看。我不去，溥仪也不去。当我知道正是他非常喜欢的京剧时，动员他自己去看，他却说：“把你自己留在家里，我的心不踏实。”
溥仪对我的疼爱之情，在两个单位的同事之间是众所周知的，比如我们一起出席宴会，他见我很少伸筷，便会不顾众目睽睽往我的小碟里夹菜，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有一次，我跟他商量想买辆自行车，上班或购物都方便些，溥仪坚决反对，他说骑车不安全，果真买了车，他连觉也不用睡了，得急疯了。
我所在的关厢医院位于朝阳区，而我和溥仪一直住在西城区。每逢天气下雨或下雪，溥仪都不顾道远路滑难行，从西城到东城接我。1963年夏天，一场暴雨下来，大街小巷积水竟有几尺深，汽车都无法通行。那天我是卷起裤腿、光着脚上班的，溥仪很不放心，到了下班时间便拿了伞匆匆赶到医院，可是我已经从另一条道回了家，路上还听人们议论：“有人趟水掉进了阴沟，沟口上还横着一把伞呢!”我心里就犯嘀咕：“可别是溥仪呀!”等我慌慌张张地推开家门，溥仪果然不在，我又转身冲进大雨之中。终于在一条马路上远远地看到了溥仪，只见他像一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人，正高兴地冲着我喊：“千万注意下水道口——没有盖!”原来他去医院没接到我，很着急，以为我一定是被雨截在什么地方了。往回走的路上，忽然发现一处没有盖的下水道口已被雨水漫过，从表面上完全看不清楚。他知道这是我每天上、下班必经之地，怕我走到这里不注意而滑下去，于是，宁可张着伞守在旁边。关于这件事，溥仪在1963年8月14日的日记中有8个字的简略记载：“晚，雨。接贤，贤已到家。”
我常常感冒，每次溥仪都当成一件大事，在日记上逐日记载病情的发展，护理我更是耐心周到。有一次我夜间发烧，他一宿起来五六次，摸摸我的前额，为我准备好退烧药品和开水。
对于爱情来说，病中是一个考验，我却因此而感受到溥仪的一片深情。
“凡人俗事”
我们恋爱的时候，溥仪每次见面总是穿一套笔挺的制服，分头也抹了发蜡，亮光光的，给我的印象似乎他很注意修饰、打扮。其实，这不过是遵照五妹夫老万的叮嘱，在搞对象的时候“装装相”而已。
我和溥仪结婚后才发现，原来他这个人并不讲究穿衣戴帽，从不张罗添新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总把发给自己的布票全部交还国家。婚后他仍是阻拦我给他买衣服，总说：“小妹啊，还是少给我买衣服，够穿就行了。”平时，溥仪连皮鞋也不穿，有一双随脚的布鞋他就满足了。
有人以为溥仪在宫中时，吃饭有御膳房伺候，每餐一百多样菜，当了公民以后也总比别人要讲究些吧?其实不然，他很随便，也很俭朴。结婚初期我家不起伙，溥仪和我都在本单位食堂吃。直到1963年6月搬到东观音寺以后，才逐渐添置一些锅碗瓢盆，每逢星期天自己动手在家里做。
两人吃饭往往总要剩一点儿，溥仪不许扔掉，下顿总是抢着吃剩饭，还不让我吃：“你胃口不好，我胃口比你好。”他说，粮食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一粒粒麦子积起来，实在不容易。
溥仪喜欢吃西餐，我们有时到莫斯科餐厅或东安市场内的和平餐厅吃一、两次西餐。每次他都征得我同意后才去。去了也不浪费，两人吃一顿饭不过花三四元钱而已。
至于住的地方，溥仪一点儿也不挑剔，我们婚后就在溥仪的独身宿舍内临时安家，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厅。有一次，我和溥仪一起到政协秘书处连以农处长家闲坐，连处长说：“你结婚了，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一定不习惯吧?”溥仪说：“我觉得还很不错嘛!”他讲，宫里的房子很多很大，但天地狭小；现在的房子虽小，却天地广阔，因为是两个世界呀!
1963年6月我们搬进西城区东观音寺新居。这里是洋式平房，我们住着两间卧房、两间客厅、一间饭厅和一间卫生间，此外还有厨房、库房、佣人房和宽敞的走廊。院落里，长着松树、柏树、梨树、海棠树以及榕花树等等，盛夏之季繁茂无比。我们就在这清静、幽雅的环境里一直住到溥仪去世。
社会交往
特赦后的溥仪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社会里，接触方方面面的人，人们怎样看待这位特殊身份的人物，而他又怎样对待别人呢？
溥仪有了许多的“同事”，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件新鲜事。
在植物园的一年里，溥仪和俞德浚、田裕民、胡维鲁等领导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植物园主任俞德浚20世纪40年代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专攻植物学，是园艺界知名专家。溥仪得到他亲手赠送的学术专著《植物园手册》以后，认真研读，写笔记，采标本，真摆出了要钻进去的架式。植物园党总支书记田裕民早年当过红军，负过伤，立过功。他常把溥仪带到自己家里，让他从家庭藏书中挑选喜欢读的借回宿舍去看，有时还会拿出新购藏的清代文物与溥仪一同鉴赏，两人成了知心朋友。胡维鲁是20年代入伍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队大校，他和溥仪在一个院子里居住，早晨起床后一起练太极拳，周末又同乘植物园的车回城度假，两人友情甚笃。
在植物园职工中间，溥仪也交了许多朋友。刘宝安和刘宝善是与溥仪住在一间宿舍里的年轻人，正是他们帮助当时还不大会生活的溥仪逐渐适应了新社会的要求。溥仪犯了痔疮或是得了感冒，他们悉心照料，端水取饭，无微不至。溥仪同样关心两位年轻人，比如天气突变的时候，他会想到把刘宝安和刘宝善晾晒在室外的被褥收进来。在植物园他们共同劳动、朝夕相处，真有点儿难舍难分。离别之前，刘宝安把自己的一张六寸彩色照片留赠溥仪，照片背面还写着几句话：“敬赠溥仪先生：相处虽短，情意深长。离别前夕，留此永念。您的年轻的朋友：刘宝安。1961年3月6日。”
前半生里的溥仪生活极不正常，每天从早晨6点到晚上12点，他随时都有可能用皇帝专用术语“传膳”下令开饭，害得服侍他的人叫苦连天。如今不同了，溥仪关心着他身边的劳动者。
政协老工友赵华堂，在溥仪独身生活期间对他有不少照顾，两人之间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溥仪常带我去看望赵大爷、赵大妈，赵大爷病了，他就带着点心一次次地去探病，安慰二位老人。
我们先后雇佣过几位保姆，溥仪待她们都非常好，谁家有困难尽力帮忙，改善生活的时候，溥仪总不忘记把已经离开我家的保姆再请回来聚一聚。一位姓杜的保姆，常为女儿缴学费犯愁，溥仪每次都替她缴上。还有一位曾在我家当过保姆的老太太，一次不慎跌倒，膝盖碰出了血，溥仪和我轮流去看护她，并送去钱和粮票。溥仪每次去就像在自己家里，往炕沿上一坐问冷问热。
由于溥仪的特殊身分，常有素不相识的路人认出了他或希望与他交往。对此，凡属好意的，他都很尊重地以礼相待。
有一次，溥仪在汽车上认识了一个人，两人交谈十分投机，并互相留了地址。后来，他上街偶然路过那人的家，就进屋坐了一会儿。回来后和我讲，那位同志很钻研，养花草入了迷，搞了不少科学实验。溥仪还对我说：“这位很普通的朋友有许多长处，是我学也很难学到手的，确实是劳动者最聪明。”
接待外宾
许多国际友人来到中国，都想看看末代皇帝现在是什么样子，完全不相信当年威风凛凛的皇帝能够变成今天普普通通的公民。
来见溥仪的外国客人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溥仪婚后的家庭生活。有一次来了位英国记者，话题也很快就集中在我们这个家庭上面。
“我很想知道您夫人的父亲是怎样的人?能谈谈他的身世和职业吗?”英国记者问道。
“他是一位银行职员。”溥仪回答说。
英国记者露出十分惊奇的神情：“一位当过皇帝的人娶普通职员的女儿做妻子，这在我国是不可思议的!”
“我现在只是一个公民。”溥仪认为这根本不值得惊奇。
“您的夫人也每天上班吗?”
“是的，她在医院工作，是个普通护士。”
“这太有意思了!我认为，现在您才过着真正的生活。”溥仪认为英国记者的这个评价是很有代表性的。
1963年5月22日，日本自民党北海道议会议员阿部文男在北京见到溥仪时，同样的问题又从另一个角度被提了出来。
阿部：您过去身为皇帝，在生活上总有许多人伺候。今天不一样了，您感到不方便吗?
溥仪：我的感觉完全相反。我自幼养尊处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这使我不幸地失去了一般人都具备的生活自理能力，就好像温室里长大的鲜花，经不起风风雨雨，加之生活无规律，造成身体虚弱多病，因此说，正是那种许多人伺候的生活害了我。
溥仪还说，他过去当皇帝都是受制于人，并不自在，虽是北京生人，却连北京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在后半生的公民生活里才有了真正的自由，有了真正的幸福。
溥仪的工作和生活，以一种新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许多客人被他的谈话所感动。一位日本朋友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人间奇迹》，叙述了访问溥仪的经过和自己的感受。一位法国记者听了溥仪谈话后对他说：“你现在是真正获得了自己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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