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民国的文人幸福，他们活在了一个自由又进步的年代。从来都是乱世里出才子，纷繁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属于他们一代人的奇迹，那些悠远的历史百年后依然让后人无比羡慕并继承下来。说来，不愁吃喝鄙视奢华的民国才子也有自己的苦恼事儿：比如一直纠结在情爱里徐志摩就是悲剧的代名词，高调地与原配张幼仪离婚却始终追不上陆小曼美丽的脚步空中化为灰烬；文采超众生活里却不得不爱一个叛逆的才子，张爱玲的故事也没多少可称赞的地方。想来，他们都算是好的了！
话说当年一代才女丁玲从北京南漂到上海，就遭遇了而今80后深刻体会的“蜗居”生活。别看那时候她与胡也频同居写几篇稿子就能混饭吃，来到房租超过北京十倍的东方明珠也得担心房租等这些零碎事儿。又不想自己的糗事暴露在读者面前，又不愿与一堆无关紧要的人在一起住，大才子沈从文便成了她最适合的邻居。沈从文够大牌吧，但要给老婆交每一分稿费的他并不发达，男人的那点自尊早已用“惧内”的形象展示给了世人。
总之，上海的房价就没有低过，即便是在民国处于贵族阶层的文人们也要俯首帖耳。爱从文字里找精神寄托的沈从文，更是用一则小说来激励明天的心儿。话说民国时代有一对夫妻，男的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这女的本来也有工作——在学校教书，后来生小孩，把工作辞了。那时候还没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可以生很多小孩，她一胎接一胎地生，一连生了四个。孩子一多，家务更忙，她更加没法上岗了，一家六口人，两大人四个小孩，全指着男人的薪水过日子。
男人每天坐班写公文，一个月能挣60块大洋，按当时的实际购买力折成人民币，至少也有三四千块。三四千块不算高，但总在贫困线以上，节省一点的话，一家人吃饭绰绰有余。那会的肉不是13块，顶多1块，也就是四千块相当与四万一个月了。但问题主要是住，他们住在上海繁华的市区，却不是上海“土著”，用老上海最欠揍的话说，小两口是从“乡下”来的，在上海没老宅，又买不起房，只能租着。生活的拮据，便开始了！
他们租的是一间公寓，那间公寓被二房东从中间隔了一张木板，一间变成了两半间，南边那半间住他们一家六口，北边那半间住着一个小有名气的自由撰稿人，实际上就是沈从文本人。还好那个年代的人都比较保守，“夜战”也相对要低调，再说孩子太多也不是很方便。要是在我们的21世纪，恐怕也得像唐山大地震前在车里震震才有力气晚上再工作。
六口人住半间公寓，过日子肯定不太方便。就拿大小便来说吧，房间里没有洗手间，楼下也没有公共厕所，这家人只能用一只废油漆桶来解决问题。每天下午收垃圾的车一来，女主人就提着满满当当一大桶往楼下走，楼道里顿时臭气四溢。像这样简陋的住所，二房东狮子大开口，每月居然要收13块大洋的房租。男人月薪60块，刨去吃饭，刨去给小孩买洋奶粉的钱，刨去水电费和其他日常开销，再也剩不下什么钱了。所以这对夫妻结婚八年，一直没有存款，一直没买下房子。
当时的上海跟现在差不多，房价之高居全国首位。据陈存仁老先生在《民国时代生活史》里回忆，同样一楼一底两层小楼，在镇江卖几百块大洋，在北京卖几千块大洋，而在上海南城，卖主报价两万五千，少一个子儿都不行。房价高，房租也贵，民国十四年丁玲跟胡也频同居，跑到北京西郊租独院，一个月不过几块大洋，两人每月在报纸上发表三五篇小评论，挣的稿费就够交房租了；后来搬到上海跟沈从文拼租一公寓，各人竟然要分摊20块大洋的租金，另外每人还要缴10块大洋的水电费，居住面积不到北京的十分之一，房租却是北京的十倍！所以丁玲等人也叫苦。
既然上海房价这么高、房租这么贵，干吗还在上海待着，回“乡下”去不行吗？这种问题美女杨澜在两会上也向那些守在大城市拼租小空间的“蚁族”朋友们提起过，可惜不顶用。倒不是“蚁族”们不听劝，而是因为地区发展极不均衡，“乡下”居住成本虽低，却没有上海那样的高薪岗位、发展机会、基础教育和治安环境。有多少人，和我们一起做着年轻的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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