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书《1948年：上海舞潮案》，作者马军先生，引用豆瓣书介——是对发生于半个世纪前的一起政治事件——上海舞潮案的考察。事件的起因是，1947年9月国民政府为“戡乱建国”而“节约消费”颁布了在全国禁止营业性舞厅的法令，由此引发上海舞业空前震荡，社会反应强烈。1948年1月31日下午，鉴于市社会局提前抽签，并单方面完成禁舞部署，舞业从业人员集队前往请愿，局长吴开先拒不接见。愤怒之下，舞业方面群起捣毁了社会局办公大楼，事发后，约400名舞女被警局羁押，半年后数名舞女被叛徒刑，政府也被迫收回成命，轰动一时的舞潮案至此平息。
书是研究性著作，涉及很多数据，挺有意思的一个角度，本文不打算就此书做评论，想就书中涉及到的一个职业——舞女，也就是老上海的舞女这一职业，做个简单的概括，以便让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很多人就以为舞女就是妓女，这是偏见，很不准确。舞女身上有很多传奇，也有很多辛酸。
舞女是舞厅不断发展的衍生品，最初非营业性的舞厅是需要自带舞伴的，没有职业舞女。到了营业性的舞厅出现后，舞女这个职业就应运而生。百乐门订立制度，规定舞女须进行考核，持有百乐门签发的陪舞证方能进入陪舞，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舞女、舞客的安全和利益。
最初舞女多是外国女子，中国女性很少，一般有白俄没落的贵族女子流落在上海，也有东洋女性，当时“新华舞场”里的舞女就全部是外国人。到了后来，随着舞厅越来越多，对舞女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中国舞女才开始出现在上海滩各个舞厅，数量最多时据说有近三千人，占总数的90%。这个数据未必很准确，但从中也反映了当时上海舞厅业的发展规模。
中国女子加入舞女行列，除了舞厅业的客观需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禁止娼妓，有很多妓女无以为生，转而就成为了舞女，明为伴舞，暗地里依然做皮肉生意，很多舞厅也就成了声色场所。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舞女名声不好的缘故。在1948年的时候，上海政府为此推行了全面禁舞的政策，以此打击娼妓业。
当时的舞场，除个别红舞女外，众多的舞女都是为生活所迫才抛头露面，这些收入微薄的舞女家庭负担都较重，在经济崩溃的形势下，这无异于将舞女及舞场就业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推到死路上去，结果引发了舞女示威静坐，几千舞女集中集会抗议，还与警察起了冲突，引发了流血事件，就是历史上的“上海舞潮案”。没有过多久，上海解放了，舞女才最终消失。
上海舞女的生活其实也是表面风光，底下辛酸。虽然收益不错，但舞厅抽走一部分，舞女大班（就是一些黑道帮派以保护为由，收取费用）拿走一些，做舞女还得有行头，比如旗袍、丝袜、首饰等等，都是需要钱的，剩下的也就不多。这还是很有姿色的舞女，要是姿色平庸的，生计都成问题。
舞女的身份也分红舞女和普通舞女，红舞女的生活当然要好很多，她们多是富贵达人的情人。当时有很多文艺家用笔写出了她们的生活状态。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名剧《日出》，就是以百乐门舞场舞女为范本而写成的，这已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不朽的名篇。时任上海剧艺社编剧的著名作家于伶也以舞女生活为素材，创作了反映孤岛时期舞女悲惨遭遇的剧本《花溅泪》，影响很大。
关于舞女，有不少故事，至今为人乐道的是一个叫做陈曼丽的女子。她色艺双全，艳名最盛，不但人长得仪态万方，还会唱京剧，多少人为之倾倒，拜倒在她的红裙之下。最终成为了当时银行家刘晦之的情人，刘晦之追求她真是下了血本，金银珠宝送了不少，极力捧她。后来陈曼丽被感动了，两人住在了一起，刘晦之极力劝说她不要再去做舞女。可自由惯了的陈曼丽并不愿意做一只关在屋里的金丝雀，依然在百乐门重操旧业。
虽然身为舞女，但陈曼丽却很有民族骨气。抗日战争期间，很多艺人就拒绝为日本人演出，最有名的当然是梅兰芳博士蓄须明志。深明大义的陈曼丽也拒绝为日本军官陪舞，最后被人暗杀在舞池里。至于是谁杀的，有说是日本人恼羞成怒把她暗杀了，有的说是情杀，至今还是一个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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