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瑶是矫情的，而且矫情得低级，但是她满足了大众的爱情幻觉。幻觉的内容是假的，但是对幻觉的需求是真的吗？琼瑶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吗？爱情是我们的弱点、幻想是我们的弱点？或者爱情和幻想本来就是一回事？
琼瑶曾对史蜀君说：“有人说我的小说假，我的故事假可我的感情是真的，就像圣诞树，明知是假的，叮叮咚咚 ，闪闪发光，每个人都爱看……”
也许夸张的总结：琼瑶在大陆传播的三波浪潮
《我是一片云》、《六个梦》，最早的现身
据1986年11月13日《文学报》，广州地区70％的学生读过琼瑶。
八十年代大地开化河流解冻，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地饥渴，饥渴着的是温暖的人情、浪漫的爱情、是健康舒展的性情。这种情感取向是对“文革”中用革命取代生活、用集体抹杀个人的一种反动。
《还珠格格》，风云再起
收视率是44%，全民皆谈“小燕子”
尊重他人的趣味——自由化；允许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存在——多元化；尊重文娱产品市场的供求规律——当时人们的信念是市场解决一切，文化领域也不例外。这几个关键词，在当时具有鲜明的进步性。
《还珠格格》风行，实际上是大众文化强行要求社会接受，因此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争议和反思，并成为激荡社会的公共事件，成为中国大众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坐标。
《又见一帘幽梦》，琼瑶又来了
收视率为1.99％，却也是近期同时段全国卫视节目第一位
有些人拒不理睬，有些人拿它来恶搞，有些人随便看看，有些人真心喜爱。这是一个证据，它证明大众文化市场已经被细分了。或者说，大众作为一个受众群体，已经分裂了；大众的趣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听她琼聊三十年
回望过去三十年，琼瑶肯定算是一个嵌入我们集体记忆中的文化符号。
1982年，我们才刚刚走出文革的梦魇不远，《海峡》杂志就刊出了《我是一片云》，据说这是琼瑶小说在大陆最早的现身，当然这也可以被看作我们长期荒芜、隔绝的心灵逐渐复苏的一个不经意的开始。之后几年里，几十家没有获得国家许可的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琼瑶小说，加之盗版猖獗，琼瑶爱情小说红遍九州。据1986年11月13日《文学报》，广州地区70％的学生读过琼瑶。
而在对岸的台湾，琼瑶风则是在1960年代中、晚期开始吹起，那时候台湾开始流行迷你短裙，大批参加越战的美军进驻台湾各个军事基地，常常在街上搂着台湾酒吧女，沿街买醉。其时台湾经济已经逐渐迈开步伐，社会情绪却依然苦闷禁锢，琼瑶小说成为台湾青年们寻求自我的一个出路。
由于交流困难，两岸的年轻人们各自阅读琼瑶，各自潸然泪下，也各自为社会氛围所苦，却彼此毫无感知。
1983年，最后一部台湾拍摄的琼瑶电影《昨夜之灯》上映。上映前，琼瑶在《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上刊登整版广告，宣布“金盆洗手，退出江湖”。琼瑶电影时代至此终结。
此后，琼瑶夫妇开始联袂打造电视剧，并慢慢转入内地，他们与看到琼瑶剧商业价值的湖南电视台一拍即合，很快，他们一起等到了、或者推动了中国电视娱乐时代的到来。
无论如何，《还珠格格》都应该是那个时代的重要印记。44%的收视率让人无处躲藏，更何况还有VCD，《还珠格格》小说，歌碟、挂历、名信片甚至牙刷、书包、饮料……琼瑶以及她伙伴们借着大众的旗号，终于成功地在我们身边搭建了一个利润惊人的产业链，只是人们还不习惯于发现温情脉脉背后的商业逻辑和市场攻略。
现在，琼瑶又来了。《又见一帘幽梦》收视荣登近期同时段节目第一位，尽管这一次收视率在最高峰也仅仅只是3%。从1980年代，到1990以及2000年代，琼瑶已经相当成功地在大陆红了好几趟，横跨三十年。她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其间，两岸的社会氛围悄然转换，受众心理也已迥然不同。尤其在台湾，当红的爱情电视剧领军人物正在把她逼向流行文化的边缘。
有的人说，琼瑶从文学女青年的出身，一步一步变成了影视神话的缔造者，她始终紧跟市场，也有人说，改变的只是我们自己，而琼瑶，始终是用心写爱的那个纯情作家，一如她三十年前走进我们的记忆那样。
几度琼瑶红
将《又见一帘幽梦》定义为琼瑶在大陆传播的第三波浪潮，这或许夸张。但是，几乎没有其他人像琼瑶这样，贯穿中国大众文化市场从无到有、从萌发到细分的全过程
07年7月25日，琼瑶在博客中写到，《又见一帘幽梦》收视率再创新高，突破3%，打破了近年来连续剧的纪录。十几天前，《又见一帘幽梦》播出过半，根据央视索福瑞统计，其收视率为1.99％。这个成绩已经是近期同时段全国卫视节目第一位。
电视上又能看见趁热重播的琼瑶老片，秦汉和刘雪华数不清夕阳红了几度，我们算得出琼瑶红了多少年：从有电视开始，琼瑶就不曾离去；还没有电视的时候，琼瑶就已经到来。
琼瑶上一次被讨论，是因为《还珠格格》。这部电视剧的火爆程度，在今天已经像是一个神话。据湖南电视台台长欧阳常林介绍，1998年，《还珠格格》第一部在北京有线电视台播出时的收视率是44%；1999年，《还珠格格》第二部在北京、上海及湖南台播出时平均收视率分别是48%、55%和50%，最高点突破65%。《还珠格格》第三部，在演员集体换人、观众审美疲劳的情况下，收视率也有两位数。即使考虑到地方台收视率与卫视收视率的差别，《还珠格格》仍然远远不是《又见一帘幽梦》可以比拟的。
事实上，更早些时候，在电视机逐渐普及、电视节目无比乏味、收视率还是一个陌生词的时候，琼瑶的爱情故事已经普度九州。
中国内地到底印过多少本琼瑶的小说，她的书到底在多少人手中传阅，这些已经完全不可考。留下的都是粗糙的印象派：说她唤醒了最多数人的感性柔情、说她启蒙了一代人的浪漫幻想、说八十年代春风解冻、说大众文化在混沌中分不清文艺与通俗。当年捧书流泪的人都还年轻力壮，可是讲起来竟像是前尘往事。
那时候不仅性禁谈，爱情也禁谈
琼瑶的小说在大陆最早现身据说是1982年，《海峡》杂志刊出的《我是一片云》。根据花城出版社原社长范汉生回忆，当初国家对港台文学作品的出版是有管制的，在80年代中期政策慢慢放宽，特别允许花城等6家出版社出版港台文学作品。
但是这个规定似乎并未得到遵守，鹭江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都不在国家许可之列，但是早在1985年就推出了琼瑶作品。根据不完全统计，仅1986年，就有超过20家以上出版社同时出版了琼瑶言情小说。
范汉生说，“那时国家对港台书籍占刊物的出版份额也做了限定，“上面的人总是说：‘要少印，要少印。’我们那时印多了，就有人向宣传部告状，说我方向不坚定，思想不健康。”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花城出版社在1986年推出的《菟丝花》几经再版，还是印卖了几十万册。那一年的二十几家出版社到底印了多少本琼瑶小说，每本印了多少册，已经无从计算。那个年代租书店很多，小说的传阅率很高，读过琼瑶的人数大概要以千万计，说琼瑶在一夜之间红遍中国，并不算是夸张。
因为当时版权制度还不健全，两岸交流也比较困难，琼瑶在内地有一个代理人，书出版以后，通过他付一点稿费，没有正式地买版权。1989年，琼瑶先后授权作家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她的书在中国内地的出版逐渐呈现常态化的趋势，这种常态中当然也还包括不计其数的盗版。直到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还有信心出版琼瑶全集，内地文娱市场日新月异，琼瑶也没有被淘汰，虽然声响时大时小，但二十几年来琼瑶的爱情故事在人群中的流传从未停止。
与后来琼瑶电视剧的流行不同，琼瑶小说八十年代在大陆一炮走红，其中几乎不包含市场营销的因素，大众心理赤裸裸地敞开它的渴望。那时候的市场关系一目了然，言情小说就是供不应求，不论是岑凯伦还是张恨水，全都很好卖，琼瑶就更不用说。
在人们事后稍嫌浪漫化的总结中，八十年代大地开化河流解冻，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地饥渴，饥渴着的是温暖的人情、浪漫的爱情、是健康舒展的性情。
复苏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深埋在人心底里的东西或许需要被呼唤，或许可以自己醒来，但至少，它需要共鸣和共鸣所带来的正当感和安全感；而绝对需要学习的是，一种新的（或许本来是旧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伦理，以便让新近醒来的人情在社会生活中安生。
以现在的知识分子眼光来看，琼瑶小说里全是矫情，既不能够唤醒健康真实的人性，也无法示范包容诚恳的伦理。但是在那个年代，琼瑶小说或许起到了矫枉过正的作用，一定有社会动员形成共识的功效。
罗女士是1980届的大学生，“我们这一批在文革成长起来的学生，那段时间能看的书就是那几本，什么《青春之歌》，更没有什么爱情启蒙。我记得家里高高书架上还藏着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面写到爱情的，但只用了“缠绵悱恻”一笔带过，那时我十分好奇，赶紧翻开字典查起来。”这是她所能接受到的爱情教育。
虽然只是二十几年前，那时确实风气迥然不同。曾经有朋友特意找到范汉生，说：“范老师，怎么这期《花城》有篇文章出现‘性欲’一词，那怎么行呢？”
“不能说这个同志保守。那时候不仅性禁谈，爱情也禁谈。父母不说，老师不说，年轻人从哪里了解爱情？就是言情小说。”范汉生认为，要赋予琼瑶作品以“复苏人性”的意义还是太牵强了，但是言情小说确实为年轻人提供了了解爱情的渠道，而琼瑶小说是此类中比较好的，这就是她的作品畅销的原因。
罗女士28岁看到第一本琼瑶小说《窗外》，她那时一看就着了迷，“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看，把她的书全看完了，有时不吃饭，有时醒过来发现手里还捧着琼瑶小说”。“以前的小说哪有这样热烈地描写爱情，大学时最新潮的伤痕文学，描写的爱情也是那十年被压抑的爱情。”
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
琼瑶进入中国内地立即走红，成为全民爱情读本。对此，“情感饥渴说”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可能在事实上也最接近主因。按照这种解读，琼瑶爱情故事滋润中国内地亿万民众，从一开始走的就是大众娱乐的路线。但是,在那个太快就成为历史、又太快就被写成传奇的八十年代，琼瑶和莎士比亚、弗洛伊德是一同出现的。
所以不奇怪，有人把琼瑶小说当作文学来阅读，不仅从浪漫故事中获得幻觉满足，还有更为整体的美感愉悦。相对过去千篇一律的革命爱情故事，琼瑶所带来的阅读体验是新鲜的。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琼瑶的小说具有文学价值。2004年《琼瑶全集》的策划人钟擎炬甚至认为，琼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在80年代，“她将中国人的阅读从一个状态领到另一个状态”。
导演史蜀君是在1986年年初接触到琼瑶小说的。奇怪的是，那时候琼瑶小说应该已经在国内开始走俏，但是史蜀君却是经过一翻辗转才读到：朋友的父亲的台湾朋友将一本《月朦胧，鸟朦胧》带到美国，从美国寄到上海，最后终于借到史蜀君手中。她说她看之后，“感觉非常新鲜，把政治背景社会矛盾都滤掉了，纯粹就是爱情，或婉转，或强烈，情话写得特别棒，她的小说就像一个花园，没有大树和小草，只有花，品种丰富，时而风和日丽，时而狂风暴雨。”
史蜀君决定把《月朦胧，鸟朦胧》拍成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剧由闵西电视制作中心在1986年摄制完成，经过中央电视台播出，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有些地方电视台反复重播。
“当时这样的电视剧太少了，” 史蜀君的解释和大家想象的一样，“那时在播的是《乌龙山剿匪记》之类的。长期以来，爱情就是被描写成服从于革命与政治的，它被推到一个非常次要的位置。男女之间就是同志般的情感，奋斗奋斗再奋斗。”
这应该是在中国内地播放的第一部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根据史蜀君自己的描述，这部电视剧被处理得非常富于文艺气息。虽然事先没和琼瑶沟通，但远在台湾的琼瑶还是看到了此剧。她说很满意喜欢此剧，希望史蜀君继续拍她的连续剧，并在1987年，寄来两个剧本,一个是《烟雨蒙蒙 》，另一个是《庭院深深》。史蜀君说，这两个剧本的商业性很强，强调了情节与对话，文学性的描写都被抽掉了。但她还是决定将《庭院深深 》拍成电影。导演增强了影片的文学色彩，结果不仅卖座而且也受到好评。“影片得了许多奖，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文艺界认为琼瑶小说低俗的成见。”
对史蜀君来说，《月朦胧，鸟朦胧》和《庭院深深》是尝试一种新的风格，也是在探索如何把言情片拍成文艺片。探索结束，史蜀君就再没拍过琼瑶的故事，她认为琼瑶的小说确实有重复，而且随着商业时代和娱乐时代的到来，逐渐不再具有对社会的挑战意味，并丧失了原本也并不清晰的艺术气息。
直到今天，史蜀君还是坚持认为，琼瑶本人并不是一个商人。“她都这样一个年纪了，还继续写言情小说和剧本，真的是很不容易，不能苛求她，她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专门写爱情的。我想，在她这个领域上，她已经是把它做得最大化了。 ”
小虎队和罗大佑，四大天王和吴宇森
1988年4月琼瑶回大陆省亲，拒绝了一路蜂拥的记者。时任湖南电视台对外部记者的欧阳常林，凭借自己的倔强和韧劲，打动了琼瑶，获得了独家专访的机会，还有琼瑶的欣赏、信任以及友情。
1989年，琼瑶与丈夫平鑫涛再次来到大陆，寻找电视剧制作伙伴。那时，琼瑶在台湾已经经历了电影事业和电视事业的两次辉煌，也经历了两次低潮，这一次她准备在大陆东山再起。
当时两岸影视合作却还没有起步。大陆方面虽然放开了，可有关审查手续仍然繁复。以琼瑶对大陆政府机构尤其是文化管理机构的有限了解，要想打开这扇门，难度很大。她希望能够在大陆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突破困局。琼瑶首先想到了欧阳常林。
1989年，欧阳常林代表湖南电视台和琼瑶合作。这合作没有先例，只能摸索。最初主要由台湾出资、提供技术和演员，湖南电视台只是协拍。电视剧拍好后，大陆版权归湖南电视台。最初版权还不能买卖，仅仅只是在各省台间交换而已。
很快，欧阳常林受到港台电视剧制作模式的启发，在湖南电视台名下成立华夏公司。公司成立不久，国家政策放开，可以卖版权了。当时全国版权，每集卖到6万元。
1989年，华夏公司拍摄了“六个梦”系列中的前三部，共计48集，赚了几百万。到1992年，琼瑶对欧阳常林及华夏公司的信任加深，将协拍模式改为合拍。这种合作一直延续到1994年，华夏公司拍摄了“六个梦”、“梅花三弄”、“两个永恒”，共11部257集琼瑶电视剧。
五年间，中国的电视屏幕已经丰富起来：一方面引进了大量港台剧和海外剧，让观众开了眼界；另一方面，从《渴望》（1990）、《编辑部的故事》（1991）到《北京人在纽约》（1994），大陆本土通俗电视剧经历了第一波繁荣。
从更大范围看，中国大众娱乐市场也发展迅速，不论是图书、影视剧还是流行音乐，人们都有了更多选择。小虎队和罗大佑，四大天王和吴宇森，正大综艺和余秋雨，还有冯小刚和葛优、倪萍和赵本山，他们都出现在这五年间。中国内地的大众文化气象变迁日新月异，天下正在被瓜分，邓丽君一转眼就不再时髦，琼瑶电视剧却稳站市场，每年有序推出，成为中国大陆文化娱乐产品中单独的一支目录。
这一阶段，对琼瑶的讨论并不多，也不热烈。大致的情况是，喜欢看的人便看，不喜欢的人找得到自己的爱好，觉得琼瑶与己无关。
从1989到1994这五年间，琼瑶爱情故事的主要传播渠道是前述湖南电视台所拍摄的电视连续剧。这些电视剧是在欧阳常林的市场化风格下完成的，与之前史蜀君所拍的富有文艺气息的《月朦胧，鸟朦胧》完全不同。刘雪华陈德容马景涛们呈现出来的，是商业产品，不是艺术作品。那时候市场化的大众文化刚刚起步，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反思和批评；或者说，能够引爆反思和争论的作品还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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