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11年中国在政治上推翻满清皇朝的统治是一场急风暴雨的革命，那么社会风气的变化则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实际上在辛亥革命以前，上海的民风已经在潜移默化，妇女的服饰呈现出自由化的气象，城市妇女的服装已经向封建的服制提出了挑战。妓女、戏子、姨太太等一批引人注目的女子标新立异，她们的服装充满了革新的精神，而且大胆的在社会上公开亮相，旧时种种的束缚早已被她们抛到脑后。
民国成立以后，一部分领风气之先的妇女继续光大了这种精神，她们率先起来，以不断改良的新式服装逐渐替代了富于封建色彩的短袄长裙，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上海市民在思想与精神上表现了空前的自由与活泼，促进了中国新女性在服装上的革新与解放。旗袍的广泛使用，就是这种新思潮的反映。
旗袍这两字在当初仅仅局限于满族妇女之中，是满清女子的普通服装。它在服装的样式和色彩风格上，都与上海城市妇女原来的装束迥异。我们从清末民初流传下来的一些画片和照片中，很少看到她们穿着满式旗袍。但旧体制被推翻，新体制已建立，时代的变迁，反倒使上海妇女钟情起旧旗袍来了，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旗袍这两字虽然代表了旧朝女子的服装，但到了上海妇女的身上，却赋予了新的意义。她们大胆的剥脱了旧式服装的桎梏，以西洋女装作为模仿的式样，加以改进，遂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式服装。当初上海市面上流行的各式旗袍，可以说是对原来旗装的一种异化，和真正满人的旗袍，相去很远。旗袍之所以能够变成时尚的流行服，并不在于服装的本身，而在于具有时尚思想的人。
旗袍在民国时期的城市生活中出足了风头，而乡村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封建思想的余音依旧缭绕在厅堂楼阁中，新式旗袍并没有在中上层妇女中得到广泛的流行，农妇由于生活和工作的习惯，衣衫照旧，这也可以看出服装与社会思想的关系。但是在县城中，一部分领风气之先的女子和学生教师，受到上海等大城市的影响，旧装换新装，大胆的穿起了新式旗袍，在县城中颇受人们关注，而她们却引以为新潮。
旗袍从民国初年风行以来至今，已有近百年了，其间社会和思想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旗袍依旧有著生命力。我们从旗袍的历史演变中也可看出当时上海的社会风尚，而女子思想的急进过程，在旗袍的每一处细小变化中露出了端倪，有许多线索可寻。
旗袍从二十年代的上海开始流行，后来渐渐流入内地，到了三四十年代已经成为中国妇女一致接受的正式外出服装了。这一个过程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民间发展实业的浪潮高涨，市场在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得到了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在二十年代以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城市工商业蓬勃发展。上海在这一时期成了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城市，辐射力度很强，上海周边的一些小城也受到了上海生活方式的影响。
服装的变化是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妇女由于职业社会化程度比较高，节奏快，喜欢穿线条简洁、式样明快的服装，而且讲究实用。原来的旗袍与这种要求恰恰相反，上海妇女按照实际需要，对旗袍的长度、腰身、开叉、色调等各方面进行了综合的改革，之后，才使旗袍渐渐变得更贴身，更适应城市化生活的需要。如有一段时间曾径流行下摆很长的旗袍，引来了诸多不方便，例如，有时长拖脚背，走一步路还得把衣服提起一些，不要说职业妇女穿着不方便，即使家庭妇女出去串亲戚，也会感到不方便的。
服装只有适合新的社会生活，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穷的魅力，旗袍后来渐渐改短，到三十年代已快近膝。衣袖的长短大小，也是变换不定，到三十年代时，上海妇女所穿的夏令服装，索性没有了袖子，道学家看见了不免又要摇头，以为有伤风化。茅盾长篇小说《子夜》中写一乡下土财主到上海，见到旗袍下裸露出来的女子大腿，差一点昏了过去。但旗袍并不为少数人的异样眼光而放入箱子内，马路上依旧是旗袍的天下。旗袍不但为当时的二万万中国女胞所采用，并且由于它具有时代所赋予的许多优点，代表了一种新的审美理念，才得到真正的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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