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文人若想一举成就文名，男性多半要靠实力，比如自身的政治经济资本、思想资本，外加不错的文笔，等等，而女性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利器，就是自身的美貌，“美女作家”无疑是文坛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也是她们赖以成名、屡试不爽的百年老字号。
然而，历史上却有一个女性文人，在成名之前，即对“美女作家”的招牌表示出了极度的反感，她说：“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这个女人就是李清照。赵炎以为，李清照笔下的这个“富贵”，绝非指的是物质，而是百分之百的精神。以色相在文坛讨一口饭吃，那是巴尔扎克所嗤笑的外省小家碧玉才干得出来的肮脏勾当，李清照显然是不屑为之的。
李清照在成名之前，曾经有过两个坎，其中任何一个坎都足够她喝一壶的，如果迈不过去，中国文学史上就会少一个才女的丰碑，而多一个身世可怜的普通女子而已。
李清照
第一道坎来自于朝廷。1100年(元符三年)正月，宋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1102年(崇宁元年)夏五月，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奸党”。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充军广西象郡。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按照李清照的年谱来看，1104年，她大概是21岁，也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四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李清照的日子却并不好过，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一旦被“遣送”，她就成了罪犯家属，以后的生活恐怕只能用屈辱来预测了。
正如她在1103年所写的“花自飘零水自流”那样，一朵飘零的落花，跌进流水之中，任由沉浮的际遇，难以自主的命运，几似谶语。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状态下，她也没有想过用“美女作家”的招牌为自己加分，以讨好酷爱文艺的当权者。
好在李清照嫁了个好老公，帮助她迈过了这道坎。老公赵明诚很爱她，在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这位在太学读研或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让她扫地出门，而是四处求情，辗转托人，送礼请客，以求宽容，挨一天算一天，尽量拖延着不走。不走，才有机会翻盘。
第二道坎来自于文坛的现实。她能崛起于北宋词林，实在是个异数。
李清照在《词论》开头处先讲述了一个故事：“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座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阙，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
这位突兀而来的李八郎，凌空出世、满座拜服的精彩表演，在赵炎看来，其实就是她自己凭实力而不是凭色相震惊京师、征服文坛的生动写照。当这位小女子由家乡山东济南来到开封的时候，词坛好比那曲江进士宴，无人把她放在眼里。
其时，有宋文坛巨星璀璨，柳永、宋祁、晏殊、欧阳修、苏轼、张子野、晏几道、秦观、黄庭坚，等等等等，无不词藻纷出，华章迭起，一阙歌罢，满城传写。凡歌场舞榭，盛会宴集，三瓦两舍，游乐醵聚，或啸，或歌，或唱，或赋，非苏即柳，不是“大江东去”，就是“晓风残月”，词家莺莺燕燕为之一展歌喉，弦索笛管为之喧闹嘈杂，风光悉为须眉夺去，风流尽在男性世界。
李清照不能不煞费踌躇了，第一，要面对着性别歧视的词坛。第二，或许是最主要的，来晚了的她，发现这桌文学的盛宴，已没有她的一席之地。
李清照本可以打出“美女作家”的招牌，在文坛那张桌子旁，挤进去一张椅子。但是，她没有那样做，赵炎揣度她大概认为那样做很下作。尽管有关她的生平记载，缺乏细节描写，更无绘声绘色之笔墨，但从她那篇藐视一切、睥睨名家的《词论》推断，可以想象得出她的自信：本小姐坚决不靠“美女作家”的招牌成名，不写也则罢了，既要写，必定惊世骇俗，出神入化，让开封城大吃—惊。
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飞鸿掠影，石破天惊，一阕《如梦令》让“当时文士莫不击节赞赏”(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记》)。阮阅《诗话总龟》后集《丽人门》云：“近时（1105年）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言甚新。”
能够不靠“美女作家”招牌而成名的女人，前有李清照，后有张爱玲，她们的传世之作，无一不精彩，无一不出色，她们是中国女性文人中最为熠熠发光的两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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