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学生交白卷的老师
1925年3月11日清晨，随着一阵晨铃响起，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宿舍内，学生们纷纷起床梳洗，准备这一天即将开始的课程。而此时，这栋小楼二层的一间宿舍里，一位女学生正在给自己的老师写一封信，信中说：校长以“留学”、“留堂”——毕业留本校任职——谋优良位置为饼饵，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去取，今日收买一个，明日收买一个……凡足以固位恋栈的无所不用其极，此中国女子教育之前途!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
这位女学生信中所提到的校长叫杨荫榆，她是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海外的女子之一，原为女师大学监，一年前任女师大校长。
这一年年初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前身是设立于1908年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女高师的学生第一次冲破学校的禁令，投身学生运动。而此时的校园里也正在酝酿着一场驱逐校长杨荫榆的风波。写这封信的女学生，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总干事，也是驱杨运动的重要组织者——许广平。
就在许广平写信的第二天，也就是1925年3月12日， 59岁的孙中山因肝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孙中山逝世后，约有74万民众前往致祭。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决定为其举行国葬，灵柩暂时安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3月12日这一天，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许多学生想去参加孙中山的追悼会，但是遭到了校长杨荫榆的阻拦。
杨荫榆不希望学生们加入到社会的政治运动中，当有学生提出悼念孙中山时，她觉得孙中山思想当中有另外的一种破坏的作用，认为学生们应当好好的学习文化，因此拒绝了学生的请求，矛盾由此激化。
杨荫榆的行为引起了学生们的愤怒。而许广平写信给老师的目的，也正是希望先生对学校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一些指点。这封信寄出去两天以后，许广平就得到了老师的回信，信中说：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哪里，只好交白卷了。这位向学生交白卷的老师，就是鲁迅。这封信也是许广平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这一年，鲁迅在女师大任教已经快5年了。
第一堂课
鲁迅，原名周树人，被后世称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他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1918年，38岁的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创作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刊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小说抨击了家族制度与封建礼教的弊害。（许寿裳 《鲁迅先生年谱》）
1920年的秋天，鲁迅同时在北京大学和女师大授课，教授的是中国小说史，来女师大上课之前，鲁迅的《阿Q正传》、《伤逝》、《孔乙己》等小说，都是女师大学生喜欢阅读的作品。鲁迅的知名度使得他给许广平那一届学生的第一次上课，成为大家翘首期盼的事情。
《许广平与鲁迅》一书的作者倪墨炎介绍说：“她们都有一种好奇的研究心理，就是这个老师来他们都知道这个课是鲁迅开的。他学校里的名字叫周树人，他们都知道了，他们要看一看这个著名的作家周树人到底是个什么人。”
这堂课，许广平坐在了教室的第一排。
上课的时候，鲁迅匆匆进去，大家都很吃惊。因为他穿的衣服有补丁，长衫上面有的地方补过，特别是裤子上面，膝盖上面都有补丁，皮鞋上面也都是一块块补丁，头发也很长，而且他是个平顶。大家都在议论，怎么这样一个人好像是一个乞丐一样。
与同在女师大任教的还有周作人、林语堂等众多知名教授，而与平常打扮得西装革履的新派人物相比，鲁迅则是不修边幅的。
倪墨炎介绍道：“周作人也经常穿长衫的，鲁迅也经常穿长衫的，但周作人的长衫不是破的，它都是很挺的。许寿裳，林语堂经常穿西装，特别是林语堂领带什么都打得很好的。鲁迅就是比较随便的，譬如桌子上有什么水啦，抹布不在旁边他就用袖子管揩掉了。”
个子矮小，穿着随便的鲁迅一开始讲课，许广平和其他同学就被他所讲的内容所吸引。不知不觉中，第一堂课结束了，等到学生们回过神来，教室里却早已不见了鲁迅的踪影。
许广平后来在《鲁迅与青年们》一文里，如此描写了这第一堂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了过来，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了一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与鲁迅一同在女师大授课的胡适、李大钊林语堂等人把新思想传给了那些渴望个性解放的女学生，并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带给年轻人的是对传统社会体制的破坏与革新，尤其是对封建婚姻的反抗。
封建包办婚姻是北师大女学生们普遍面临的难题，许广平也不例外。高第街是广州著名的一条商业街，从清朝末年开始，就已经店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1898年2月12日，许广平出生在高第街一许姓大家族里。出生没几天，父母便替她定了亲，许配给广州一户姓马的绅士家。
许广平向家里提出她不喜欢这个婚姻，要解除。但马家并不愿意退掉这个婚姻，最后谈判许家给马家一笔钱，这笔钱足够马家再娶一个媳妇。
解除了与马家的婚约之后，1922年许广平北上求学，1920年北京大学首开先例，率先解除了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限制。两年后国民政府又颁布了“壬戌学制”，正式明确了女子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根据这一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统计，当时全国已有女大学生887人，占全体大学生总数的2.5%，许广平就是这第一批女大学生之一。正是在女师大，许广平遇到了鲁迅。
鲁迅的“害马”
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传授给学生的民主自由意识，与学校旧有的教育体制产生了冲突。当时学校规定：学生一律穿草绿色布制的衣裙制服，违者记过。杨荫榆任校长后,校规更为严格，学生们祭奠孙中山的行为成了驱杨运动的导火索。
在北京《京报》上，女师大学生为“驱逐校长杨荫榆”而向当时的北洋政府请愿的消息刊登了出来。但“驱杨运动”的初步结果，却是，许广平等6人被校方开除，在开除令里许广平被斥为“害群之马”，从此就得了一个害马的绰号。
在学校的布告里面写了，校方公布了这几个人表现怎么不好，并把表现不好的内容寄给六个家长。这样就很容易引起家长误解，认为自己的女儿怎么在学校里面不守规矩，不守纪律，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于是鲁迅就和几个老师联合起来写了一个声明。
1925年5月27日,鲁迅、林语堂、周作人等7名教授在的《京报》上发表了一篇宣言，公开支持女师大的学生运动。在这个月中，鲁迅与许广平共有6次通信。
在他们通信当中，两人的称呼、署名都很有意思。开始的时候，许广平称鲁迅老师后来称迅师，署名开始是小学生，后来是学生。后来鲁迅叫许广平广平兄，后来发展成害马。最后成了my dear teacher，你的害马。由此可见他们两人关系已经很密切了。
俞芳女士，与鲁迅是同乡，在上世纪20年代，她每个星期天都要到北京西三条胡同的鲁迅家中玩耍，在鲁迅家中她们经常可以见到许广平。
俞芳回忆道：“许广平先生她是这样的，人是高高的，她比我姐姐她们都高。人很大方的，眼睛挺有神，眼睛比较大。好像她们说，眉目之间好像很粗，很有点聪明的样子。”
1925年6月，杨荫榆被女师大的学生们驱逐出了校园，这一期间学生坚持上课 老师坚持教课,学校内相对平静。端午节这一天，鲁迅请许广平还有俞氏三姐妹等六个女学生来西三条胡同的家中吃饭，共度端午。
俞芳还记得哪天吃饭的情景：“开始吃饭以后，许广平跟王顺亲他们就敬鲁迅先生酒。敬酒以后，后来说葡萄酒太轻了，就变成黄酒了。说黄酒又太轻了，就说有没有胆量吃白酒。鲁迅先生说，吃白酒就吃白酒。”
在席间，鲁迅有一点醉，他就揿了俞芬的头，敲了一记许广平的头。
端午节的聚会没过多久，警方开始介入女师大的学生运动。以维修为名义，杨荫榆带着警察冲进校园强行关闭了学生宿舍。学生宿舍被关闭，家在广东的许广平此时没了栖身之所，这时候，鲁迅让许广平暂时住到了自己的家中。
出了象牙之塔
鲁迅在西三条胡同的家是一个小四合院，北屋共有3间房，母亲鲁瑞住在东侧房，夫人朱安住西侧房，鲁迅则住在北边单独向后延伸的一间小屋子里，鲁迅称它为老虎尾巴。
在鲁迅家中，许广平有了一项新的活动，就是为鲁迅抄书稿，许广平抄写的速度很快，有一天，她连续抄了一万多字。
《许广平与鲁迅》的作者倪墨炎介绍道：“鲁迅进来的时候，说你抄得太辛苦了，就摸摸许广平的手，这使她感觉到鲁迅对她的关心已经不像老师对学生。”
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妻子，这门亲事是鲁迅留学期间母亲鲁瑞为他安排的。出于对母亲的孝顺，鲁迅接受了朱安。鲁迅很尊敬朱安，虽然两个人没有什么感情，但没有什么争吵。而且实际上，他们一直过着一种无性的生活，鲁迅其实一直过着独生的生活。
鲁迅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不可能有幸福，但他却准备牺牲自己，让年轻人去享有这个幸福。鲁迅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写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925年夏天，在鲁迅的家里，许广平第一次向鲁迅表达了自己的爱。但是鲁迅觉得自己不可能再得到婚姻的幸福，不配被人所爱。
《出了象牙之塔》，是鲁迅在女师大授课时编的教材其中有一篇是英国诗人勃郎宁写的一个爱情事，故事中一个年长的老师同一个年轻的女学生相爱了但是年长的老师认为不能相爱就说我们不相称，两个人到了晚年觉得神未必这样想，我们还是可以相爱的鲁迅因为自己已有的不幸婚姻而不愿再谈爱情，而许广平却引用了勃郎宁的诗句神未必这样想，这是一句令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的话。
倪墨炎介绍道：“这个故事因为两个人都心里明白的是什么意思。那么鲁迅回答，你中毒太深了，因为我课堂上讲的这个故事，你太理解了。鲁迅这样回答，并不是拒绝许广平，就是认为还是要许广平再慎重考虑。”
与鲁迅相爱，许广平不得不面对朱安，不得不面对妻妾的名份问题。
我是我自己的—这是女师大学生庐隐在反对封建婚姻时提出的口号，这句话流行于女师大学生中间，成为他们反对旧式婚姻的标志性语言。与许广平追求爱情的大胆、主动相比，鲁迅在心理上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中国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老师同学生是两个辈分，所以老师同学生恋爱那是不可想像的。如果鲁迅承认师生恋的话，那就是多了一个（妻子），在传统上来看他等于是纳妾，显得生活不太正派。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社会的关注。而已有妻室的事实也让鲁迅决定放弃追求爱的权利。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介绍说：“他认为我们搞新文化的人是很正派的，很正经的。所以我们坚决也不纳妾，他是坚决不找第二房的。”
鲁迅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可能有幸福的。但是在他自己来说，他准备牺牲自己。
与许广平的交往，让鲁迅的生活出现了变化，无爱的婚姻，受到了冲击，原本打算牺牲自己的念头也开始动摇了。后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受到许广平的影响，鲁迅慢慢地也向许广平表示我可以爱，我为什么必须牺牲自己呢？
在经过神未必这样想的谈话后没多久，许广平再一次走进鲁迅的小屋，希望得到一个最后的答复。一番凝视与思量后，鲁迅说我可以爱，你胜利了。
驱杨运动最后的结果是北洋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免去杨荫榆校长职务，但同时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这一行为遭到鲁迅等教授和学生的反对，师生们在宗帽胡同开设临时校舍，继续上课。女师大的学生运动得到了北京其他高校学生的支持，1925年11月，北京爆发了有各届数万人参加的“罢免和惩办章士钊”的示威游行，12月11日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宣布免去章士钊职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宣布复校。
鲁迅与许广平的交往遭到了一些旁人的非议，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与许广平的照片里没有一张两个人的合影，这张与广州中山大学图书管理员蒋经三的合影曾被后来者剪裁，并发布在媒体上作为两个人的合影。
周作人在1961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对许广平评论道：“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
1926年8月，许广平 鲁迅离开了见证他们爱情的北京，离开了西三条胡同。
1927年10月，许广平与鲁迅定居上海，正式公开了两人的爱情，宣布同居。
1929年10月1日，两人爱子出世，取名海婴。
1933年5月，两人将此前的书信编辑成《两地书》出版，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鲁迅在上海病逝。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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