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9日，鲁迅购得《芥子园画谱》三集，是上海有正书局的翻造本。原刻难得，翻本无胜于此者，鲁迅以此赠妻子许广平，并题诗一首，云：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大陆新村寓所。再十年的1946年10月，许广平写了一篇《十周年祭》，回首当年道：呜呼先生，十载恩情，毕生知遇，提携体贴，抚盲督注。有如慈母，或肖严父，师长丈夫，融而为一。呜呼先生，谁谓荼苦，或甘如饴，唯我寸心，先生庶知。
这一诗一文，包含着两人多少辛酸血泪，多少相爱相知，多少生死情谊！亦可看做是鲁、许《两地书》的延续！
鲁迅说：“《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者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没有什么关于后来的预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沉静方面，所以绝不会显出什么热烈。”“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学者王得后先生在《‘两地书’研究》①?一书中指出，《两地书》不是所谓“情书”，却是别具一格的情书，很有风格的情书。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原信现存一六○封，其中鲁迅致许广平有七十八封；许广平致鲁迅的有八十二封。收入《两地书》的是一百三十五封。其中鲁迅致许广平的六十八封；许广平致鲁迅的六十七封。《两地书》是1932年11月编好的，因此在这之后有十八封来不及编入，而真正在这之前有而没编入的只有六封半。王得后先生曾就原信与《两地书》的文字作校读，指出他们在编定《两地书》的时候，对原信做了许多增删修改，特别是许广平的信，文字的修改很多，有的信常常是整段整段地删去。但却也不是为了藏匿什么隐私，因为所谓隐私的东西，原信中一点也没有。比起《两地书》来，原信自然更丰富，更生动，特别是有更多的细致的心理活动的表现，但《两地书》却更准确、更精炼。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生于1898年，比鲁迅小十七岁。1923年秋天，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课，就在这里认识了许广平。许广平长得身材高大，而且总是坐在第一排，尽管如此，鲁迅对这位外貌并不太出众的广东姑娘，并不会有很深的印象。而许广平多年以后这样回忆道：“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著，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许多补钉，则炫著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遮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钉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眼耀人。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也许有人这么想。讲授功课，在迅速的进行。当那笑声还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人们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著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著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的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了一口气回转过来了??”这样的师生关系延续了一年多，直到1925年3月，由于许广平写信向鲁迅求教，他们之间才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原本疏远的师生关系才有了突破。
传记作家伊妮说②，其实在这之前，许广平曾和一位既是同乡又是表亲的青年李小辉相爱。李小辉原是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因为错过了考期，便进了北京大学。在经过一段短暂时间的相处后，两人的感情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幸的是不久许广平被传染得了猩红热症，李小辉因经常来探视许广平，也被传染，结果是许广平得到痊癒，而李小辉却不治病亡。这个意外的噩耗直如晴天霹雳一般，几乎将许广平震懵了！因为这是她的初恋，也是她第一次勇敢地追求婚姻自由，然而这一切都幻灭了，她沉浸在一种无法自拔的巨大悲痛中，有一段好长的时间。事隔18年，许广平还这样回忆着：“到了第十八年纪念的今天，也许辉的家里早已忘了他罢？然而每到此时此际，霞的怆痛，就像那患骨节酸痛者的遇到节气一样，自然会敏感到记忆到的，因为它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净的心，永远没有苏转。”
而鲁迅在此时，是早已有了妻室。那是1906年6月，当时在日本仙台留学的鲁迅，忽然接到母亲的来信，说是病重，让他速速返国。鲁迅一回到家，却发现家里张灯结彩，母亲正在张罗为他娶媳妇呢。原来，母亲听到一个未经证实的流言，谓鲁迅和一日本女人结了婚，而且有了孩子，经常携儿子在东京街头散步，母亲感到惊骇不已，于是经由鲁迅叔祖母蓝太太的大儿媳谦少奶奶牵线，把蓝太太的一位内侄女儿介绍了过来，成为鲁迅的新娘子，名叫朱安，长得并不漂亮，额头很明显地朝前突出，小脸狭长，却有一个显得颇肥硕的鼻子。婚礼时，鲁迅居然没有半点反抗，他装上假辫(因留日后已剪去辫子)，带了红缨大帽，按照当地仪式，在新台门的神堂上，与朱安双双拜了堂，然后任由人扶着，像木偶人似的上了楼上的新房。可是那个新婚之夜，鲁迅只是通宵达旦地看书，第二天，就搬到母亲的房里睡了。再过数天，就回日本继续求学去了。后来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明知无爱，却又不得不接受这个婚姻，据他日后解释，一是为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幸福；二是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被退婚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的；三是他当时有个错觉，在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久，因此和谁结婚都无所谓。就这样他和朱安过着“无爱”的夫妻生活达二十个春秋，而朱安就一如传统的绍兴太太般地做着家务，奉养着母亲。在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朱安对曾是砖塔胡同的“二房东”之一的俞芳说：“过去大先生(指鲁迅)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著他，将来总会好的。”朱安甚至还带着无限的希冀说：“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根一点一点地往上爬，虽然爬得慢，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量爬了。”是的，可怜的朱安，她终究是无法爬到墙顶的，因为一个伟大而孤独的灵魂需要慰藉，种种重大的精神创痛需要理解，需要温柔的舐舔，这都不是她所能胜任的，于是许广平取代了她。
《两地书》共分三集。第一集是1925年3月11日到7月30日四个半月间在北京的通信。第二集是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在厦门与广州间的通信。第三集是1929年5月13日至6月1日不到20天间，北平与上海的二十二封通信。从前两阶段可看出两人从师生关系到最后同居的过程。王得后先生指出，从写信的态度和语气可以看出，起初的通信的确不带恋情，而是师生间关于教育问题、学生运动、刊物编辑、人生哲学诸问题的请益与教导。虽然一开始就同声相应、同声相求，表现出相当的推心置腹，但师生间严肃与庄重的气氛洋溢于字里行间，并无异性间的愉悦与追求。但大约经过一个月，当许广平于4月10日敢于署名“(鲁迅先生所承认之名)小鬼许广平”，紧接着4月12日许广平拜访鲁迅在西三条的住所，十六日的信敢用“‘秘密窝’居然探检过了！”——“秘密窝”而带引号，拜访而用“探检”，也就冲破了师生间严肃与庄重的气氛，一种新的亲昵的感情产生了。此后即彼此出题“考试”；在鲁迅“即称之为‘少爷’，刺之以‘细心’”，在许广平则“敬领，骂好”；以至鲁迅因“小鬼何以屡次诚惶诚恐的赔罪不已”而不安，而“辟谣”，而声明“我并不受有何种‘戒条’。我的母亲也并不禁止我喝酒。”“虽是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虽是太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异性间相愉悦、相亲爱，而唯恐产生误解以至相离异的微妙心理，实已入木三分，跃然纸上了。而到6月25日这一天，是旧历端午，鲁迅请许广平几位女师大学生和俞氏姊妹(俞芬、俞芳、俞藻)吃饭，她们向鲁迅劝酒，鲁迅因高兴而稍多喝了一点，于是“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之拳骨”，又“按小鬼之头”，于是许广平等以为鲁迅喝醉了而“逃”走。当天晚上或次日早晨许广平给鲁迅写了封信，大概很作了一番文章。鲁迅27日上午收到此信，于28日写了回信，前半赫然是一篇“训词”(编入《两地书》时已删去，只存于原信)，反复申辩：“又总之，端午这一天，我并没有醉，也未尝‘想’打人；至于‘哭泣’，乃是小姐们的专门学问，更与我不相干。特此训谕知之！”王得后先生指出，这篇“训词”最大的价值，大概是足可以证明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已经相当深厚，别致的格式、轻松的笔调、无拘无束的谈吐，都是亲昵的表现，从这以后的书信，是真正的一般人所谓的“情书”了。至于这之后有一年多没有通信，并非感情有变化，而是两人定情后的相互信任。
1926年9月29日，鲁迅与许广平同乘火车沿着京浦线抵达上海。9月2日清晨，他们又分别搭乘“新宁”轮到厦门，及“广大”轮到广州。鲁迅是应聘到厦门大学执教的，许广平则回到故乡发展自己的事业。
临分手时，他们约定：大家好好地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点必需的钱。谁知，许广平还在船上，就给鲁迅写道：“临行之预约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而鲁迅刚到厦门，行李甫卸，也马上就“觉得太闲，有些无聊，倒望从速开学，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满”。相互之间流露出多么炽热的恋情与难耐的心境！《两地书》的第二部分即是这段期间的相思之情，我们看到许广平的回信：My?dear?teacher!?你为什么希望‘合同年限早满’呢？你是因为觉得诸多不惯，又不懂话，起居饮食不便么？如果对身体的确不好，甚至有妨健康，则还不如辞去的好。然而，你不是要‘去作工’么？你这样不安，怎么可以安心作工？！你有更好的方法解决没有？或者于衣食，抄写有需我帮忙的地方，也不妨通知，从长讨论。”多么温情的抚慰，多么体贴的“从长讨论”啊！他们为了爱情而饱受苦难，磨练了意志，最后享受了欢欣！我们看1927年1月11日，鲁迅给许广平的信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一切似乎是苦尽甘来，有情人终成眷属！
然而这其间却发生了“高长虹事件”的插曲，在他们的爱河中激起了涟漪。高长虹与许广平同岁，1898年生于山西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从小就养成一种反叛和孤僻的性格。作家伊妮指出，意外的是，具有反叛性格的他，却乖乖地听从了祖父的安排，与一个无爱的乡下缠足女子结了婚，并生下了孩子，过着一种麻木的生活。直到1924年下半年，他来到北京谋求精神与生活的双重出路。他在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里，创办了《狂飙》杂志，积极地从事“狂飙运动”。他突然造访西三条胡同的鲁迅，1925年4月，也就是鲁迅与许广平开始了“两地书”通信不久，鲁迅亲自买了酒，邀高长虹与向培良、荆有麟、章衣萍等几人到住所来喝酒，共商创办《莽原》的事。从此，作为“莽原”社的同人，鲁迅与高长虹过从甚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两人会面不下一百次。就在此时，高长虹发现了热情如火的许广平，并暗暗地爱上了她，只是鲁迅一点儿也不知道。许广平以她女性细腻的心，也许早有所察觉？目前并无史料可证明。不过据许广平6月17日给鲁迅的信，谈到对高长虹的诗文的感受，许广平对高长虹好像并不怎么欣赏。随着鲁迅与许广平的恋情日渐公开化，高长虹才发现自己患的是单相思，这种失落的痛楚，令他寝食难安，到鲁迅与许广平比翼南下后，高长虹更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他公开向鲁迅挑战，他写了《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把鲁迅热心支持青年创办文学刊物，说成是为了“得到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到后来，则“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
对于高长虹的突然攻击，鲁迅开始真是莫名其妙，只是对其置之不理；后来实在气愤，才写了几篇小文予以反击。但他仍然不知长虹为何对他如此恨之入骨，直到1926年11月底，高长虹在《狂飙》上发表一首题为《给──》的诗，再加上熟知内情的朋友的说明，鲁迅才豁然领悟。高长虹在诗里以太阳自况，以月亮比许广平，而咒骂鲁迅是黑夜。鲁迅立即给在广州的许广平去了一信，说：“《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我这才明白高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了，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后来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奔月》中，写了善射的后羿打猎回来后，遭到了徒弟逢蒙暗算的故事，不言而喻，故事中的逢蒙就是影射高长虹。而现实中的高长虹在追求许广平失败后，改追冰心。后来韦丛芜告诉鲁迅，高长虹给冰心写情书，已阅三载了。1929年冰心结婚后，将这捆情书交给了丈夫吴文藻，吴文藻于旅行时，随看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当然这是后话了。
鲁迅与许广平于1927年10月3日，乘“山东”号轮船抵达上海，头几天，他们寓居在共和旅馆，10月18日上午，移入东横滨路景云里第二弄二十三号，正式开始了他们公开的同居生活，消息传出后，各色人等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令人难堪的非议与指责，有人说，元配夫人朱安才是鲁迅先生的合法“佳偶”，许广平不过是一个姨太太；也有人说，鲁迅与朱安破裂，是因为许广平从中作梗。连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公开表示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不予以承认。在《两地书》的序言中，鲁迅说：“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却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许广平说：“从广州到上海以后，虽然彼此朝夕相见，然而他整个的精神，都放在工作上，所以后期十年的著作成绩，比较二十年前的著作生涯虽只占三分之一，而其成就，则以短短的十年而超过了20年。
”当然无可置疑的，这十年是凝聚着许广平诚挚的感情与辛勤的劳动，“十年携手共艰危”，他们艰危与共、相濡以沫，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表达的是人间的至爱！
补记：学者董大中在《鲁迅与高长虹》(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认为《给──》是写给石评梅的，并对所谓“高长虹事件”有不同的看法，详见《都是月亮惹的祸？──鲁迅、许广平、高长虹的“三角”恋情》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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