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这是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素时随手写下的一幅嵌字联。他不但巧妙地将对方的名字“潘妃”镶嵌其中。更表达了自己对眼前这位苏州美女的爱恋之情。
提到潘素，就不得不说说张伯驹，这位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的“神童”。从小就被过继给了伯父张镇芳。张镇芳曾任清末直隶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总督，民国初年时，担任过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后来又出任盐业银行董事长，是一位在政，商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此外，张镇芳还是袁世凯的表弟，19岁时，张伯驹曾在袁世凯任团长的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科受训，毕业后不久即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后又在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部任职。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张伯驹并不认同军阀的种种作风，于是毅然离开军队，辞去一切挂名差事，在家藏的古典文学史书中寻找精神寄托。弃武从文后的张伯驹成为了一代词人，与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被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周汝昌先生在《张伯驹先生词集序》中曾这样写道：“伯驹先生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之外，更得一‘整’字，何谓整?本是人工填作也，而竟似天成;非无一二草率也，然终无败笔。”
在遇到潘素时，张伯驹家中已有三位太太，他时任盐业银行总稽核，一年要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他的好友孙曜东回忆说：“他整日埋头于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来上海也就是玩玩。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人爱河。”
潘素1915年生于苏州，是清朝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原名潘妃。潘素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虽然父亲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母亲沈桂香却是当地有名的大家闺秀，她对于自己这个聪慧美丽的小女儿寄予了厚望。在潘素7岁的时候，母亲就为她聘请了苏州当地的名师，教她修习绘画、音乐、诗文，潘素还弹得一手好琵琶。
但是就在这株幽兰刚刚开始准备绽放的时候，却经历了一场劫难。在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父亲迎娶继母王氏入门。仅仅两年后，王氏就以潘素擅弹琵琶为由，将她送到青楼操琴挣钱。名门望族由盛而衰，潘素也只能听从继母的安排。“潘素初来上海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孙曜东曾经这样回忆过当年的潘妃。
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素。就被她的才情和美丽所吸引，提笔写就了一副嵌字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潘素在他眼中就如同出塞的王昭君，气质独特而优雅，潘素也对眼前这个才华横溢的翩翩公子青睐有加。但是此时的潘素已经与国民党中将减卓谈婚论嫁，对方一听说这对才子佳人的故事，立刻就把潘素“软禁”在了上海西华路的“一品香”酒店里，再不许她和张伯驹见面。张伯驹急得团团转，但是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而且“情敌”又是国民党军官，怕弄出乱子来，他找到好友孙曜东帮忙。孙曜东开车带着张伯驹，趁天黑在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那里是上海滩有名的“小公馆”，很多要人的外室都暂居于此，来的人鱼龙混杂，不容易暴露。孙曜东和张伯驹又来到“一品香”酒店，买通了臧卓的卫兵，将已经哭成泪人的潘素接出，住在静安别墅。不久，张伯驹就带着潘素回到了苏州，在那里迎娶了这位朝思暮想的美人。
张伯驹晚年曾写过一首《瑞鹧鸪》：“姑苏开遍碧桃时，解后(避逅)河阳女画师，红豆江南留梦影，白滔风末唱秋词。除非宿草难为友，那更名花愿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华清池水恨流脂。”便是追忆他与潘素情定三生时的情景。
当蒙在明珠之上的灰尘被洗刷干净之后，那润明剔透的光泽便再也掩盖不住。它必定会释放出来。潘素成为张伯驹人生路上的佳侣，也成为他收藏世界里的守护天使。正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使得国宝《平复帖》。《游春图》留在了国内。更使众多名家真迹免受战火的侵袭。得以保全。
婚后的生活才是二人幸福的开始，在张伯驹的大力栽培下，潘素的绘画技艺得以展现，作家董桥在《故事》一书中这样写道：“潘素跟过朱德甫、汪孟舒，陶心如，祁井西、张孟嘉学画，跟过夏仁虎学古文，家藏名迹充栋，天天用功临摹。画艺大进，张大千赞叹‘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解放后，北京官方曾将她的山水画当作礼品赠送给撒切尔、老布什等外国元首。”
媒体曾刊登过一张潘素拍摄干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照片，微微侧转的身子和剪裁得体的黑色长旗袍，衬托出她婀娜的曲线;盘在耳后的秀发与长长的耳坠，述说着南国佳人的温婉动人。“齐眉对月。交杯换盏，犹似当年。红尘世上，百年余几，莫负婵娟。”这是张伯驹写给爱妻潘素的词，在张伯驹的世界中，与美和幸福有关的诗词。似乎都应该是写给潘素的，而这段来之不易的佳缘。让他们倍加珍惜。也许是因为看到了人世太多的兴衰罔替，潘素在温柔娴雅中透着独立自强之气。在动荡的年代，为了让国宝不至于流失海外，张伯驹几乎倾尽所有，连家人都觉得他是“败家子”，可是潘素对他不离不弃，始终坚定地支持丈夫的一切决定。
上世纪30年代，潘素为支持丈夫购买恭亲王府的稀世珍品——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心爱的细软首饰，凑足4万银元买下了这幅传世墨宝。后来，一位外商企图以30万银元的巨资购买，被潘素娩拒，而范仲淹手书《道服赞》，也是夫妻二人以110两黄金购得。1946年，为了不使国宝隋朝展子虔的一幅青绿山水画《游春图》被贩至海外，张伯驹和潘素将名下的房产(曾是李莲英的旧居)卖给了辅仁大学，用售得的美元换成了220两黄金，潘素叉变卖了首饰。凑成240两黄金将其买下收藏。
张伯驹一掷千金收藏文物的名声也为他带来了灾祸。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绑架案，绑架的对象就是张伯驹，一个汪精卫手下的师长放出话来，潘素如果不拿出300万赎金。休想救回张公子。可实际上。张家当时已经拿不出那么多钱财来消灾，大部分钱已都购买字画了。潘素昼夜难安，但是她知道，丈夫是绝不肯让她变卖国宝来求自保的。于是她变卖首饰，四处奔走，最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以20根金条赎回了被绑架八个月之久的张伯驹。潘素的“侠女”之名也不胫而走。
更为惊险的事情发生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使家中收藏的国宝免遭日寇掠劫，潘素将珍品缝干被褥和棉衣中，途经河北、山东、安徽、河南，几经辗转。终于安全到达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得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就大气也不敢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日后在回忆起这段惊险的日子时，潘素还心有余悸。
但是就是这样拼着性命留下来的国宝，张伯驹和潘素夫妇并未拥为己有，而是从1956年起，将苦心收藏30年之久的书画真迹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其中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黄庭坚的《草书卷》、李白的《上阳台帖》等古代书画极品都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当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曾专门签署“褒奖状”表彰夫妇二人的爱国之举。世人认为张伯驹收藏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而张伯驹却认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他买它们不是为了钱，而是怕它们流入外国，他曾在《丛碧书画录·序》中写道：“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其心胸之坦荡可见一斑。
“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这阙作于1974年的《鹊桥仙》。是年近八甸的张伯驹写给相携40载的爱妻潘素的。虽然在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张伯驹和潘素却能“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一生相伴到老。
上世纪50年代，章诒和(其父章伯钧曾任交通部部长等职务)曾向潘素学画，在她眼中。潘素的生活完全是以张伯驹为轴心的：“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旬。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沽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看似一则笑话，其实当时的张府已经捉襟见肘，潘素常常为了一家的生计而费尽心思。
上世纪50年代，章诒和(其父章伯钧曾任交通部部长等职务)曾向潘素学画，在她眼中。潘素的生活完全是以张伯驹为轴心的：“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旬。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沽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看似一则笑话，其实当时的张府已经捉襟见肘，潘素常常为了一家的生计而费尽心思。
1957年，张伯驹被定成“右派”，按照曾和张伯驹谈诗论作的陈毅元帅的指示，吉林省宣传部部长宋振庭亲自到北京请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当时并无馆长)，潘素任吉林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教师。1961年金秋，夫妇俩住进了位于长春市朝阳区的吉林艺专南湖宿舍。潘素不但常有力作问世，治学更是严谨，手把手地教学生作画。还经常拿来真迹给学生观赏。1964年，伴随着中国登山队员登上希夏邦马峰的好消息，潘素的一幅浅绛山水《征服希夏邦马峰》问世，这幅气势磅礴的画卷被张伯驹的挚友们称赞为：“潘素是用登山队员攀登高峰的精神，在攀登青绿山水画的高峰。”
但是好景不长，1967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曾经的翩翩公子变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而潘素则要为北京市国画工厂画书签，两人靠亲戚朋友接济勉强度日。那段艰苦的日子在潘素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伯驹曾被遣送舒兰乡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时红卫兵、造反派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但就是这样，在章伯钧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去世之后，张伯驹和潘素夫妇在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费尽周折，终于辗转找到了章伯钧的遗孀李健生的新家去慰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章诒和感慨着人世间的世态炎凉，而张伯驹与潘素坚守的恰恰是人生中最重情重义的坦荡胸怀。”
就是这样艰苦的生活，也没能磨灭掉张伯驹和潘素对生活的挚爱，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有一年元宵节的夜晚，大病初愈的张伯驹对潘素提议：“桑榆未晚，我们再搞一次合作，你看如何?”于是，潘素在操持家务之余，开始创作花卉。她先画了一幅《自梅》，张伯驹配以《小秦王》词牌：“寒风相妒雪相侵，暗里有香无处寻。唯是月明知此意，玉壶一片照冰心。”潘素最爱的是张伯驹为她的画作《素心兰》填的词：“予怀渺渺或清芬，独抱幽香世不闻。作佩勿忘当路戒，素心花对素心人。”
张伯驹和潘素的女儿张传缲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其画技就是母亲潘素所教，她尤以画梅著名。从小受父母熏陶，琴棋书画得心应手，她对母亲的画作更是珍爱异常：“母亲与齐白石、何香凝、张大千、胡佩衡等先生都有翰墨往来。我记得当时母亲画完后拜托朋友转送给台湾的张大千先生，张先生补完后再送回给母亲。她与何香凝女士也合作过，并且三次参加了为抗美援朝举行的义卖活动。母亲的山水画《临吴历雪山图》曾被作为礼品送给英国首相;她临摹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在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东京时，赠予了日本天皇。”父母相濡以沫的一生，还有他们创作的诗词画卷，都是留给女儿巨大的财富。
1936年始，师汪孟舒、陶心如、祁井西、张孟嘉等习画。
1937年与张伯驹结婚。
得窥张氏所藏书画，潜心临摹，又共游名山大川写生。
与齐白石、何香凝、张大千、胡佩衡等人有笔墨往来。
曾于北平、西安等地举行个展。
1949年后，又在燕京大学办过个展。
1980年于北京与张伯驹举办夫妇书画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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