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扬帝大业九年(613年)前后，李世民十六岁，长孙氏十三岁，俩人成婚。长孙氏的先世源于北魏的皇族，因为其先祖曾经担任过北魏的宗室长，所以改姓长孙。后来迁居到河南洛阳。长孙氏的祖父长孙兑，做过北周政权的左将军，父亲长孙显，是隋朝的右晓卫将军，可说是世代将门，与李世民的家世一样，是军事贵族，其婚姻门当户对。
影视作品中的长孙皇后
长孙最病故后，长孙氏和兄长长孙无忌都随母亲到了舅舅家，舅父就是隋朝的治礼郎高士廉。高氏是渤海世族，世代都做高官，是有文化素养的衣冠之族，所以长孙无忌兄妹受到文化熏陶，读书学习，熟知文史。长孙氏是个有见识、识大体的女性。在李世民建功立业的事业上，是他得力的贤内助。
武德元年，长孙氏被册封为秦王妃。因为太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长孙氏在唐高祖李渊的后宫妃缤们中间，帮助李世民“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做了不少工作。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召集秦王府将士们，发放武器，准备动手时，长孙氏亲自慰劳、勉励将士们，积极参与事变。
唐太宗一即位，就册封她为皇后。这一年她二十六岁。
长孙皇后生活俭朴，衣服、用品只要够使用即可，不奢侈浪费。后宫的团结也做得很好，有的妃殡生了疾病，皇后亲去探视，请人医治，拿出自己的药品供其治疗。宫女们有了过错，太宗有时发怒，她总是出面把事情揽过来，尽量不处罚宫女。因此，她得到后宫的爱戴。太宗的一个女儿豫章公主，她的亲母亲去世了，皇后收养了她，对她的关心慈爱胜过亲生。皇后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也比较严格，不肯溺爱和娇惯他们，如太子承乾，是她的亲生长子，承乾通过乳母遂安夫人，向皇后说东宫的用具器物缺少，想要东西，皇后不准，并且乘机教诲太子:‘七作为太子，怕的是德不立，名不扬，器物少算什么?”
母亲没有不宠爱子女的，但不可过分。儿子又身为太子，是储君，就更不同于一般子女了。皇后爱子不是无限度的满足他的物质欲望，而是希望太子修德、上进。不仅对儿子是这样，对女儿也是如此。《唐书·后妃传》里记有皇后一段故事:长孙皇后生的长乐公主，太宗特别钟爱，长乐公主即将出嫁时，太宗命令准备丰厚的嫁妆，比长公主的规格还要加倍。唐代的皇族女系都有封号，与爵位相似，规定皇姑为大长公主，正一品;姊为长公主，女为公主，都视同一品;皇太子女为郡主，从一品，亲王女为县主，从二品。根据封号、身份，出嫁时资送的妆仓也有规定。这时。魏征站出来说话了，认为太宗做事于理不合。太宗回宫把魏征反对的话对皇后说了，皇后感叹地说:“陛下倚重魏征，我还不知到底是什么缘故，现在听了他的劝谏，真的能以‘义’规范君主的‘情’，可称是正直社被之臣。我和陛下是结发夫妻，可说情深义重了，可是每当说话也要先察颜观色，不敢轻易冒犯陛下的威严，何况臣子了。”皇后立刻派人赐给魏征五百正帛。可见皇后深明大义，知道魏征完全是为李家的社被着想，“忠言逆耳利于行”，魏征这样正直敢说话的大臣，太难能可贵了。
在政治生活中，长孙皇后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首先，长孙皇后不赞成后宫干政。太宗有时和她“议论赏罚之事”，长孙皇后的表示不参与意见，不干预朝廷的政务。这和有些妇女大不相同，往往男人有了权势，常常会夫人干政，夫人在台前幕后指手划脚，发表意见;也有的吹枕边风，施加影响。这些人真应该学一学长孙皇后的谦退之风。
其次，长孙皇后反对外戚专权。她自己以身作则，从自己的亲属做起。她的亲兄长孙无忌和太宗是布衣之交，又是佐命功臣，是太宗的心腹人，最受信任，多年来一直亲密无间。太宗想让长孙无忌主持朝政，皇后坚决不同意，她向太宗表白心迹说:“妾身居皇宫正位，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特请不要任用我兄为宰相。”她还用汉代吕氏、霍氏外戚专权招祸的历史教训为例，请太宗和她一起引以为戒。太宗不听，毕竟还是任用长孙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皇后让长孙无忌苦求逊职，太宗不得已，只好答应长孙无忌，辞去执政职务。直到长孙皇后临终前，她还一再叮嘱太宗:“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可借的是，太宗最终没有听取她的意见，临死前仍然留下遗命，让长孙无忌辅佐太子李治。李治登基后，长孙无忌主待政务多年，终于因为得罪武皇后，受许敬宗谗害，长孙无忌被迫自杀，家被查抄。
再次，长孙皇后敬重并且设法保护大臣，促使许多贤臣尽心尽力报效朝廷。《通鉴》记载，有一次太宗下朝后恼怒地说。“一定要杀这个田舍翁!”皇后问是谁，太宗说:“魏征常在朝廷当众辱我!”皇后换朝服恭立于庭，太宗很惊异，皇后说:“主明臣直，今魏征正直，正因为皇帝是明君，怎能不贺I”于是，太宗转怒为喜。长孙皇后病危时，房玄龄因事被免职，当皇后和太宗诀别之际，她还念念不忘保护这位功臣贤相，她讲:“房玄龄事陛下最久，一向小心谨慎，许多奇谋秘计，他都参预了，了解内幕，始终没有泄翻过一句。没有大过失，千万不要弃而不用。”
长孙皇后性情豁达，不染世俗浅见，不迷信佛教和鬼神，也不信因果报应。据《通鉴》记载，贞观八年，皇后随太宗在九成宫居住时，患病很危重，太子承乾提出赦免囚犯、度人人道，来祈福保佑。皇后不以为然，她说:“死生有命，不是人力所能改变。若修福可以延年、我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有什么福可祈求。大赦是国家的法令，佛道只是为保存异方的宗教昙了。”她反对为自己而乱天下法，也不信宗教祈福那一套。
她的另一可贵之处是提倡薄葬。当时，王公贵族乃至平民百姓，都盛行厚葬的风气，帝王更是奢侈，棺撑极讲究，还要有大量珍宝随葬，坟墓也追求离大，动用大盆的人力物力，帝王后妃的陵墓要封土起坟，造成山陵，工程花费惊人。长孙皇后临终留下遗言，诸求因山而葬，不必起坟，不用棺撑，随葬的器物都用木瓦，力求节俭。太宗大致上按她的遗愿办理的丧事，在九峻山开挖陵墓，用工量不大，也不随葬金玉，人马。
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去世了，年仅三十六岁。安葬在九峻山的昭陵。
长孙皇后熟知文史，她收集了古代妇女的突出事迹，编辑成一本十卷的书，取名《女则，。她生前说:“这是用来自我防微杜渐的作品，没有什么条理，不想让皇上见到。”及皇后去世，太宗才看到，览物思人，太宗很悲痛地把书拿给身边大臣们看，并说:“皇后作的这书，足可垂范后代。我不是难以割舍情分，只因皇后遇事能规谏，帮我弥补过失。现枉听不到她的良言，失去一贤内助，故此令人哀伤，”
长孙皇后还写过一篇论文，辩驳汉代有名的贤后马皇后，认为她没有抑制外戚专权，注意小节而忽略大事，因而种下了祸根。
长孙皇后协助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在历史上成为美谈。在封建社会里她是后妃的楷模，在古代的女性中，她的思想行为也是杰出的。历史上帝王的后宫后妃无数，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她是其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她主动限制“娘家人”的权势地位，认为外戚的富贵显赫，并不是好事，以往朝代已经有不少教训，认为在政治权力的争夺中，盛衰成败只是转瞬间的事情。可见她是一位政治上很成熟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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