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墙黄瓦的内宫中，最为五彩缤纷的要数嫔妃这个层次，好似十里飘香的荷池，个个丽人如朵朵出水芙蓉，亭亭玉立，迎风招展。在中国，民间一直把皇帝拥有的女性称做“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完全是民间的通俗说法，没有什么严格的依据。当你踏进故宫参观时，会发现三宫是由二宫一殿所组成的，即皇帝居住的乾清宫和皇后居住的坤宁宫，加上当中的交泰殿。六院，无此说法，实际只有六宫，即斋宫、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景阳宫和永和宫组成的“东六宫”，储秀宫、翊坤宫、永寿宫、长春宫、咸福宫和重华宫组成的“西六宫”。七十二妃，没有哪个朝代有此定数。其实，在古代，多把三、六、九看成表示多的虚数，而不是实数，七十二则是三、六、九的高等倍数。故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是根据大概情况敷衍出来的说法，其意思是表示皇帝后宫充盈。
嫔妃的人数、规格、级别，历朝历代多有变化，按照古制设计的后宫制度，以北齐所颁布的《河清新令》最为典型，它分为昭仪、夫人、嫔、世妇、御女五等。
各种等级的嫔妃只是各种形制的花瓶，除了满足君主的淫乐外，没有什么正规的政治权力。
“后宫佳丽三千人”
对风流倜傥的君主，有头有面的后妃不过是少数，在下面还有成千上万的宫女。
秦始皇吞灭六国后，将各国的嫔妃宫女悉数收入，以至“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东汉桓帝贪恋女色，广采宫女达五六千人。晋武帝消灭东吴后，将数千吴宫人纳入自己的掖庭。风流三郎李隆基，也有“后宫佳丽三千人”。明朝内宫的宫女最多时达九千人。清康熙时规定宫女为三百余人，分为秀女和官女子两种。
宫女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除了民间选美外，还有没收的罪人妻女。如北魏的文明皇后冯氏，其父冯朗官拜刺史，因犯罪被诛，她被没入宫廷。唐孝明皇后郑氏，早先被造反领袖李纳为侍妾，李败亡后，她被判为宫婢。金元妃李师儿因家族有罪，父母被收入宫籍监，按政府规定，监户的女儿必须入宫。这些罪犯的妻女，入宫后与其他民女没有什么区别，故也无歧视可言。
宫女须接受宫廷教育，以熟悉各种礼仪和技艺。北魏君主让她们学习写字和算术；唐玄宗对她们着重音乐、舞蹈的训练；金章宗请宫教（宫廷教师）教她们读书。授课时，宫教和宫女间以青纱隔开，若有不懂处，宫女把字贴在纱上，宫教在外面解说。
宫女没有正式的名分，她们既非小妾，也不是姘妇，和君主构成了无夫妻名义但合法的奇特性关系。对众多的宫女，君主是应接不暇的，她们只有在偶然的机会里才可能得到承幸。若君主心血来潮，去和一个宫女交欢，由太监记下时间。明朝规定，宫女承恩，必有御赐记物，文书房内侍记录年月日时辰及赐物，倘若有孕，以便核对。
宫女人格低下，系宫中极卑贱的层次，比低级太监略好些，随时有可能遭到凌辱。德龄在《清宫二年记》中说：
我第一次看到受责罚的是一个宫女。她替太后拿袜子的时候，拿了两只两样的。太后发现了立刻大怒，叫另一个宫女，在她左右颊上每边打十掌。这宫女打得不够重，太后看了生气得很，说她们都是好朋友，所以连太后的命令也不听了，于是叫那个挨打的宫女来打这个宫女。我看到这样滑稽的事情，几乎要大声笑出来，但到底忍住了。这天晚上，我问那两个宫女：“你们交换着挨打，心里觉得怎样？”我所以要问她们，就因为看她们一走出太后房间又谈笑如常了。“算不得什么，”她们说，“这种事我们都习惯了，不值得挂在心上。”果然到后来，我也觉得这种事不足为奇了。
宫女入宫，除了极个别被皇帝看上而升迁外，大多数只是听使唤、干各类活计的丫环。有些朝代将她们终生系于宫中，有些朝代在老君主驾崩后放出一批，清宫则规定入宫满十年者放出自由嫁人。大多数宫女是冷落悲惨的，白居易同情地说：“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
行于内外的女官
在几乎都是男人沉浮的宦海中，竟然还有一些数量少得可怜的女官。她们全都集中在宫廷里，陪伴在君王的周围。她们身份特殊，有奇异的二重性，一重类似正常官员，担任某项宫内职务；一重几同嫔妃，可被君主随时占有。
女官一般具有嫔妃的身份，只要君主有闲情逸致，可以和她们任意交欢。宋朝李宸妃初入宫职任司寝，在为真宗铺床叠被时，被拥入绡帐。明朝纪太后早先任女史，旋主管内藏库，宪宗偶去视察，见纪氏应对如流，当即演出了龙凤呈祥。
凡有文才的女官，常被任命负责内宫教育。刘宋韩兰英上献《中兴赋》，被召入宫任博士，教宫人书学。她因学问渊博，且年高有德，受到大家的尊重，被敬称为“韩公”。
女官一般不容许抛头露面，但才华横溢者能被准许破除此例。唐中期的宋若莘、宋若昭、宋若伦、宋若宪、宋若荀五姐妹以才学蜚声于当世，被德宗召入禁中，授以官职。德宗喜诗，每与诗臣唱和，必召五人前来共尽雅兴。德宗给了她们极大的体面，不以妾相待，一直呼为学士。其中宋若昭历仕三朝，人皆称先生，后妃、亲王、公主相见都行以师礼。
女人被视为祸水，在常态下是不准参政的。但当君主无视这一原则时，便会对她们取消限制，甚至授予要务及要职。
在中国历史上职位最高的女官，大约是北齐的陆大姬，她官拜侍中（宰相），权势显赫。她见宫人黄花有幸于后主，遂认为养女，并力荐为弘德夫人。黄花不久生下皇子，使膝下无子的后主有了储嗣。陆大姬为了长保官运，进行了巨大的政治赌博，用诬构的手法把皇后胡氏逼下台，随即帮助黄花母子分别成为皇后和太子。唐朝的上官婉儿也是个人物，她文才颇高，且熟谙政务，受到中宗重用，专掌君主文件，百官奏事多由她裁决。
女官制度是非常畸形的制度，它不是国家的工具，而是君主手中的玩物。
门第的时运
君主在册立皇后及高级嫔妃时对其门第要加以充分考虑，但在招纳一般嫔妃及宫女时则不拘一格。上述情况只是通常现象，若仔细加以观察，便会发现在不同的社会形势下，君主对门当户对的准则有不同的态度，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承平之世与乱世的区别。
承平之世，君主恪守着政治联姻的原则，其具体表现就是门当户对地选择主要配偶。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晋朝，士族成为垄断政权的特殊阶层，为了让自己的统治得到他们的支持，君主将皇后的位置几乎全给了门阀的千金。
武帝杨皇后的祖上四世为三公，惠帝贾皇后的祖父贾逵、父亲贾充两代封侯，惠帝羊皇后的父亲羊玄之由侯晋封为公，明帝庾皇后出身江南大族，成帝杜皇后为著名儒将杜预的曾孙女，康帝褚皇后的祖父褚琛官至安东将军，穆帝何皇后以名家应选，简文帝王皇后的家庭世为冠族，安帝王皇后乃是大名鼎鼎的王羲之的孙女。
除了个别的事出有因外，两晋的皇后都来自名门士族。这种风气，在南北朝一度中落，到隋、唐两代又得到复炽，但程度已不及两晋。士族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占绝对优势的社会势力，由于世袭性的因素及为保障既得利益，他们呈现出无可改变的保守性，从而与君主确保统治秩序的需求一拍即合，双方的婚约，成了双方的政治契约。
在社会不宁的乱世，新起君主的婚姻多转向中下层社会，与上层联姻比较少见。究其原因，是他们的行为冲击了旧有秩序，利益受损的士族和旧官僚很难采取合作态度；另外，他们需要新兴势力的支持帮助，换言之，也就是需要希望实现权力与利益再分配的中下层社会力量的合作。新起君主大多是崛起于中下层社会的豪杰与枭雄，风格潇洒倜傥、落拓不羁，蔑视门第之见，故在婚姻大事上也不拘一格，娶贫家平民者有之，甚至娶娼妓者也有之。
正如聘门阀之女是两晋的特色，将凤冠戴在低贱者头上则是曹魏的特色。开此风气之先的不是别人，正是无天子之名而实胜天子的曹操（追谥为武帝），他封魏王后，所拜的王后是曾堕入烟花的卞氏（追谥为皇后）。曹丕建立魏朝，先以袁绍子袁熙之妻甄氏为后，复又册出身小吏之家的郭氏为后。
曹魏对立后之法的改弦易辙，具有排斥旧势力、开创新局面的政治意义。
立低贱者为后，毕竟是一定形势下的权宜之计，为正统舆论所不容，承受着很大的社会压力。史学家陈寿说：“栈潜之说，足可为帝王之规典。”
宋仁宗欲册立富商女陈氏为皇后，命大臣宋绶草诏，他拒不受命，反而竭力批驳说：“陛下欲以贱者正位中宫，是出尔反尔，与选后宗旨不符！”在群臣的压力下，仁宗被迫收回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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