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改良家、革命者和外国传教士将女性缺乏教育和裹脚作为传统中国落后的象征。1890年代，这些批评家更认为开展女子教育、反对女子缠足，是作为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第一步。虽然这种论调不过是“红颜祸水”论的另一种变体，但女性问题确实是晚清开始重塑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以秋瑾为代表的新一代女性开启了女子探索社会、寻求独立的大门。从这扇大门走出，民国女子们得以进入前所未有的精彩世界。
图为秋瑾在日本的提刀照、男装照
秋瑾：吾谓革命，男女平权事也
1907年7月15日破晓，绍兴城翳云蔽天，阴风刺骨，就在通衢大道上的古轩亭口，秋瑾以谋反罪被斩首。红颜喋血，以身殉国，在晚清女性解放和社会革命的大背景下，犹如疾风中的白露，在社会上卷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潮。说到底，一个女子被斩首这个事实，才真正激发了人们的义愤。而秋瑾的慷慨赴死，又更添悲壮。她的死，成为革命正当性的思想来源和激进女性们参与革命绵延不断的动力源泉。
秋瑾离家、求学、寻求暴力革命，最终革命失败被杀的命运，就正是她个人性格的推桨在时代风雷中激荡的结果。她心怀壮志，胆气过人，写下“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的豪言壮语；亦有肃杀的悲剧情怀，所以有“昨夜风风雨雨秋，秋霜秋露尽含愁”这样悲凉的诗句。秋瑾所生长的江南，一直拥有优秀的闺秀群体，而秋瑾正是她们中的一员，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学和传统教育。然而在女性没有法律人格和独立的社会身份的时代，教育反促她觉醒，最终发展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人生在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日渐扩散的暴力氛围，个人建功立业的野心，让秋瑾选择了暴力革命。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身亡，一周后，官府包围了大通学堂。严刑拷问，毫无结果，秋瑾两日后被处决。女性，鲜血，这些在任何时代均是传奇的基因，秋瑾的死激起极大民愤，舆论认为清廷刚刚宣布预备立宪，即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杀死学界女性，没有依法办案。而处决的浙江巡抚和绍兴知府所到之处皆受到民众抵制。而执行判决的山阴县令李钟岳曾多方维护不得，听命行刑后备受良心的拷问。三个月后，饱受内心折磨的李钟岳第三次自杀成功，自缢身亡。秋瑾死时年仅31岁。她的生前好友吴芝瑛和徐自华，不顾自身安危，费劲周折，将秋瑾葬于西湖，旁有苏小小墓、郑节妇墓。“美人，节妇，侠女，三坟鼎足。”
1907年1月，就在秋瑾死难前半年，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秋瑾集总务、印刷、发行、编辑、撰稿于一身。这份只出了两期的报纸志向非凡，在发刊词里，秋瑾比喻《中国女报》为“脱身黑暗世界，放大光明”的“一盏神灯”。秋瑾最后的几天，是在伤感中挣扎过去的。“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也许是她壮志未酬一生的缩影，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被革命话语过滤后的丰富人性。
行动前汪精卫劝说陈璧君认真考虑后果，她直言不讳：“我不是为刺杀摄政王来的，我是因为爱你才来的。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生离死别之际，汪精卫已没有继续拒绝的勇气。然而，暗杀计划却频繁出现漏洞，最终流产，陈璧君去日本购买炸药的时候，传来汪精卫被捕的消息。陈璧君很快买通狱卒，给汪精卫送了一篮鸡蛋，蛋里藏着她的书信。她告诉汪精卫：“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不出意料，她收到了汪精卫的血书——“诺”。为了这个梦寐以求的“诺”字，陈璧君冒死坚守北京等候汪精卫。她一向善于突发奇想，甚至打算挖掘地道，一直通到牢房里，神不知鬼不觉救出汪精卫。
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宣布开放党禁，并于11月6日释放汪精卫。此时汪精卫的观念已发生转变，开始意识到暴力革命的症结所在，这个曾经异常激进的青年，开始以温和的态度看待当局。以“和”为准地转向，影响了汪精卫的一生。出狱后，汪精卫与陈璧君重逢，决定兑现婚姻的誓言。次年5月，二人回到汪广州家中，正式举行婚礼，女傧相为何香凝。对于曾有婚约的刘文贞，汪精卫则寄出一笔生活费，以期弥补良心的不安。二人婚后情意渐笃。这两个新派的年轻人，却仍用旧式的方法表达彼此的爱意，他们一起填了一首《念奴娇》：“飘摇一叶，看山容如枕，波浪如簟，谁道长江千里直，尽入襟头舒卷。暮霭初收，月华新浴，风定微波剪。惕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
汪兆铭立志革命成功后不当官员、不当议员，因此旋与陈璧君赴法留学。1917年，汪精卫禁不住孙中山再三邀请，启程回国。他被迫开始面对扑朔迷离的人生，如果他继续留在法国，过不食人间烟火的田园诗人生活；或者接受蔡元培的聘书，到北京大学任教，做“中国今日之菲希特（德国哲学家）”，或许，他和这个国家的未来都会大为不同。和他对政治的迟疑相比，此时的陈璧君，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此前陈璧君曾在大半年时间里，横跨太平洋，直达美洲，每日亲临台前演讲，为黄埔军校筹得三十多万元款项，解决了国民党的财政危机。回国后，陈璧君便威信大增，
二人结婚后，陈璧君一直充当汪精卫的得力助手。汪精卫低调温和，陈璧君则高调暴烈；汪精卫需要爱惜羽毛，陈璧君则不必；汪精卫在公开场合做君子，陈璧君则负责私下“做小人”，或者以汪夫人的身份暗示对手，汪精卫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们就像一对工作搭档。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被推向权力的巅峰，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上任后，他的演讲才华曾暂时令人们对他产生幻觉，然而，统一中国需要的是武夫，而不是他这样的书生。1926年蒋介石导演“中山舰事件”，很快夺取了党政军大权，避居法国的汪精卫反而失去合法性。与此同时，陈璧君与汪精卫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对调。从前，她只是汪精卫的拍档，填补着汪精卫的性格缺陷。
渐渐地，陈璧君从幕后走向台前。她的富家女性格，因为参杂着政治的欲望，而愈发扩大。她像婚前一样冲动，果断，雷厉风行。与此同时，也变得更加敏感，猜忌，暴虐。富家小姐的乖张与飞扬跋扈，被权力扭曲之后，愈发难以遏制。1938年以后，她亲临广东，以“广东政治指导员”的名义控制时局，从独当一面的“汪夫人”，变成了总揽全局的“陈指导员”。
1938年，面对抗战的溃败，国民政府的两位领袖，再次选择了截然相反的论调。蒋介石要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汪精卫则宣称：“三年前，我主张和平，被打三枪。我在今天，还是主张和平。”然而他的和平纲领推行得并不顺利，他变得更加阴郁，更加不自由。与此同时，陈璧君则严密地监控着汪精卫，她将侄子和五弟任命为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追踪他的动向。当彼此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爱情其实已然名存实亡。1944年，汪精卫枪伤复发，抢救无效去世。一年后，抗战胜利，陈璧君被蒋介石诱捕，开始了后半生的铁窗生涯。她严辞训斥狱卒，命他们称她“汪夫人”，这个曾令她梦寐、曾予她幸福又令她不安的男人，终于彻底地属于她了。
1921年8月，张幼仪发现自己又有了身孕，当她把这一消息告诉丈夫时，徐志摩立刻说道：“把孩子打掉。”“我这辈子绝没料到我会得到这种反应。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才会冒险打胎。”从这一刻，她开始怀疑起这个男人的本性和心肠了。9月的一天，徐志摩提出想要离婚。没几天，他便不告而别，留下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张幼仪一人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后幸得幼仪的二哥，此时正在法国巴黎的张嘉森帮助，把妹妹接到法国安顿。半年后，张幼仪与徐志摩在德国柏林签署离婚协议，终结了维持七年的婚姻。此时，她和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彼得刚出生才一周。
离婚对张幼仪来说，其实是另一种性格终于得到了释放。她12岁在《申报》上看到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招生时，想尽办法说服父亲供她去读书，直到15岁因为结婚不得不肄业。在婆家时，张幼仪也是不断劝说，终于让老爷徐申如给她请了家塾教师。现在不同了，她获得了从未有过和想过的自由空间，可以去做她一直不被允许去做的事情。她把自己在德国的生活安排得满满的，一边抚养幼子彼得，一边学习了法语、德语，还学习幼儿师范课程。1926年夏回国时，她已脱胎换骨。先是在东吴大学教授德文，不久被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聘请担任副总裁。就这样，张幼仪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银行家。同时她还经营一家云裳服装公司，担任总经理。1949年，张幼仪和家人离开大陆，她先定居香港，于1954年与一位苏医生再婚。儿子徐积锴则成了一名土木工程师。1974年，苏医生去世后，张幼仪搬到美国与儿子及家人团聚，1988年1月20日，张幼仪离开这个世界，享年88岁。
1889年，杨步伟落生在南京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取名“传弟”，希望她的出生能带来一个弟弟，不满百日时就有了“丈夫”。祖父和父亲都是开明人士，都曾出使英国。杨步伟从小耳濡目染见多识广，更是离经叛道，不仅自己改名为“步伟”，决心成就一番大事业，还给定下娃娃亲的表弟写了一封退婚信，阐明：“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她二十岁就做了南京崇实学校的校长，24岁赴日本立志学医，五年后在北京和同学合伙开办“森仁医院”。私人医院正如火如荼，赵元任出现了。感性战胜了理性，杨步伟为此付出了一生中最大的代价。胡适作为证婚人，32岁的杨步伟嫁给了29岁的赵元任，一桩美满姻缘颠覆了一个女人的奋斗。
杨步伟一旦为人妻，便快刀斩乱麻，迅速地进入了贤内助的角色，成为赵元任的妻子、医生、看护、女管家，管辖里里外外的杂事，可是她并不是就此忘记了对“步入伟大”的责任。大女儿、后来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如兰回忆，1938年父亲决定再去美国，她和父亲都是最高兴去的，而母亲却非常伤心地痛哭了一场，因为她知道这次到美国以后，再要继续办她的事业，机会是更少了。“在我看来，母亲的一生，整个的说来，是一个爱情故事。像她这样一个从小闹革命长大的，结果放弃了一切，跟着父亲，照顾他，帮他成全了他的事业，这年头像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1971年，杨步伟与赵元任走入金婚，杨步伟赋诗一首：“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姻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 赵元任答和：“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1981年3月1日，杨步伟在加州伯克利因心脏病去世，享年93岁。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因病去世，享年91岁。
邓季惺成长为民国第一代女报人，她所具有的强烈女性意识，与其母亲吴婉不无关系。吴婉早年肄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在重庆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堂。她婚后一连生育了九个孩子，因此丧失了外出工作的机会。为此，她一生都对丈夫心存怨气。在吴婉看来，女子要想摆脱受压迫的命运，就必须有知识，有独立的财产权，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前卫的理论。也正是这位母亲，趁丈夫出川之机，让女儿离开家乡、投考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当时，卢作孚、恽代英、张闻天、肖楚女都曾在重庆二女师教过书，他们宣扬的民主进步理论，给邓季惺带来了一生的影响。
在求学过程中，16岁的邓季惺遇到了复旦新闻学生吴竹似，两年后二人结婚，虽然很早就走入婚姻生活，并因为生育中断了她在上海的学业，但是好强的邓季惺并没有中断自己的学习生活。在邓季惺看来，那时整个中国社会充斥了“人治”而最缺“法治”，因而选择了法律为专业，寻求“法治”的思想也贯穿了她的一生。然而丈夫染病去世，留下她和三个孩子。在那个年代，一个孀居女人的命运大概就是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拉扯大，在青灯冷裘中度过漫漫长夜。可这不是邓季惺为自己选择的路。她一方面独自拉扯着三个孩子，一方面继续在朝阳大学学习。按照旧习，出殡的时候，几个孩子理应披麻戴孝一步一磕头。邓季惺却说：“死者已矣，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孩子年幼体弱，这样要把他弄出病来。”
邓季惺身上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勇气和胆识，吸引了另一个人的注意，他便是陈铭德。毕业于北京政法大学的陈铭德也是四川人。他与吴竹似在中央通讯社工作时结为好友，且共同创办《新民报》。作为吴竹似生前的好朋友，吴竹似去世后，多次来探望邓季惺和几个年幼的孩子。1931年8月，陈铭德与自己的妻子范瑶宾离婚。一年多以后，陈铭德与邓季惺结为连理。对于他俩的联姻，新闻界也传为佳话，戏称“刘备得到了个女诸葛亮”。
从母亲及自己的个人经历，邓季惺深知，妇女要解放，必须解决社会压在妇女身上的沉重负担。为此，她们创办了“南京第一托儿所”，她自己担任所长，负责具体事务。抗战初期，邓季惺又在较少受到空袭的重庆南岸办了一个“七七托儿所”。她的举动也遭到一些女党员的攻击。这些世俗成见和流言蜚语丝毫不会对邓季惺有什么影响，反之则让她在探求女性独立的路上走得更彻底。邓季惺在司法部工作时间不长索性辞职，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做执业律师，经常免费替被虐待或被遗弃的妇女打官司。她还是新民报《新妇女》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并主持《法律问答》专栏。她大声宣扬：“群策群力为妇女界做一番日新月异的工作”。
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号”发表了包括剧作《娜拉》，这个独立自主、个性鲜明的“娜拉”，迅即引发了中国青年的激情，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女性解放的偶像。女作家丁玲本人的历程——参加革命、直视延安妇女的困境、反思并自我改变，象征了“中国”娜拉的出走，又最终回归。
1923年，丁玲离开上海去了北京。这个时候的报章，仍在极力鼓吹“娜拉”们的出走，1922年4月1日，《妇女杂志》发表文章说，“娜拉”是中国女性的样板，“‘娜拉’式的离婚，何等痛快，何等壮烈！”后来她与对她一见钟情的胡也频在香山租房同居，二人都有文学梦，却常常碰壁。就是在这苦闷、彷徨、伤感、绝望中写出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让她一举成名。书中展现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走出家门的青年女性在爱情和理想幻灭后的内心世界。随着胡也频被枪杀，丁玲开始与过去“所有的梦幻、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感伤、所有的爱情的享受”告别，“娜拉”出走到了延安。33岁的丁玲，再一次找到了年轻的感觉。
“五四”风潮到达丁玲的家乡常德时，她却正处在困扰之中，当时她已十四五岁了，与表兄的婚约即将成为现实，看着同学们都热情地组织学生会，到处游行、演讲、喊口号，丁玲一开始很茫然，“她们为什么这样激动呢？”但她很快也被感染了，成为这些激进女学生中的一个，“在学校里举行辩论会，讨论很多妇女问题、社会问题。”1922年初，她来到了上海，感觉是进入了“广大的领域里”。丁玲极力想证明自己的自立，她开始四处找工作，看到有学校招聘教师或是有工厂招聘绣花工人的消息，她都赶紧过去，但是都无果而终。
在孤身一人到达陕北边区后，丁玲喜欢上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同事陈明，无话不谈的他们很快发展成恋爱关系。流言说：“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陈明听了很不高兴，但说自己“不在乎”，丁玲还鼓励陈明：“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在去延安前，陈明是上海麦伦中学的进步学生、市中学生救国联合会里的积极分子。在那时向往延安的无数年轻人中，陈明只是其中普通的一个，而丁玲早已是拥有极大声望和影响的知名女作家。
也许对种种无形的压力有切身的体会，1942年3月8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杂文《“三八节”有感》，历数女性在延安的遭遇。丁玲说，延安是革命的中心，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来庆祝妇女运动，但实际上延安妇女并没有迎来她们想要的解放。以婚姻为例。在延安，无论一个女性如何做，都会遭受非议，如果她不结婚，人们会视之为“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如果她结婚了又怎样呢？那她便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
尽管中央委员会事先指示，要求庆祝国际妇女节时重点应放在庆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促进中国统一和颂扬妇女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等方面，但丁玲没有理睬这些，仍我行我素，要把心中的想法一吐为快。很少有人公开承认，在延安存在对女性的“无声的压迫”。充满怨气的《“三八节”有感》自然给毛泽东带来了不快，他原本有一个与丁玲等人合影的计划，但是在看过文章后，他取消了。丁玲让步了，承认对她的指责都是正确的，她文中提出的关于妇女问题的观点也都是错误的，她的态度代表着一种落后的女权思想，在延安，阶级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必须超越性别之间的差异。
从19世纪末期女权思想的输入开始，中国妇女解放始终被纳入国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议程之中，这种观点将妇女其看作等同于“阶级”的一个弱势群体。以秋瑾为代表的女性解放从革命始，和以丁玲为代表的女性解放最终与革命一体化，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而在丁玲的身上，则完整地体现了“娜拉”在五四后“出走”，后来又回到“家”中的全部过程。在陕北无休止的“自我反省”中，丁玲在曾热情奔跑着的女权路上退回去了。这一批民国杰出女性在男女平权和女性解放路上的探索戛然而止……
对这些民国女子来说，她们面临的不仅是男权社会，还伴随着政治革命和国家独立的时代主题。她们在时代洪流中寻求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她们的挣扎、抗争与妥协，是千百万民国女性共同遭遇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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