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早已是一门显学，但是这门“显学”颇为有些不清不楚的小尴尬。众多研究者对《金瓶梅》一书的作者、年代以及不同版本的争论大书特书，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甚至惊动了海外汉学家的加入，争得论文论著倒是层出不穷，但对书的内容，文本的重心反倒避而不谈，这样的显学，岂不怪哉？
大家其实心知肚明，《金瓶梅》自问世以来，就属于最富争议的古典小说，因为书中大胆直白的性描述，一直被卫道士称之为“天下第一淫书”，屡被禁止。甚至在今日之大陆中国，也只能以各种删节的“洁本”的面目出现，只有像曹总这样的重口味爱好者，为了写作《烟花春梦》一书，才会绞尽脑汁煞费苦心费尽周折地想出各种办法，从港台购买各种版本的全本《金瓶梅》。话说，《金瓶梅》原本在学界中争议最大之处就是有两个版本：词话本与崇祯本（又称绣像本），但我猜想以后历史中可能会争议大陆本和港台本，说不定能从中分析出不同的审美标准，价值走向，历史意义等等。田晓菲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中提到版本差异时说，她比较绣像本和词话本，觉得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词话本偏向于儒家“文以载道”的教化思想。我觉得大陆的洁本也可以起到同样伟大的教化作用。
中华书局版的《会评会校金瓶梅》的编者秦修容早在1998年就看到了我们金学研究的不足：“人们往往把目光散落在浩瀚的明代史料中，去探幽寻秘，却常常对《金瓶梅》本身关注不够，研究不足。”经过这些年，已经有不少著作拓展了金学研究的领域，把更多的目光集中在文本内容、小说背景、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的细读之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曹亚瑟的《烟花春梦》一书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例。他曾在书的序言中特意强调“我的设想既不脱离文本，也不搞繁琐考证；既非文学批评，也不是人物分析；而是做一些社会学、民俗学的讨论”。也难怪，相比那些动不动就扯到比较诗学和阐释学的宇文所安两口子，也只有这样既不故作高深，又不好高骛远的金学爱好者写出的文字才是最好玩的吧。
《烟花春梦》虽然有个惊悚的副标题叫做“《金瓶梅》中的爱与性”，但其实书中论述“爱与性”的部分并未占据很大比例，从书的内容编排上也可以看出作者严谨的思路，整体的构思，全局的把握，力求深入浅出阐述《金瓶梅》所处的时代精神状况。开篇写到了晚明的民风，金瓶梅时代的物价和购买力，而后顺利进入西门庆家庭，从他的财政状况开始谈起，然后聊他“酒色财气”，聊他的女人观和金钱观，梳理他与书中各个女人的关系，以此从性关系谈到人性之间的微妙变化，而后又从具体关系中回归到整体架构中，谈明代的财政，谈西门庆的家族经营模式，如此等等。
《烟花春梦》没有刻意谈性，但是也不绝不回避谈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性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人际关系，从不同人之间的关系上，我们能发现不同的问题，比如感情与利益的纠葛、权力与金钱的结盟、男权与女性微妙制衡，等等。这里的关键是能从西门庆与其他女人的关系中发现出什么问题。书中有很多篇章谈到了西门庆的春宫画、谈到了春药、谈到了“潘驴邓小闲”、谈到了西门庆的淫器包，作者写下这些文字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自然满足不了许多人的猎艳猎奇心理。但事实上，这样的文字还是很好看，甚至不失几分优雅。这是因为作者在写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是原本一种考据探究的心态，这样的文字读下来颇有几分历史的韵味。
以《李瓶儿的春宫画》为例，虽然从原文中引出了西门庆从李瓶儿处弄了几幅春宫画，但笔锋一转，已经开始谈起了春宫画的来源，以及在不同时代中的不同变化形态。从这些起承转合，流畅自然的文字中，作者旁征博引，所占据的一些资料之丰厚，视域眼界之广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之外。我完全可以大胆预言，这是一本禁得起质疑和驳难的书，甚至比某学所谓的金学家所进行的隔靴搔痒之研究更禁得起考验和阅读。这完全得力于作者本身深厚的学识素养，穷尽数十载披沙拣金，浸润古籍之中，苦苦搜寻资料的功底。
《金瓶梅》长期以来被视为“淫书”，关于这本书的许多研究因为这个“淫”字也逐渐湮没无闻了，就连那些有机会出版的研究著作也难免被带上各种“很黄很暴力”的帽子。很多评论者认为《金瓶梅》一方面警世惩淫，一方面大肆刻画描述性，归根结底而言是一种“伪善”。但《金瓶梅的艺术》的作者孙述宇却认为“我们细读完《金瓶梅》，都会相信这作者倒是一点不虚伪，他若不诚恳，是写不出这样的书来的”。
此言深得我心。不但《金瓶梅》如此，我倒觉得《烟花春梦》同样担当得起是这样一本“诚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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