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读书时的周恩来
周恩来和张若名的友谊是在天津南开学校开始的。
张若名，与邓颖超同为第10级学员。她家境好，人特别聪明，性情刚烈，心高气盛，在校期间的成绩据说是从没得过第二，人又长得漂亮!
1919年“五四”运动中，她与郭隆真、邓颖超等发起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9月，她与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创建革命团体——《觉悟社》。1920年初，抵制日货活动中，周恩来做总指挥，和郭隆真、张若名、于方舟带领数千名民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4人当场被捕，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
周恩来和张若名惺惺相惜，才气本身都是不同凡响，相貌又是难得人中龙凤。
邓颖超后来对侄女周秉德说：“那时觉悟社的人都说，如果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和张若名就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1955年，周恩来对这段雾水情缘，毫不掩饰。在晚辈好奇的追问下，当着邓颖超的面，含蓄而概括地说：“开始两人的确不错。”邓颖超在旁边望着早年的恋人，永远看不够的丈夫，堂堂的共和国总理，任其表白，笑不启齿。
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出狱后，觉悟社考虑到被捕社员的安全，一致主张他们4人赴法求学。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乘法国轮船波尔多号离上海赴法。这一年周恩来22岁。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共产党旅法小组》(后发展为《旅欧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1921年，周恩来先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不久，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城-BLOIS继续学习法语，晚上常常通宵达旦地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
此时周恩来正热恋着如花似月、整日笑语盈盈的张若名。
刚到法国时，郭隆真和张若名在巴黎的云母片厂一面做工，一面学习。郭隆真比张若名大8岁，总像大姐似地照顾张若名。
1922年，她俩一起加入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少共组织内，张若名化名“一蜂”。
张若名能够顺畅阅读、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法文原著，在少共组织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中，常常由她主讲。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又把讲稿整理成文章，写下了学习心得和宣传提纲，如《帝国主义浅说》《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在法国《赤光》杂志上发表。
同时，她还经常为中国国内的《晨报》《妇女日报》等报刊撰写法国通信。
另外，也因她的法语口语比较流畅，又是女子，身份隐蔽，在组织内还担负一项特别任务，即和法共保持秘密联络。
初恋总是特别美好的!1922年应是周恩来与张若名感情最融洽的一年。
不过，周恩来有周恩来惮惧的人，这个人就是蔡和森——毛泽东最早的引路人，周恩来兄长级的良师益友!蔡和森是湖南人，曾与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最早提出暴力革命主张，思想和行动极为左倾和激进。
蔡和森绝对是个怪杰，一到法国，就不想进工厂也不肯随班学法文，除开会外整日抱着法华新字典找僻静处看书。
他囚首垢面高谈马克思主义，开口闭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把所译的错误百出的《国家与革命》逐段传给别人看。他看到周恩来工作缓慢了，学习松懈了，立即脾气上来，向周恩来发出警告：“你不该沉湎于美色，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双眼应该一直盯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工人身上。”
胸有大志的周恩来，被这老兄的“当头一棒”猛然喝醒，深悔沉湎其中，几不可自拔，他没忘记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张若名因组织活动，受到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查询问，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1924年，周恩来也不再担任少共书记，新任书记作风专横跋扈，刚烈正直的张若名对此极为愤慨和不满。
关于这段历史周恩来评论说：
“张若名因为出身问题，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参加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几次跟踪盘问。她感到委屈和不满，决定退出党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不变的，我的终生伴侣，必须是志同道合，经得起艰难险阻的战友。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开始与邓颖超通信，还向她求婚。”
1923年春天，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了爱情关系。
张若名搬进了距离里昂大学较近的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学公寓，这里的租金相对便宜，又供应伙食。
她像一名圣徒修女一样，在这个“保护圈”公寓住了将近3年。几乎没和一个中国人见面，几乎没说一句中国话!这种“修女”式生活，也使她摆脱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踪。
1927年10月，张若名以3门专科合格的优秀成绩，顺利地踏入著名的里昂中法大学校门，在这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张若名同杨堃同在一所大学，同在攻读文科博士学位，关系自然比以往更密切了。
这一晃就是6年。1930年春天一个夜晚，天已经黑了，张若名仍在宿舍里埋头读书。
突然，她听到楼下有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声音在喊：“张若名，张若名!”她下楼去看见一个男青年，穿着一套笔挺的白色西装，头戴白色“法国盔”。那人顺手摘下黑墨镜，张若名大吃一惊，这不是周恩来吗?
周恩来小声说他的行动十分秘密，二人悄悄离开中法大学，向附近的村镇走了一段路，然后进了一家小咖啡馆。
周恩来告诉她，自己去莫斯科参加会议，途经里昂、马赛从海路回中国途中专程来见她的。并告诉她已于1925年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小超向若名姐问好。
周恩来最后他深情地对张若名说：“这次分手，不知什么时候能再相见，也许个人牺牲了，看不到革命胜利，但即便如此也在所不惜。”
张若名望着这位自己唯一钦佩、爱慕的恋人，听了这些话，泪眼迷朦、不能自己!
人面桃花，不是当年了!
25年后周恩来向侄女解释自己的感情：“你知道世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嘛。”
1930年春，杨堃与家中的妻子离婚。杨堃的坦诚和衷情深深打动了张若名，她终于决定与杨堃结婚。
蜜月度假返回里昂后，张若名便专心投入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最后的写作。
张若名以优异成绩取得了文科博士学位。当时与她先后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女学生约有40余人，而能够获取博士学位的唯有她一位。她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
1931年元旦刚过，杨堃张若名夫妇便回到了古都北平。
1948年春，受到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邀请，杨堃、张若名举家南迁，搬进了云南大学条件最好的教授住宅小楼，担任中文系的教授，讲授文艺理论和世界文学史。
昆明解放后，张若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于1950年开始，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春，对于杨堃和张若名夫妇来说，显得格外温馨暖人。他们与30多年前曾一起留法共勤工俭学的战友，今日的国家总理周恩来、外长陈毅有过一次愉快的会面。
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此后大家又一同共进午餐。
这是周恩来张若名的最后一次见面。
回到北京后，邓颖超问了许多张若名的情形，周恩来一一详答，两人对若名的命运不胜欹嘘。
1958年6月18日上午，系里开反右批判会，要她承认诸多罪名。张若名倍感羞辱，当得知下午批判还要继续“加温”时，她选择了投水自尽。
当时杨堃正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议，会没开完，就接到云南大学拍来的一份电报，说张若名病重，速赶回。当杨堃急匆匆返回云大，见到的只有张若名的骨灰盒。
一对相濡以沫28载的夫妻就这样生离死别了。
当周恩来了解到张若名的屈死时，他愤怒了。
在周恩来邓颖超的过问下，中共云大党委才对张若名的错误批判进行了甄别，向家属赔礼道歉。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杨堃挨斗、挨打，几乎丧生。家被抄4次，直到1978年，经胡耀邦亲自批准，杨堃才调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室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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