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的汉奸头目”，这个结论早已板上钉钉，尽管海内外有不少学者为他鸣冤、翻案。青年时期，汪精卫以贯虹之侠气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未遂）；中年时期，汪精卫以凌云之健笔为国父孙中山起草临终遗嘱（成文）；再加上他的伟词雄辩、英风俊貌堪称一世无几，“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这些都是令世人痛惜其落水的原因。
汪精卫
做诗人，做文人，汪精卫无不胜任愉快；但要论做男人，他素患惧内之疾，就有些勉为其难了。在民国女性中，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绝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特异品种，她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女中豪杰——国中泼妇——狱中囚徒，她的人生就是这样大起大落。
陈璧君对美男子汪精卫一见倾心。
1891年11月5日，陈璧君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的陈姓华商家。其父陈耕基，原籍广东新会，与梁启超同乡；其母卫月朗，原籍广东番禺。年轻时，陈耕基携妻闯荡南洋，成为当地富有的橡胶商和体面的绅士。陈璧君生长在优越的家庭环境里，接受的中英文教育都很完备。“绝对清洁，但不齐整。爱好天然，不事装饰，除去爽身粉外，一生未涂过脂粉。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好听优美的音乐，但是不懂。好看新、旧、中、外的画，但自己一条直线都画不出来”，这就是陈璧君的自我描述。
在华商中，陈耕基对政治较为超然；卫月朗识大体，明大义。青少年时期，陈璧君颇得母亲真传，有主见，也有胆魄，比一般女生更有思想和决断力。
1907年，陈璧君16岁，在槟城同盟会会长陈世荣家莎兰园，她见到年方二十四的革命才子汪精卫。汪是典型的美男子，胡适就曾说过，他若是女人就一定要嫁汪精卫，此话并非戏言。陈璧君情窦初开，对汪一见倾心。为了能常常见到汪精卫，与他共效于飞，陈璧君脑海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远赴东瀛留学，加入同盟会。陈璧君的心思汪精卫洞若观火，有意回避——汪精卫是有妇之夫，与家乡的刘姓女子结婚数年，虽在异域他乡奔波数载，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毕竟那道无形的“纸铐”没有解除。汪精卫旅日期间，因在《民报》上宣传民族革命触怒清廷，他担心牵连刘氏，去信表示“彼此夙无爱情，不宜再生纠葛”。偏偏刘氏是个难得的烈性女子，对夫君忠贞不渝，拒绝离婚，托人郑重其事地转告汪精卫，她决定终身守节，好女不事二夫，因此这段婚姻依然悬而未断。
于是，汪精卫对陈璧君的爱慕作了冷处理，不告而别，避免节外生枝。但陈璧君天性执拗，且不管汪精卫同不同意，先把父母争取过来，变成自己的同盟军。陈耕基听说女儿爱上了有妇之夫，颇为不悦，苦口婆心解释：嫁革命党人，做寡妇的机会很大，过安生日子的可能性却很小。何况陈璧君已与表兄梁宇皋订婚，岂能说悔婚就悔婚，这成何体统！母亲卫月朗却通情达理，她看到女儿茶饭不思，身形日益消瘦，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由她亲自陪同陈璧君前往新加坡，探明汪精卫的心思后再作计较。
陈氏母女到了新加坡，孙中山特意为她们接风洗尘。年过半百的卫月朗亲睹了一代伟人的风采，亲耳聆听了三民主义主张和创建共和的远景描绘，心驰神往，似乎全然忘记了到新加坡来的初衷，不仅允许女儿去日本留学，她本人也要加入同盟会。
1908年，陈璧君赴东瀛寻梦，“心旌耀耀，一如辅翼凌空，翔飞万里”，她的豪情是那个时代狂飙激进者所特有的。陈璧君乘船抵达东京后，很快结识了同盟会的大批革命志士。
1910年，汪精卫决意亲赴北京刺杀清政府摄政王载沣，以回击外界对同盟会高级干部的质疑。（认为他们是怕死鬼，只知怂恿别人流血革命，自己却躲在幕后唱高调。）陈璧君毅然与之同行。当时行动经费奇绌，筹措甚难，卫月朗不惜典质衣服、首饰，给他们提供川资。
由于细节上的疏漏，汪精卫和黄复生的刺杀行动尚未实施，就泄露了行藏。警察顺藤摸瓜，捕获了二人，并打入死牢。清廷将革命党人“明正典刑，以儆效尤”乃是一贯的做法，但汪精卫和黄复生意外地遇到了一位善主——肃亲王善耆。当革命党刺杀成风、起义不断时，善耆曾说过以下颇具见地的话：“革命党人，早已甘心鼎镬，不畏一死，酷刑重罚，决难禁止其谋。为今之计，只宜刷新政治，以去党人口实；宽容党人，开其自新之路……”宣统三年（1910年）春，善耆细阅汪精卫的供词之后，慨叹“其才出色，其志可悲”， “与其杀掉，莫若令其改变志向，为国尽瘁”。经善耆力争，汪精卫和黄复生幸免一死，仅被判处终身监禁。自有大清律例以来，这是破天荒头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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