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汉（1877-1944）女原名佩萱，拱北北岭村人。徐宗汉是徐氏家族的第三代。她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从小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思想上较少封建羁绊而更多的是开放进取的精神。徐宗汉18岁时，由父母做主，许配给两广总督洋务委员李庆春的次子李晋一为妻，生有一女一子。几年后，李晋一病逝，徐宗汉并没有悲切守寡，而是毅然脱离家庭，投入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此时，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大姐徐慕兰。
徐宗汉的大姐徐慕兰是李庆春的长媳，她不仅贤惠能干，而且具有革命思想。她秘密加入同盟会，以富家少奶的身份作掩护，为辛亥革命广州起义挑起运输、联络重任，是广州女革命党人的中心人物。她带动家中妹妹佩瑶、小姑佩书等11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两个儿子李应生、李沛基都是勇敢的革命斗士。武昌起义和广州光复后，徐慕兰又担任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率领近百名队员与广东北伐军同时北上，在徐州对清军张勋部作战中，十分勇敢。
徐宗汉在大姐徐慕兰带动下，逐步成长为一个追求进步、勇往直前的革命女性。
去革命遇黄兴
那年，守寡不久的徐宗汉挥泪作别一对儿女，到南洋槟榔屿与在那里执教的二姐徐佩瑶会合。或许正是历史的机缘，姐妹俩就在那里与孙中山和黄兴邂逅。
孙、黄哥俩儿是为革命来向华侨筹款的。到了南洋却深感人生地不熟，又听不懂马来语，时已学会马来语的徐宗汉，便自告奋勇当起了向导。而有趣的是，有着独特语言天赋的徐宗汉，很快就学会了湖南话，成为孙中山和黄兴之间的“同声翻译”。临别时，孙中山拍着徐宗汉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你有如此出色的能力，应该满天飞，去筹钱，去革命!
这是徐宗汉与孙中山的第二次见面。革命，此时已如一个让人不能自拔的“幽灵”，深深缠绕着徐宗汉。接受中西思想冲击，在时人看来从小就“不安分”的她，很快加入在槟榔屿成立的同盟会分会，很快成为一名核心党员。1908年秋，徐宗汉从槟榔屿取道香港返回广州，并自辟门面，与高剑父、潘达微等创设审美画会、受贞阁裱画店掩护革命工作。
当时，国内革命形势犹如箭在弦上，那些铁骨铮铮的硬汉已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刚回到广州，徐宗汉便接到首个任务，为筹备广州新军起义，徐宗汉与陈淑子(胡汉民夫人)、李自屏(冯自由夫人)由香港出发，取水路秘密携带军火前往广州。
行囊中装满了炸药子弹，被褥内藏有青天白日旗，这些东西犹如一颗定时炸弹，让陈淑子、李自屏坐卧不安，而唯有徐宗汉，一路滔滔不绝地论服装、讲化妆、谈姨太太争风吃醋一类的市井话题，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在运送的这批枪械弹药中，体积大又不可重压的手榴弹、炸药的装运较为麻烦。徐宗汉索性将手榴弹成捆成捆地包好，藏在一只只马桶内。有一次碰上突然检查，仓皇中徐宗汉只得一屁股坐在马桶上。
就在广州起义前夕，为了将弹药顺利运进广州市内，徐宗汉借一颜料作坊为掩护，自己则扮成作坊外嫁的新娘。两百多号革命战士扮作迎亲队伍，在喧天的锣鼓和鞭炮声中，取出已先期装在颜料罐里的武器零配件，洗净后以明办嫁妆、暗运武器的办法，先将武器运至广州市，再由别的同志将武器弹药分送至各处。
黄兴很难想象，相隔4年，身旁的这位革命战士依然清秀，但眉宇间已完全看不到在槟榔屿相见时的那些稚气。黄兴更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前一个晚上的激战中，绝大部分炸药都是由徐宗汉领导的分机关组装及运送的。当时，他只有一种感觉，当徐宗汉为他忙前忙后时，一种只有少女少男才有的奇妙感觉在彼此的心间弥漫开来。
肝胆肠胜须眉
广州起义失败，清军草木皆兵。广州全城戒严，清军四处盘查，溪峡也不安全。4月29日，徐宗汉外出买了一件长衫，为黄兴改装，在医生张竹君的陪同下，乘哈德安轮逃到香港。
据说当时的客轮已没有单独的房间，徐宗汉便将黄兴安置在厅中梳花椅上装睡，自己则靠坐其旁，以身体掩护黄兴。到了香港，黄兴入雅丽氏医院做手术，但按医院的要求，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或已看出两人的心思，张竹君便故意怂恿，最后徐宗汉以黄兴夫人的名义签字了。黄兴虽然听不懂粤语，但是已猜出八九分，革命的英雄更是有血有肉的，感激、爱怜油然而生。
手术后，徐宗汉一直在黄兴的病榻旁照料，两人谈理想、谈革命、谈未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出院后，这对假夫妻很快成为了真正的夫妻，在革命同志中传为美谈。
有徐宗汉的精心照料，黄兴心中因广州起义失败带来的伤痛稍许抚平。而革命的烈火在国内一直熊熊燃烧，武昌起义的消息很快传来——10月9日，孙武在汉口装置炸弹时，不慎爆炸，乃不得已而提前起义。宋教仁在上海闻讯，急电黄兴，促速北上。
10月24日，黄兴偕徐宗汉抵达上海。当晚，徐宗汉到《民立报》报社约宋教仁会晤，宋随徐宗汉到黄兴住处，商定黄兴、宋教仁去武昌主持全局。
但当时上海、江苏等地的沿江口岸仍掌握在清军手中，因武昌起义的爆发，各路关口盘查甚严，黄兴是被全国 “通缉”的要犯，怎样才能到达武汉?徐宗汉又想到了当时在上海开设医院的挚友张竹君。张竹君时已有“女界梁启超”之称，徐宗汉与她是嫁到广州李家的时候才认识的。在广州时，徐宗汉曾经变卖嫁妆，支持张竹君兴办福利医院。从此以后，徐宗汉与张竹君的友谊持续近50年而生生不息。在张竹君的发动下，一个由中外人士参加的红十字救伤队，很快启程赴武汉战地服务。黄兴扮作医疗人员，宋教仁、陈果夫等亦随救伤队前行，于10月28日午后顺利到达武汉。
11月1日，黎元洪在武昌都督府门外筑坛，拜黄兴为革命军总司令，革命军士气为之大振。黄兴渡江亲临汉阳前线，率领民军与清军奋战二十余天，一度渡过汉水攻入汉口。徐宗汉则冒着炮火，投入救护伤兵工作，并协助张竹君在汉阳设立临时医院。后清军反攻，汉阳弃守，黄兴被困汉阳，清军封锁长江。徐宗汉与张竹君用红十字会一艘渡船，护送黄兴从汉阳渡至武昌江岸，才得以脱险。
这时，上海已经光复，南京也成革命军的囊中之物，清廷向革命军发出了和谈的请求。沪宁方面都电催黄兴回到上海主持大局。11月28日，黄兴到上海主持和谈，而徐宗汉恐和议不成，便组织“北伐炸弹队”以对付清廷，肝胆侠义不让须眉。
夫情深妻意切
1912 年元月，革命战士的前赴后继换来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的成立，黄兴也在南京临时政府任陆军总长。徐宗汉开始退居“幕后”，以为从此可以哺儿育女，顺便干一些有关女界的政治活动。临时稽勘局局长冯自由还聘徐宗汉为该局名誉审议。
当时广东北伐军姚雨平部从徐州前线回南京时，带回战时难童200多人。黄兴通知陆军部副官处觅民房收容，成立南京贫儿教养院，由徐宗汉负责该院工作。
但丈夫的事业乃至民族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1913年，袁世凯便撕毁临时约法，黄兴等革命战士，开始了长达多年的讨袁运动。当年7月，黄兴在南京主持讨袁工作，在繁忙的军务中，写信给在上海的徐宗汉：“弟(宗汉)在家保育儿辈，我极心感……吾责至大、至危、至暂，汝责至细、至久、至难，然则汝之责任艰巨于吾乎!”寸寸柔情溢于字里行间，据说这也是黄兴写给徐宗汉家书中最为感人的一段。
第一次讨袁很快兵败，黄兴经由上海逃往香港，亡命日本，1914年赴美国。由于连年征战奔波，操劳过度，加之革命事业坎坷，忧愤有加，抵美后黄兴肝病吐血，暂时在费城郊外一家医院疗养，命长子黄一欧伴送庶母来美相叙。徐宗汉闻讯，即刻兼程赴美，随侍黄兴，料理其生活起居，并协助做一些接待、抄写工作，以尽量减轻黄兴的负担。
1915年，蔡锷在云南起事发起第二次反袁运动，因孤身奋战，便屡屡催促黄兴回国主事，1916年6月初，黄兴偕徐宗汉由美国抵日本。6月6日，在全国讨袁护国的高潮中，袁世凯暴卒，黄兴、徐宗汉于7月8日返回上海。各界人士殷切期望黄兴挑起建国重担，但黄兴积劳成疾，病魔缠身，10月30日不幸逝世，年仅42岁。1917年3月，黄兴被葬于长沙岳麓山，市民参加送葬者达十余万之从，为古今罕见。
育遗孤抚贫儿
黄兴逝世后，悲痛的徐宗汉开始不问政治，加之江苏地区落入北洋军阀手中，她也不能回南京贫儿院主持工作，于是息影上海，一心抚育遗孤。
孙中山的勉励又让她动摇。病榻上的孙中山豪情满怀，劝徐宗汉重出江湖闹革命，至少要办工厂，给长大的孩子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当时是1925年，徐宗汉已年过半百，她已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背着炸药“满天飞”，但她还是动摇了。
此后几年，徐宗汉秉承孙中山 “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愿，远赴美国、巴西、古巴，秘鲁等地募款。抗日战争爆发后，徐宗汉不顾年事已高和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于1938年初，亲自带领部分贫儿出国，到暹罗(今泰国)看望华侨，一面为贫儿募捐，一面宣传抗日救国，呼吁侨胞支持抗战事业。
她对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斗争，由衷表示钦佩。1940年，徐宗汉回国后移居重庆，此后经常接触共产党人。她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都很亲近，常有来往。抗战初期，黄兴幼子黄乃(廖夫人所出)在延安抗大学习。徐宗汉曾托周恩来、邓颖超，给他带去一包日常生活用品和一封亲笔信，信上只有一句话：“努力学习，后会有期!”邓颖超在延安把东西交给黄乃时说：“我们在重庆时跟你继母有来往，她请我们吃饭，表现比我们还左，人家说她是疯婆子!”
而耳闻目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贪污枉法、鱼肉人民的行径，徐宗汉则十分不满;对那些祸国殃民的军阀、官僚政客，更因愤恨而漫骂、鞭笞。但她对现实的一切又无能为力，遂忧时愤世而转为消极超世，终日手持佛珠，静修打坐，苦度余生。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