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妓”一词来源于日本。艺妓是装饰艳丽的女艺人，擅长歌舞诗赋琴瑟，主要陪客人闲聊取乐。最初的艺妓是卖艺不卖身的，在一般嫖客眼里，她们高雅而充满神秘感。并且由于她们的收费很高，据说有的甚至每小时1万美元，所以服务对象只能是那些腰缠万贯的达官贵人，一般老百姓根本无法染指。然而事实上，这种“卖艺不卖身”的原则到底执行得如何，却不免要打个大大的疑问。
中国虽然没有艺妓的说法，但性质却大致相同，都挂着同样的招牌：“卖艺不卖身”。在人欲横流的青楼，一个挂着这样招牌的妓女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嫖客到青楼寻欢，主要的目的便是获得性的满足，而在视嫖客为上帝的青楼，任何得罪嫖客的行为都会砸了青楼的招牌，以后还会有谁到你这来玩？
中国艺妓的存在要感谢部分嫖客的雅好。这其实涉及到中国青楼的功能，对男人来说，青楼不仅是一个寻欢泄欲的地方，更是一个社交应酬，交朋结友的绝佳场所。尤其是某些格调高雅的男人，他们到青楼的目的主要是收获爱情，因为在家庭，他们感受不到妻子的爱情，而包二奶和养情人又要冒极大的风险。在一个道德严厉的传统社会，男人去偷情，如果女方已结婚，那么他是破坏了别人家庭的完整，败坏了门风。而如果女方不幸是个未嫁的黄花闺女，偷情令她失去了女人最宝贵的贞操，那便是毁掉了她终身的幸福。所以一个受过正统道德训练的男人，一般都会避免犯这样的错误。
青楼则不会受这样的束缚，传统的道德戒条管不到这里，因此它成为许多男人寻找爱情的世外桃源。
中国青楼中最初的艺妓叫“校书”，这要多谢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是她提升了妓女的档次，使人们注意到，妓女不光有美色，还有多才多艺的另一面，故而薛涛受到后世妓女的广泛敬仰。
薛涛是陕西长安人，幼时随父薛郧到四川，不幸父病身亡，身入乐藉。由于出身官宦家庭，她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才气横溢，特别擅长做诗。幸运地是，她生活在一个非常重视诗的朝代，擅长做诗极大地提升了她的名气。当时很多如雷贯耳的诗人，如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都曾是她的座上宾，并与她以诗唱和。据说在朝廷当“部长”的元稹便与她保持过一段暧昧关系。当时四川省的“省长”韦皋更是对她钦慕有加，一度想向朝廷奏封薛涛为“校书郎”的官职，只不过在幕僚的极力劝阻下方才作罢。
没有了“校书”的头衔，不但没有损害薛涛的名声，反倒令她艳名大炽，赢得更多人敬重，人们干脆称她为“女校书”。诗人王建有诗云：“万里楼台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巾帼不让须眉，看来，薛涛的才气确实一流，能够在那些名士大家中脱颖而出，其才华不同凡响。
但其他的妓女很少有薛涛的才气。因为才气这东西，一是天生的，二要后天的努力，能够做到这两点的妓女是凤毛麟角。当她们的才气不足以打动男人时，卖身便成为唯一的选择。
所以笔者很怀疑中国是否有真正“卖艺不卖身”的妓女。多数时候，艺妓的招牌往往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妓院老板打出这张牌，目的还是要获得与嫖客讨价还价的本钱。试想想，一个长相漂亮的女孩便已是很大的诱惑了，又何况那些长相漂亮的女孩还拥有一手吹拉弹唱的本领呢？更何况她还是一个守身如玉、不接外客的“清倌人”？如此一来，还有哪个嫖客能经受诱惑，坐怀不乱呢？
通常情况下，妓院的鸨母会对嫖客讲道：“公子爷啊，我们这里的姑娘可是卖艺不卖身的，从来没有出过台，身子可金贵着哩！不过嘛……”话说到一半又吞了回去，其言外之意是，只要你出得起价钱，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这样的伎俩，只要不是傻子憨头，嫖客哪有不明白的道理？于是最后的问题就归结到一个钱字。一般的姑娘陪睡一晚要十两银子，我们的姑娘轻易不接客的，要接嘛，你就要多出点血，100两银子算了，很便宜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所谓的“卖艺不卖身”，更多是诳人的鬼话，这些姑娘，不过是高级的交际花罢了。
但确实有的艺妓是靠手艺吃饭，她们是比较纯粹的艺妓。如中国近代的书寓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书寓是上海最高档妓女，也叫词史、校书。这一层次的妓女，沿袭中国历代曲部教坊官妓遗制，专门为客人弹唱、献艺、陪酒，类似日本的艺妓，卖嘴不卖身。所以上海人一般称这类妓女为词史、先生。她们的家门口，都会挂一个大大的红灯笼，标某某书寓，以示尊重。
既然是靠手艺吃饭，那便要有真本事，要不谁个会心甘情愿捧你的场呢？据说，日本培养一个艺妓要花5年的时间，完成文化、礼仪、语言、装饰、诗书、琴瑟等课程，非常艰苦。同样，中国的书寓也是自幼拜师学艺，能操管乐、琵琶，会说书，善唱歌，有一定的音乐修养。但妓女要取得词史的称号，并不容易。
每年春秋，妓界都要举行考核性会演。到时候，各家妓女集中到上海县城内小南门的园书场。应试妓女上场先说一段传奇，然后自弹琵琶唱一曲。到七八十年代书场大兴，书寓考核内容有所放宽，可唱京剧、昆曲代替说传奇，但必须说唱俱全，才具备词史资格，不能说白者则被淘汰。从这个意义说，书寓最初是卖唱的艺人。
鸦片战争前，上海尚未开埠，上海城内的书寓并不多见。一般情况下，她们卖嘴不卖身，客人可以唤她们说书，也可呼她们陪酒，招待朋友，但不能公然过夜。她们的客人，也是那些身份较高的缙绅士商与文人骚客。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彻夜清谈、共话风骚的雅兴。清嘉庆年间的学者毛祥麟在《墨馀录》中讲，他少年时经常与朋友到当时上海的“虹桥”（今大东门东）猎艳。一次，他看上一位年方十六的妓女。该女孩本来是苏州地方良家女子，九岁时被鸨母收养为“孙女”。她长相清秀，眉宇间透出一种清醇淡雅之气，又会唱昆曲，吟诗文，操琴瑟，天生丽质。毛祥麟一见惊为天人，以后经常约二三知己，在女孩家小饮几杯。有时更是深宵不去，清茶闲话，连外面已凉月西沉，锣鼓三更都浑然不觉。直至后来这位妓女嫁人，毛祥麟还对之念念不忘，缅怀良深。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者的入侵，商品意识冲击着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金钱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真正听说书的嫖客少了，发泄性欲成为他们主要的目的。如此一来，单纯的书寓生意难以为继，原来的许多书寓纷纷下海，“长三书寓”应运而生。
长三书寓，俗称“长三”。因为这类妓院中，喝茶三元，陪酒三元，留宿也是三元，故有“长三”之称。“长三”是头等妓院，为了标榜这里的妓女身价高，他们自称“书寓”，妓女称“先生”，似乎也是卖嘴不卖身的。但事实上，几乎都从事皮肉生意，只不过比一般妓女身价更高罢了。
既然身价高，能为妓院老板赚回大把的钞票，故而享受的待遇也要高些。通常情况下，长三书寓都有单独的住所，她们的住所，多在僻静的小巷深处，非常清幽干净。并且，她们还有老妈子和小丫头服侍，不知道实情的，还以为她们是哪个有钱人家的小姐。
比起那些妓院底层卖身的妓女来说，长三书寓人身自由得多。她们往往是由熟识的客人或客人的朋友叫局，实行的是“上门服务”。无事的时候，她们也可以随便逛逛街什么的，不会有人指指点点。反倒因为她们穿金戴银，珠光宝气，赢得路人更多的艳羡。
但她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原因在于她们的开销太大。每个月房租水电，佣工的工资，还要付妓院老板提成，给政府上缴花税，沉重的经济压力经常让她们入不敷出。这就需要她们拼命地赚钱，能有更多的嫖客叫局。作为一个长三书寓，首先她们必须有一定的姿色，姿色太次的，只能做“幺二”，再低而一等的便只能做野鸡。其次，她们还要会媚男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嗲”。只有充分发动“嗲”功，才会迷住男人，好让他们下次再来，而且是最好多介绍几个朋友来。所以长三书寓的人往往是女人中的女人，女人中的极品。她们的风流韵事，被登上各种小报小刊，成为市民茶余饭后津津有味的谈资，甚而有的小说家还将她们的艳事写进小说，其轰动效应较之现在的娱乐明星一点也不逊色。
不过，长三书寓毕竟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当，更何况天天都有年轻的女孩子“下海”抢她们的饭碗。即便像艳名远帜的晚清上海“四大金刚”，其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譬如当时大红大紫的林黛玉，几次从良，与人做妾，都因夫家不容而作罢。另一“金刚”金小宝，想通过读书来脱离苦海。在一个相好客人的帮助下，她如愿进入一所女子中学读书。谁知有一夜，她的国文教师应邀去吃花酒，同桌一个富商偏偏叫金小宝做陪。教师发觉这个聪明好学的女学生原来竟是名妓女，认为有辱斯文，当即报告校长，开除了事。连“四大金刚”都不过如此，其他的长三书寓便更是好不到哪去。好一点的情况是，她们嫁入夫家做妾，在鄙视与流言中度过余生。差一点的，便只好沦为站街的拉客女，风餐露宿，过一天是一天，最后疾病缠身，穷困潦倒而死。
从这一点来说，长三书寓虽然档次颇高，但对于男人来说，她们依然只是心血来潮时的玩物，家里墙角间一只美丽的花瓶。只不过，这只花瓶价格不菲，如果打破了，会让拥有它的男人懊恼一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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