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问她：“为什么选择我？”
她说：“我会用一生来回答。”
——林徽因与梁思成
1940年，冬，李庄上坝村。
这地处西南边陲的小村子原本只有几十户人家，却在1939年到1940年间，陆续迎来了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中国营造学社等一大批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
外间已是烽火连天，这里却因为偏僻贫穷而暂时被日军遗忘，有了些难得的安宁。许多人流徙千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使得这名不见经传的小村突然成了中国大后方的学术中心。
一个随父母而来的孩子问母亲：“妈妈，如果日本人打到这里，我们怎么办？”
“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么？”母亲神色平静而淡然，“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么？”
孩子愣住了，他仰头看自己的母亲，她的眼神告诉他，她已经做好了赴死的打算，无论如何也不会向日寇屈服，那个瞬间，他突然觉得这仿佛已经不再是他所熟悉的那个慈母了，她眼里有坚定的神采，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许多年后，长大后的他才明白，那种坚定便是知识分子的气节。
这位母亲便是林徽因，著名的建筑学家和诗人，中国20世纪30年代有名的才女。
1904年6月，在杭州陆家巷中，一个女婴呱呱落地。她降生在杭州最好的时节，初夏的风穿堂而过，空气中有栀子花的甜香。
这女孩子便是林徽因。她最初被起名为“徽音”，名字出自《诗经大雅思齐》：“思齐大任，父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名字是女孩子的祖父起的。但是，当女孩子长大之后，为了避免和当时一位男性作家林微音相混，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林徽因”。
她说：“我并不担心别人把我的东西当成他的，我只害怕人们把他的东西当成我的。”
她一直这样骄傲。
祖父给她起这个名字，是希望她继承中国女性温柔敦厚的传统美德。然而，长大后的徽因绝少表现出“三从四德”的恭顺，反而充满着西方的自由与独立精神。
这也许和她的成长经历有关。
林家是个大家族，翻译过《茶花女》的文学家林纾，写《与妻书》的林觉民都是林家的人。
徽因的祖父名叫林孝恂，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而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是时代的翘楚，曾两度留学东洋，投身辛亥革命，推行“宪制运动”，终身致力于公理与和平。
然而，林徽因的母亲并不受宠，她是浙江嘉兴一位小作坊主的女儿，不识字，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因出身商家而不善女红，因此讨不到婆婆和丈夫的欢心。
徽因八岁的时候，父亲又娶了一位程姓太太，她是个上海女人，很会说话，又接连生了儿子，很快，便赢得了林家的一致喜欢。
得宠的程氏二娘与她亲生的孩子住在宽敞明亮的前院里，而徽因的母亲则几乎被整个林家遗忘，她和徽因被安置在相对阴冷狭小的后院里。在徽因的童年记忆里，母亲的形象总是和怨言、泪水联系在一起，她几乎不记得母亲的笑容。
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徽因一生都对封建思想深恶痛绝，她厌恶男子的“三妻四妾”，也不愿做恭顺谦卑的“贤妻良母”，长大后，她只要想到自己的童年，就会无比渴望一段完整的独属于她的爱情。
就在徽因出生后不久，林长民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然后，他投身于辛亥革命，等到革命胜利，他出任了参议院秘书长，又一路升迁，直至国务院参事。随着林长民的升迁，林家也由南及北，从杭州到了北平。
林徽因渐渐长大，开始帮着料理家务，有一段时间，林家暂居天津，林徽因承担了家中一半的重担。那段时间，她照顾着两个母亲，照应着所有的弟妹，“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
是环境将她逼得如此早熟。
很久以前，她生过一场大病。病榻上，她听到母亲向管家讨钱，母亲希望在月钱之外再额外支些药费，可是管家拒绝了母亲的要求。于是，母亲大声同他争吵起来，但一切都于事无补，谁叫她是失宠的太太呢，在林家，连下人都不会买她的账。
那场病让她突然看清一个冷酷的事实，她靠不了母亲。如果她不够优秀，在这大家族里没有任何地位，她将会和母亲一起永远被摒弃。
因为懂得了这个道理，当她还是一个孩子，就已经懂得如何让父亲和整个林氏家族的长辈喜欢。她学着将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努力学习，成为兄弟姐妹中成绩最好的那个。
尽管很辛苦，但她做得很好，到最后，连二娘程桂林都不得不承认，林徽因是“父亲最宠爱的孩子”。
十六岁那年，她迎来了转机。
父亲写信给她：“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开家庭繁琐生活，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见解与能力。”
她喜极而泣。
那是1920年的春天，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女孩子们甚至还在裹脚，而她却有机会走出国门，随父亲游历欧洲，这是何等幸运。
父亲对她的喜欢改变了她的命运。
如果她是个不得宠的孩子，她也许会像北平大宅院里的那些姨太太的女儿一样，某一天被家人随便嫁了一个什么人，可她不甘心，她为改变这样的命运而付出了努力。
梁思成与林徽因
她成功了，她的生命从此翻开一页全新的篇章。
他们乘坐邮船Pauliecat抵达法国，尔后，她陪着父亲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旅行。他们一路走过了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和柏林，在父亲身边，她扮演了翻译和小女主人的角色，替父亲接待客人，陪同父亲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父亲交游很广，来的客人都是精英人物：著名史学家威尔斯、大小说家哈代、美女作家曼殊斐儿、新派文学理论家福斯特以及旅居欧洲的张奚若、陈西滢、金岳霖、吴经熊……这些人来做客，谈论的话题很广，涉猎文学、社会科学、经济、哲学等许多方面，引经据典，嬉笑怒骂，有些谈话如能记录下来，会是一篇篇极妙的文章。
她热情招待着他们，年轻的她是一个最好的倾听者，她专注地听着他们的谈话，汲取着其中的知识养分，几个月下来，她已在不知不觉中提升至一个新的层次。
等旅行结束，她和父亲在伦敦定居下来。她入了St. Mary’s College(圣玛莉女子学院)学习，在那里，她习就一口纯正的英文，许多年后，她还以一手漂亮的英文文章赢得哈佛校长的女儿费慰梅由衷的赞赏。
离开充满母亲泪水和抱怨的大家庭，她在英伦的晨雾里渐渐长成一个美丽的少女，俏丽的瓜子脸，洁白如玉的肌肤，黑白分明的杏仁眼，浑身都充满着江南小女子的灵气，那些西方人都称她“漂亮如同瓷娃娃”。
她十六岁了，一些莫名的情绪潜滋暗长。
她开始隐约期盼爱情，像《牡丹亭》里的少女杜丽娘一样憧憬着能有个人来爱她，和她一起探知爱情世界的幽微隐秘。
她因等待而深感寂寞。
她这样描述她的生活：“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
就在这时，一个长她七岁的男子出现了，他便是徐志摩。
他是父亲的朋友，出身浙江海宁一个富商家庭，其父是当时著名大实业家徐申如，在家中，他有一个名叫张幼仪的妻子，是上海宝山巨富张润之的次女，替他生得一个儿子。
他来到英国是为了投入哲学家罗素门下，然而遗憾的是，等他来到剑桥，罗素已经被学校除名了，于是，失望的他经由小说家狄更生的介绍，进了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西方文学。
她第一次见徐志摩的时候，差点儿叫他“叔叔”，因为他是她父亲的朋友。
之后，他们便熟悉了，徐志摩介绍了许多书给她，雪莱(Shellry)，济慈(Keats)，拜伦(Byron)，曼殊斐儿(KatherineMansfield)和伍尔芙(VifginiaWoolf)，她一一读了，再见他时，他们便一起讨论书中的内容。
他们常常沿着康河岸边散步，午后的英伦有慵懒的阳光，淡淡落在他们肩头，他们聊某首诗、某部作品，评论的时候，她的眼里闪着亮亮的光。
他很惊讶于一个十六岁的少女会有如此犀利的见解，她的灵气打动了他。在她身上，他找到了他作为一个诗人梦寐以求的东西——爱、自由和美。
他全心投入到对她的迷恋当中。
这时候，他的妻子张幼仪从国内赶来，在沙士顿与他同住。
张幼仪是个贤惠的妻子，将家中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可她并不知道，他的心早已不在她身上，她做再多，他也只是视若无睹。
不久，张幼仪怀孕了。
他说：“把孩子打掉吧。”
她轻声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
他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她沉默地流下眼泪。
他对她的泪水毫不动容，坚决地要求离婚。
张幼仪于他，就像一块横亘于他求爱道路上的石头，他急切地渴求搬开她，以为只要没有了张幼仪的阻碍，就可以与徽因——他心目中的女神——生活在一起。
然而，那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他根本没想过，徽因并不接受。
她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她无法想象自己将去顶替张幼仪的位置。这些年，父亲因为二娘的缘故，遗弃了她的母亲，她目睹了母亲是多么伤心难过。只要想到徐志摩无辜的妻子将因为自己而被抛弃，她就无比内疚和羞惭。
徐志摩的“爱情”对她而言只是悲剧，她不愿陷入这样的三角关系中，就像母亲、二娘与父亲那样，那不是她要的。
在她开始对爱情有憧憬的时候，便已下定决心，这一生她要一段完整的、纯粹的、只属于她一个人的爱情。
她不否认她喜欢徐志摩，她喜欢听他谈诗论文时那充满灵光的话语，和他一起读书时会心有灵犀，可那不是爱情。
许多年后，她和人谈起他来，“她的记忆也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① ——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殊斐儿、伍尔芙，以及其他人。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带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
在她心里，他充当的并不是一个恋人的角色，而是更像一个亦师亦友的精神导师。
她的父亲林长民也反对他们交往，林长民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看得很清楚，徐志摩并不适合做一个丈夫，诗人的天性让他只想追求一段浪漫的爱情，而根本没有考虑过徽因的声誉与前途。徽因那时只有十六岁，一个十六岁的少女与一个长她七八岁的已婚男人恋爱，并使得他抛妻弃子，可想而知会招致怎样的骂名。
林徽因是林长民最钟爱的女儿，他不允许这桩“绯闻”毁了她，他写了一封信给徐志摩——
志摩足下：
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悮(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
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林长民为徽因做主，利落地结束了这段感情。
1921年10月，林长民带着林徽因回国，与徐志摩不告而别。
1931年12月，徐志摩飞机失事而亡。
当时他是为了赶去北平听林徽因在协和礼堂的建筑讲座。转眼，时光已倏忽十年。十年前，他为她离婚，十年后，在那个大雾弥漫的冬天清晨，他死在了去见她的路上。
她将失事飞机的残骸收藏了一辈子。可是，她还是静静道：“他若是活着，我待他恐怕也是不能改的了。”
成年后的她，比十年前更清醒自知。
她与他，虽“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亦在“交会时互放光亮”，却是“转瞬间消灭了踪影”。她和他，终不过“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很多年后，她和儿子谈起过这段旧事时认真道：“其实徐志摩他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谁及得上诗人想象中的女神完美？她也是人，任她红颜如花，也终有一天人老珠黄，任她才高过人，也终会生老病死。当恋爱的风花雪月转变成婚姻生活的柴米油盐，他是否还像当初那样痴狂地爱她，她很怀疑。
若是他们结了婚，他会发现，原来林徽因也会抱怨，也会发脾气，也会在岁月的流逝中长出蝴蝶斑。真到了那个时候，他会因失望而转身离开么？
她不知道，也不想用自己的一生赌这个答案。
她最终嫁的那个男子，名叫梁思成。
梁思成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梁启超的长子，最得梁启超钟爱。在清华学堂念书的时候，他便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清华学生中的小领袖之一”，他的同学评价他“具有冷静而敏捷的政治头脑”。
十七岁时，他随父亲前往林家，第一次见到了徽因。十四岁的徽因面容仍带稚气，却生得亭亭玉立，“梳两条小辫，双眸清亮有神采，五官精致有雕琢之美，左颊有笑靥；浅色半袖短衫罩在长仅及膝下的黑色绸裙上；她翩然转身告辞时，飘逸如一个小仙子”。
他们第二次见面是在徽因从英国回来之后。那时，徽因正对建筑痴迷，她不断与思成谈着她的新兴趣，而他呢，“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那时候，他们还没想到，建筑将成为他们毕生的追求。
1924年的夏天，志同道合的他们一起去了美国，入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她非常适应美国的生活，她活泼的灵性在西方的独立民主精神中得到了释放，她在这环境中如鱼得水，受到了美国同学的一致欢迎，但是，她与思成的性格差异也在这时凸显出来。
“徽因舅妈非常美丽、聪明、活泼，善于和周围人搞好关系，但又常常锋芒毕露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她放得开，使许多男孩子陶醉。思成舅舅相对起来比较刻板稳重，严肃而用功，但也有幽默感。”她的侄女如是说。
一个踏实沉稳，一个飞扬灵动，一个是大漠孤烟塞北，一个是杏花烟雨江南，他们感情最初磨合得异常艰难。梁启超曾说：“思成和徽音，去年便有好几个月在刀山剑树上过活！”
然而当这磨合期一过，两人却显示出“珠联璧合”，南辕北辙的性格反而让他们能奇妙互补，在建筑一途上，他们配合得十分精彩。
“满脑子创造性的徽因常常先画出一张草图或建筑图样，随着工作的进展，就会提出并采纳各种修正或改进的建议，它们自己又由于更好的意见的提出而被丢弃。当交图的最后的期限快到的时候，就是在画图板前加班加点拼命赶工也交不上所要求的齐齐整整的设计图定稿了。这时候思成就参加进来，以他那准确而漂亮的绘图功夫，把那乱七八糟的草图变成一张清楚整齐能够交卷的成品。”①
“……母亲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亲，但在融会材料方面却充满了灵感，常会从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独见精彩，发表极高明的议论。那时期，父亲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
他们在宾大的成绩非常优秀，作业总是能得到很高分，除了偶尔第二，其余都是第一。建筑系当时的一位年轻讲师，也就是日后成为著名建筑师的哈贝森，曾夸奖他们的建筑图作业简直“无懈可击”。
他们彼此成就了对方，若思成是巍峨浑重的宫殿，徽因便是殿外挂着银铃儿的檐角，她缺了他便没有根基，而他缺了她，便呆板毫无生机。
1928年3月，他们正式成婚。
他和她的结合，总被称作“金童玉女”，其实他们远非人们想象中的完美。他跛脚，1923年，他参加5月7日的“国耻日”游行而受伤，从此落下终身残疾，而她有严重的肺结核，低烧和咯血始终伴随左右，他们真实的生活也与“诗情画意”绝缘。
1937年，抗战爆发，他们流徙西南，为了有处居所，他们甚至“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
在联大的时候，他们应校长梅贻琦的邀请，为联大设计校舍，他们一心想设计出中国最美的校园，可因为经费短缺，他们被迫将设计案由“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
每次改动心血，她都伤心不已，可最终还是完成了。联大的校舍最后成了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的茅草房。
可是，那是全中国建造费用最低的茅草房。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用料，争取以最少的经费修筑最多的校舍，曾经专注设计艺术品的他们为建造茅草屋竭尽了全力。
落成的那天，她流下了眼泪。
昆明只是一个开始，更艰难的时期是在李庄。
1940年11月，他们和营造学社的同事们一起搬到李庄。“……李庄距扬子江尽处只有三十公里(宜宾以上即称金沙江)，而离重庆却有三天的水路，是个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
她旧病复发，卧床不起。肺结核导致大口咯血，然而，整个李庄没有医院，也没有一位正式的医生，她根本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唯一的一支温度计也被女儿打破，大半年无法测量体温。
因为战乱，他们的薪水不得不削减。通货膨胀愈演愈烈，那段时间，他们穷得连孩子们的鞋子也买不起，朋友偶尔从重庆或昆明带来一小罐奶粉，就是她最高级的营养品。
就在那样的境况下，她的病情一天天沉重，“眼看着她消瘦下去，眼窝深陷，面色苍白，几个月的工夫，母亲就失掉了她那一向焕发美丽的面容，成了一个憔悴、苍老，不停地咳喘的病人……”
他学着照顾她，为了给她增加一点营养，他把派克钢笔、手表都当了，换了钱买鸡蛋，还学会了腌咸菜和用橘子皮做果酱。他一手承担了所有的家务，煮饭、做菜、蒸馒头，甚至还充当“护士”的角色，学着给她打针。细心的他扎血管几乎没失过手。
但她的身体到底是垮了，从李庄开始，她的大部分时间便都在病床上度过了。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她已经消瘦得可怕，尤其是去世的前几年，她的体重只有五十多斤，曾经的美貌早已荡然无存。
可他很宠她，不论在她是当初那飘逸如仙的十六岁少女，还是现在疾病缠身、形销骨立的半老妇人。
50年代他去美国学术访问的时候，别人带回来的纪念品都是服装和工艺品，他买回来的全是电子小玩意、可以调整的靠垫、活动读写架、录音机、扩音器……他想用这些小玩意丰富她病床上的生活。
他宠她，宠到她开玩笑说自己爱上别人了，他听了尽管痛苦万分，却仍和她说，徽因，只要你幸福。
旁人提起他对她的宠爱，口气里都有微微的嫉妒：“一起工作的时候，林徽因啊，从来只肯画出草图就要撂挑子，后面，自有梁思成来细细将草图变成完美作品。而这时，她便会以顽皮小女人的姿态出现，用各种吃食来讨好思成。”
她不是不能自己画，可是，她更愿意让他宠着她，而他，甘之如饴。
她去世得很早，离开的时候只有五十出头。然而，她的一生虽短，却成就斐然，建筑学家、文学家、诗人……对美和艺术，她确实有着过人的天赋和敏锐的感知，然而，若没有他，她无法有此成就。
曾经和他们一起考察古建筑的朋友回忆道：“当徽因休息好了的时候，她对于美丽的景色和有意思的遭遇报以极端的喜悦，但是当她累了或由于某种原因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可能是非常难对付的。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好受，而她在这种时候就会大声咒骂起来。”
由于童年成长的阴影，她有着极端敏感的个性，若没有他陪在她身边，在她抱怨的时候安慰她，在她沮丧的时候鼓励她，她恐怕难以坚持下来。
他们一起撰写了《中国建筑史》，走访了中国十五个省，两百多个县，考察测绘了两百多处古建筑物，他们写出的《独乐寺建筑调查报告》，在国内外建筑学界都引起了轰动……
在她身躯变得病弱后，他始终是她坚固的支撑。
许多年前，他曾问她：“为什么选择我？”
她说：“我会用一生来回答。”
她真的用一生给出了这个答案。
她要的男人，不需要在她青春美貌的时候对她有多少浪漫激情，而要在她贫困潦倒的时候，在她疾病交加的时候，也始终守候在她身边。
相比嫁给徐志摩的陆小曼，她作了一个聪明的选择。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