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丁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如果没有她，文学史肯定平淡乏味了许多。丁玲是20世纪中国文坛最有才气的女作家之一，她早期追求个性人生，最终成为了一位革命作家。
丁玲的内心世界非常丰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丁玲牵挂的唯有爱情。她对丈夫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她一生中有四段情感经历，曾先后爱过四个男人。
丁玲
丁玲与胡也频
1904年，丁玲生于湖南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封建望族家庭。丁玲四岁的时候，父亲病逝，母亲被迫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丁玲舅舅的儿子成了丁玲亲密的玩伴，于是外婆给他们订了娃娃亲。五四运动爆发后，正在女子师范念书的丁玲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自由和解放的精神深深融入了她的灵魂。
丁玲有一个叫王剑虹的女友，她给丁玲带来了上海的一些情况，丁玲决定放弃中学文凭与王剑虹一同奔赴上海。18岁的丁玲解除了与表哥的婚约。
1923年，我党早期杰出领导人瞿秋白被派到上海创办上海大学，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这年秋，王剑虹和丁玲进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住在青云路青云里一幢两层楼的小亭子间里。
瞿秋白是丁玲和王剑虹当时最崇拜的教员。当时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哲学，常常光顾丁玲和王剑虹的亭子间。丁玲回忆说：“他（瞿）几乎每天下课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那时对这些人、事、文章以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争论，是没有发言权的。我只是一个小学生，非常有趣地听着。这是我对于文学上的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术等等所上的第一课。”
瞿秋白不仅是丁玲的文学启蒙教师，还是第一个发现丁玲的文学才华并预见其成就的人，而当时的丁玲甚至连一篇作品也没有发表过，充其量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中文系的学生。果然在后来的1927年12月，署名“丁玲”的小说《梦珂》发表在《小说月报》头版位置上了。1928年2月，《小说月报》又发表了丁玲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此后不到半年间，又有《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皆在《小说月报》以头条位置刊载。这些小说后来又很快结集为《在黑暗中》出版（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10月版）。连续在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并很快出版小说集，自然使“丁玲”蜚声文坛。我们知道，“五四”时期出现了一个女作家群，但到了1928年，这个女作家群已经显得很沉寂。冰心正处在沉默期。石评梅已经去世。庐隐的创作出现了停滞。凌叔华搁笔不写了。冯沅君做学者去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群似乎已经风流云散。但这时，突然冒出了一个“丁玲”。这个女作家比“五四”时期的女作家都更为大胆，“带点忧郁，带点轻狂”，闯进了文坛。而丁玲的这些小说，“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在丁玲的撮合下，1924年1月，瞿秋白和王剑虹喜结良缘。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去世。
1924年暑假，丁玲终止了在上大的学习，来到了北平继续读书。在一个社交场合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此时的丁玲正在为弟弟的夭折和命运艰辛而痛苦，对比她还小一岁的胡也频毫不动心。当胡也频得知丁玲失弟之痛后，就用纸盒装满玫瑰，写下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在北平，窘迫的丁玲写信给鲁迅，讲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但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是对方用化名在捣鬼，就没有复信。这时恰值王剑虹的父亲准备回湖南，就邀请丁玲一路回老家。丁玲就离开了北平，返回到湖南老家。
丁玲与胡也频
胡也频闻讯后，向朋友借钱追到湖南。他贫困潦倒，连人力车夫的钱也是丁玲母亲给付。但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丁玲面前时，丁玲被深深感动了，爱情之门豁然开启。
当她和胡也频回到北平以后，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丁玲一气之下，干脆于1925年秋和胡也频在香山同居。除了一点微薄的稿费之外，他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过得很艰难，但是却充满了温暖。
1928年年底，胡也频与丁玲同赴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左联工作，两人同居于上海如今的安福路。他们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红黑》。但红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闭了。为了还债，胡也频离开上海赴山东省立高中教书。在胡也频走的当晚，丁玲就给胡也频写信，第二天又写。一个多月后，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来到了济南。虽然丁玲在上海并不富裕，但她依然给济南带来了震动。他们自由的革命式爱情、丁玲时尚的衣着打扮都让省立高中泛起了涟漪。
据当时在山东省立高中就读的季羡林回忆说：“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记得丁玲那时候比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济南比不了上海，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内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况是高跟鞋。看来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难’的问题。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看了这情景，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们其实不但毫无恶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的。我们心中真觉得胡先生是一个好丈夫，因此对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对丁玲我们同样也是尊敬的。”
胡也频在济南的激烈言论和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1930年5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胡也频等人。同年7月，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经青岛回到上海。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蒋祖林)。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当时，胡也频在外从事革命活动，丁玲在家照看婴儿。
然而一天，胡也频突然被捕。几经辗转，沈从文从陈立夫那里得到了回答，如果胡也频不是共产党，愿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办法。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要胡也频投降才能保住命。但是丁玲知道胡也频是不会投降的。1931年2月7日，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被枪决于上海龙华，胡时年28岁。
凄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也击碎了丁玲最初的爱情。
丁玲与冯雪峰
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冯雪峰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他看上去像是一个乡下人。然而他们谈文学，谈时事，丁玲不知不觉地深深地恋上冯雪峰。
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就和好如初了。
1985年，丁玲回忆说：“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但丁玲心中并没有熄灭她对冯雪峰的热恋，在后来和胡也频一起参加左联活动后，她又与冯雪峰重逢。当胡也频遇害后，冯雪峰来安慰丁玲，爱情重新燃起。1932年，丁玲给冯雪峰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还和你的爱……我想，我只想能够再挨在你身边，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谈话，像我们曾有过的一样，或者比那个更好，然而，不能够，你为事绊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在这椅上，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你会更快乐些，可是文章写不下去，心远远飞走了，飞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紧紧抱在一起，身子也为幸福浮着……”。
当时，冯雪峰已经结婚，他只能理智地对这份感情做冷处理。1933年秋，在丁玲失踪几个月之后，为了纪念当时传说可能遇害的丁玲，冯雪峰将丁玲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这些公开的书信，记录着他们在特殊岁月中的情谊。
对于自己和冯雪峰的感情，丁玲也从未掩饰过。1937年在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她坦率地说：“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丁玲与冯雪峰一起被打成“右派”，经历了人生的逆境。冯雪峰逝世之后，丁玲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真诚情感。
1986年2月7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只剩下二十多天。清晨，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丁玲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冯雪峰
丁玲与冯达
胡也频牺牲以后，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26岁的冯达。冯达常去看望丁玲，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陪伴身心疲惫的丁玲度过难熬的日子。1931年11月，他们同居了。冯达柔柔的关怀像细雨一样令丁玲无法拒绝，他们结婚了，并一起度过了长达3年的平静生活。
丁玲后来这样回忆冯达：“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这年11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尹家。”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1933年5月14日，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5月14日上午11点半，丁玲从上海正风文学院回到家，冯达未归。她正要整理东西离家时，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来了。丁玲后来回忆说,“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过了一会儿，冯达回来了。“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头。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就这样，丁玲、冯达、潘梓年一起被捕了。在监狱中，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出卖丁玲，丁玲相信了他。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在狱中，丁玲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蒋祖慧）。此后，她决然地离开冯达，从此再未见面。
丁玲与陈明
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时，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一个话剧。陈明在剧中是男一号。他英俊的扮相、娴熟的表演和抑扬顿挫的歌声赢来观众热烈的掌声。坐在观众席中的丁玲，在陈明身上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
丁玲与陈明摄于1937年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委托中宣部组建“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并任命丁玲为西战团主任。陈明被任命为西战团的宣传股长。陈明长得瘦小，浑身却充满了活力，他脑子快，主意多，还很会做思想工作。丁玲越发喜欢这位年轻的宣传股长，而陈明对丁玲则是充满敬意，他第一次见到人品与水平结合得这样好的领导，在西战团期间，丁玲和陈明开始相爱。
陈明和丁玲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他们觉得，丁玲和陈明之间有两个鸿沟，一个是两人的资历，一个是两人的年龄。丁玲不在乎这些，但陈明的压力要大得多。许多人的好心规劝，搞得陈明心里很烦。于是他和剧团里的一名女演员闪电式地办了婚事。
陈明的结婚让丁玲很痛苦，她向挚友罗兰倾诉了烦恼。罗兰生气地说：“这个无情无义的陈明，我去找他！”陈明对她说：“和丁玲结合我有压力，也有顾虑，最大的顾虑是她的经历太丰富了，在这方面，我和她的差距太大！”
婚后，陈明很快感觉到自己是无法欺骗自己的感情的，他依然深深思念着丁玲。他和新婚的妻子去看望丁玲，丁玲强作笑颜祝这对新人幸福。敏感的陈明看透了丁玲痛苦的内心。刹那间，陈明忽然明白，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通情达理的妻子也觉察到了，她对陈明说：我们俩人都做了一件错事，我们来改正它吧。他们心平气和地办理了手续，结束了这短暂的婚姻。
1942年2月，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有些人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
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与丁玲在北京度过了一段相对风平浪静的岁月。1951年春，他们从“文协”机关的大院搬进了多福巷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内。这是结婚近十年后第一个真正属于两人的小家庭，一个不受外部干扰的小天地。
然而没有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平静。1955年，丁玲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8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5年后出狱，再被送到山西乡村。历经种种磨难之后，1979年1月13日，75岁的丁玲才被平反，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回到北京。在这25年中，陈明一直陪伴着她，给予她温暖。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丁玲晚年说：“如果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弥留之际，向陈明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你再亲亲我！”而在这句话之后，丁玲说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1989年，陈明与比他小十几岁的张钰组建新家，陈明也不避讳对丁玲的怀念。而心性坦荡的张钰，也在陈明的影响下一起为丁玲整理起书稿来。对这一点，陈明心存感激：“我老伴很能理解我的感情，她也很尊重丁玲。”
1979年平反后，丁玲重返文坛，先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并多次出访欧美诸国。丁玲一生著作丰富，有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丁玲文集》五卷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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