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唐代前期的妇女地位
唐代妇女的自由度空前提高，她们的交际圈不被男人所限制，也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空间。
男女不平等到现在还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然而大多人不愿意去深思其背景，有时候会把社会分工的不平等，当成是男女的不平等。比如在唐王朝，到底妇女地位是提高了呢，还是下降了，就是专家学者之间，也是人说人殊。
在这里呢，我倒是以我的见识，说说个人的看法。我是把唐朝以开元天宝为界限，分成前后两期。
在唐王朝的前期，妇女的地位是稳步提高的。像李渊的平阳公主为反隋建唐作出过贡献；太宗皇后长孙氏作为太宗的贤内助，对于朝政也多有匡正；又如安乐公主曾私自奏请中宗立她为皇太女。更为典型的是太平公主，她先后诛“二张”、诛灭韦氏势力，这可是关系到李唐王朝安危存亡的两大事件。而至于像武则天与高宗同掌国政，并成“二圣”，最终开创武周来说，可以说简直是封建女性参政的顶点。
根据史书上的资料显示，有唐一代公主再嫁、三嫁者有二十七人，其中高祖女四人，太宗女六人，高宗女一人，中宗女三人，睿宗女二人，玄宗女九人，共二十五人，约占九成以上。而唐前期公主共九十一人，再嫁公主占了近三成。唐前期公主再嫁人数之多，足以表明女性并不被贞操观念所禁锢，能够自由地离婚改嫁。
《新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丹阳公主，下嫁薛万彻。万彻蠢甚，公主羞，不与同席者数月。太宗闻，笑焉，为置酒，悉召他婿与万彻从容语，握架赌所佩刀，阳不胜，遂解赐之。主喜，命同载以归。
看看，居然要皇帝老儿亲自出面，才能为自己的女婿长脸，挽回公主的婚姻危机。
当然，有人要说，那是因为对方是公主，是皇家的女儿的缘故。其实不然，便是大臣之家，这种情况也是比比皆是，而且正是因为妻子在家庭中地位很高，所以呢，“妻管严”的例子很多。据唐韩琬《御史台记》记载：
唐管国公任瑰酷怕妻，太宗以功赐而侍子，瑰拜谢，不敢以归。太宗召其妻赐酒，谓之曰：“妇人妒忌，合当七出。若能改行无妒，则无饮此酒。不尔，可饮之。”曰：“妾不能改妒，请饮酒。”遂饮之。
另在《隋唐嘉话》中记载：
梁公(房玄龄)夫人极妒，太宗欲赐美人于梁公，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梁夫人答曰：“妾宁妒而死。”乃遗酌卮酒与之，一举便尽。帝谓人曰：“我尚畏之，何况于玄龄！”
这两个故事内容近似，传主不一，可见是实有其事了。按照唐律，女子嫉妒是会被丈夫出掉的，可是在这两个故事里，丈夫不唯不敢出妻，即便是在皇帝的威压之下，妻子也并没有屈服，以至于太宗皇帝贵为万乘之尊，也碰了一鼻子的灰。这可不是特例啊，像高宗时官至司列少常伯的杨弘武、中宗时御史大夫裴谈等都以惧内而出名。
不单单是大臣如此，皇帝比如高宗李治也被武则天管教得服服帖帖的。当武则天被册为皇后之后，专作威福，李治每次想做些什么，动不动就被武则天所钳制，以至于气愤不过，密诏上官仪谋废后。武则天得知后，大兴问罪之师，高宗恐惧之下，居然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上官仪：“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上官仪由此被送上了断头台，实在是太冤了。
男女地位的平等与否，其实有个标准很简单，就是观察男女交往接触是否自由公开。在唐代，宫廷中后妃、宫女都不回避外臣，不拘礼节。例如史书记载，韦皇后与武三思同坐御床玩双陆游戏，唐中宗就在旁边观看指点。又如唐玄宗的宠臣姜皎常与后妃连榻宴饮，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同食、戏闹，甚至通宵不出。这在后世都是很难想象的。
又比如中兴大唐的重臣郭子仪在晚年，退休家居，享于声色。有一天，卢杞来拜访他，他正被一班家里所养的歌伎们包围，在得意地欣赏玩乐。一听到卢杞来了，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伎，一律退到大会客室的屏风后面去，一个也不准出来见客。他单独和卢杞谈了很久，等到客人走了，家眷们问他：“你平日接见客人，都不避讳我们在场，谈谈笑笑，为什么今天接见一个书生却要这样的慎重？”郭子仪说：“你们不知道，卢杞这个人，很有才干，但他心胸狭窄，有仇必报。长相又不好看，半边脸是青的，好像庙里的鬼怪。你们女人们最爱笑，没有事也笑一笑。如果看见卢杞的半边蓝脸，一定要笑，他就会记恨在心，一旦得志，你们和我的儿孙，就没有一个活得成了！”不久卢杞果然做了宰相，凡是过去有看不起他、得罪过他的人，一律不能免掉杀身抄家的冤报。只有郭子仪的全家，即使稍稍有些不合法的事情，他还是曲予保全，认为郭令公非常重视他，大有知遇感恩之意。?
从这件事情上，恰恰反映出唐朝前期人们在男女接触上胸襟是多么的开阔和爽朗。那么，这种风气是不是仅仅停留在上层社会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晚唐花间派的诗人温庭筠在少年时喜欢寻花问柳，因此被主管上司姚勖鞭打、驱逐，从此坏了名声，屡试不第。有一天姚勖有事到温家中，温庭筠的姐姐一看到他，就死死地抓住姚的袖子不放，大哭不已，狠狠地责骂姚。姚没想到温庭筠的姐姐情绪如此的激烈，以至于受了惊吓，回家之后，竟得病死了。
看看，连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的话，都完全不放在心上了。
至于底层人家的男女交往，则更是从容散淡，正如崔颢《长干曲》所描述的那样——“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宋人洪迈在《容斋三笔》中对此现象总结议论：“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所以，《唐传奇》中写陌生男女在外自由地攀谈、结识，甚至同席共饮之事不胜枚举，也就不是什么值得惊怪的事情了。
正是因为唐代妇女的自由度空前提高，所以，她们的交际圈不被男人所限制，也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空间，这一点，以敦煌文书中“女人社”社约文书体现得最为明白，其中一件为显德六年(959年)所写：
显德六年己未岁正月三日，女人社因兹新岁初来，各发好意，再立条件。盖闻至诚立社，有条有格，夫邑仪者，父母生气身，朋友长期值，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立条件与后，山河为誓，中不相违。一、社内荣凶逐吉，亲痛之名，便于社格，人各油一合、白面一斤、粟一斗、便须驱驱，济造食饭及酒者。若本身死亡者，仰众社盖白耽拽便送，赠例同前一般，其主人看待，不谏厚薄轻重，亦无罚责。二、社内正月建福一日，人各税粟一斗、灯油一盏，脱塔印砂，一则报君王恩泰，二乃以父母作福，或有社内不谏大小，无格在席上喧拳，不听上人言教者，便仰众社，就门罚醴腻一筵，众社破用。若要出社之者，各人决杖三棒，后罚醴局席一筵，的无免者。
从文书上可以看出署名，共十五人，有社官、长社、录事、社老以及诸社人，可谓职司分明。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妇女在结社的过程中，不但自愿，还有支配自己家庭经济支出的权力。
有人要说了，显德六年，那不是都已经五代了么，这怎么能说是唐前期呢？我想说的是，即便到五代，妇女还有这样的自由度，那么，初唐中唐时期妇女的地位便可从容地推想畅想了。
恨不相逢未嫁时--唐代的贞操观念
唐代人要求的节妇只是对肉体的贞操看得比较重，至于精神上的出轨，好像还是一件风雅事。
唐代妇女的贞操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不过这个淡薄，并不意味着没有，至少在官方的正史里头，还是非常强调的，因为关乎社会风气好坏的问题，典型总是要树的，像李世民登基后即在《即位大赦诏》中明确表示：“节义之夫，贞顺之妇，州府列上，旌表门闾。”可见唐朝立国之初，就要求地方官员每年都要将贞女烈妇的先进事迹上报。当然，和后世不同的是，这种彰表不仅仅局限于女性，对于节义的男子也一视同仁。
再来看《新唐书·列女传》，文章一开头就写道：“唐兴，风化陶淬且数百年，而闻家令姓窈窕淑女，至临大难，守礼节，白刃不能移，与哲人烈士争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贵矣。今采获尤显行者著之篇，以绪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懿云。”
在谈完了大道理之后，所数的第一个典型是一个叫做裴淑英的女子：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闻乡党。德武在隋，坐事徙岭南，时嫁方逾岁，矩表离婚。德武谓裴曰：“我方贬，无还理，君必俪他族，于此长决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愿死无他。”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许。夫姻，岁时朔望裴致礼唯谨。居不御薰泽。读《列女传》，见述不更嫁者，谓人曰：“不践二廷，妇人之常，何异而载之书？”后十年，德武未还，矩决嫁之，断发不食，矩知不能夺，听之。德武更娶尔朱氏，遇赦还，中道闻其完节，乃遣后妻，为夫妇如初。
这个故事应该是唐代比较极端的例子了。为了守节，裴淑英选择了用割耳自残的方式来表明心志，不过却在保姆的阻拦下没有成功。要是换到明代，十个保姆阻拦也没用，因为明代的烈女是真心想割的(这点，我在下本书中会谈到)。当然了，也有割成的，比如《太平广记》就记载，唐朝卫敬瑜的妻子年纪十六岁时丈夫就死了，她割掉耳朵立誓，决不改嫁。
其实撰写《新唐书》的作者也有耳目未到的地方，比如《全唐诗》就收录了一个真正“白刃不能移”的女诗人程长文的诗篇。因为写得颇好，就全文摘录了(本人这样的做法可绝对不是为了赚稿费，而是爱敬女同胞的缘故，因为这本《性的历程》中，男人的话实在太多了，包括作者本人，在这里一起鄙视一下哈)。
妾家本住鄱阳曲，一片贞心比孤竹。当年二八盛容仪，红笺草隶恰如飞。
尽日闲窗刺绣坐，有时极浦采莲归。谁道居贫守都邑，幽闺寂寞无人识。
海燕朝归衾枕寒，山花夜落阶墀湿。强暴之男何所为，手持白刃向帘帏。
一命任从刀下死，千金岂受暗中欺。我心匪石情难转，志夺秋霜意不移。
血溅罗衣终不恨，疮黏锦袖亦何辞。县僚曾未知情绪，即便教人絷囹圄。
朱唇滴沥独衔冤，玉箸阑干叹非所。十月寒更堪思人，一闻击柝一伤神。
高髻不梳云已散，蛾眉罢扫月仍新。三尺严章难可越，百年心事向谁说。
但看洗雪出圜扉，始信白圭无玷缺。 (《狱中书情上使君》)
此女的生平事迹其实不详，不过，从诗篇的内容可知，年少二八之时是个容颜极美的女子，出嫁之后，可能是夫君外出不归，一直独守空闺，有一个好色的登徒子居然手持白刃闯入其家，程长文宁死不从，以至于血溅罗衣，但在她的拼死反抗下，这个登徒子没有得逞。可能在挣扎的时候，防卫过当使得登徒子受伤的缘故，她居然被抓进了官府。在监狱之中，悲愤难抑的程长文写了这样一首长诗托狱卒转交给长官。
当然了，这种激烈的反抗的精神即便是现代，我们也还是提倡的，毕竟还是关乎妇女本人的个人意志。仅仅把着眼点放在守贞守节上，那是男人的自我臭美，不足为训。
其实，唐代的烈女对贞节注重起来当是在中唐之后，这种注重和儒家大师韩愈等人提倡的复古潮流不无关系。由于藩镇割据，中央政府如何与藩镇争夺人民的向心力呢？首先是付诸武力解决，如宪宗的元和中兴，可惜昙花一现，之后只能依赖意识形态领域的高调宣传了，宣传那些忠臣孝子，比如韩愈对玄宗时期坚守睢阳的张巡的推崇。对男子要求尽忠尽孝，那么相应地，对女子的要求则是守贞守节了。
我们这里不妨来看看韩孟诗派(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与新乐府运动同时崛起的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的领军人物孟郊的代表作，就很有道学家的气息了。
贞妇贵徇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井中水。 (《烈女操》)
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听去鹤言，哀哀七丝弦。 (《去妇》)
不过，唐代人要求的节妇的节，和后世还是不太一样的，只是对肉体的贞操看得比较重，至于精神上的出轨，好像还是一件风雅事。像唐诗里头，就有不少诗人和有夫之妇的酬唱文字，这样的例子我就不多举了。这里只和大家分享唐诗三百首里头比较出名的一首：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写下这首诗的是中唐诗人张籍，他是贞元十五年(799年)进士，后经韩愈推荐，得为国子博士等官职。许多当时的名士，都乐于与他同游。当他就任水部员外郎的时候，为当时割据淄青十二州的藩镇李师道所看重，欲笼络他进入自己的幕府，以扩充藩镇的实力。张籍对于朝廷一片忠心，对于藩镇割据无比的厌恶，在不愿去又不能明显表示拒绝的情况下，写出了这样一篇实为政治声明的诗作。
然而这位唐代被虚拟出来的“节妇”，到了明清时代，就一点也不“节”了，因为一个真正的节妇，是连精神也不能出轨的。有位叫做瞿佑的诗人甚至很不着调将该诗改写成：“还君明珠恨君意，闭门自咎涕涟涟。”(《续还珠吟》)
这种让人崩溃的观念的并不是瞿佑的故作高明之举，我们不妨来看看明清两代诗歌选本对此诗的评价：
彼妇之节，不几岌岌乎？ (唐汝询《唐诗解》)
节妇之节危矣哉！ (贺贻孙《水田居诗筏》)
然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只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说，唐汝询、贺贻孙、沈德潜三个人都是老顽固、保守派、反动文人。因为我们如果拿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明清人的时代观念，正如他们拿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去看唐代，又有什么两样呢？
毕竟世易时移，替古人担忧发愁反省诸如此类的事，我们大可不必掺和，不然读书读成一个道学出来，就太无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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