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默玉：肃王家的十七格格显琦

　　金默玉从卧室走出来的时候，轻巧得没一点声音。已经是88岁的老人，依然喜欢穿雪白的套装，手指像少女一样纤长，手背光滑，指甲精心地修过了，涂着透明的指甲油，要对着光，才能看到一抹淡淡的银红。她看着自己的手：“在农场劳动的时候，本来以为，这双手完了。没想到，居然没有变形。”然后她望着你笑一笑，眼睛是许多老人都失去了的明亮。

　　她说一口悦耳的京腔，喜欢用“……极了”做结语，是老北京才有的那种清扬婉转的音调。嗓音有点沙哑，问她是不是天气太冷有点感冒，她笑笑：“不是的，是在农场劳动的时候，坏了嗓子。”语气平静坦然，就像70年前，在东北，日本人要她去照良民证上的照片，她说：“我不去，我要睡觉。”

　　金默玉出生的时候，父亲肃亲王善耆已经在东北流亡6年了，他给这个最小的格格起名叫显琦——一块宝玉。

　　金默玉没有赶上肃王府的鼎盛年代。那时候北京有一句话：“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墙，肃王府的银子用斗量。”传说当年由于银子太多，每年肃王府都要晒银子，怕银子发霉。肃王悠闲地坐在屋子里喝茶，对管家说：“去，查查，银子少没少。”管家出去点点，回报说：“没少”。肃王点点头：“再晒。”第二天，肃王又对管家说：“去，查查银子少没少。”管家又出去点点，回报：“没少。”肃王再点点头：“再晒。”如是几番，管家领悟过来，带着几个管事的，一人撮了一簸箕银子带回家去，回头禀报：“银子少了。”肃王点点头；“那收起来吧。”那应该是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的事情了。那一年，出逃的善耆奉命回京与各国军队谈判，回到东交民巷那所200年传下来的肃王府时，他被通知：这里已经是日本使馆了。就这样，肃王府从东交民巷搬到了东四十四条。

　　父亲去世的时候，金默玉刚4岁。肃王的风光大葬，一直到金默玉成年，依然被旅顺人津津乐道，那是一个王爷的葬礼：灵柩的颜色是鲜红的，棺木是坚硬的金丝楠木；从肃王即位的那一年开始，这灵柩就早早地预备下了，每年上漆一次。送葬的队伍很长，按照规定，抬灵柩的人要64人，加上路上换班的那套人马，一共128人。队列的最前面是如海的“金山”、“银山”、“马”、“车”；为了赶制这些供品，旅顺所有纸店里的存货都被抢购一空。送葬的亲友多达数百，由于队伍过长，从旅顺家中赶到火车站整整用了一天时间。灵柩用火车经奉天、山海关到达北京，袁世凯亲自在车站迎接。送灵的时候，撒的纸钱多得把路面都埋住了，街上挤满了拣纸钱的穷人。

　　不论历史上对这位末代肃亲王有什么评价，金默玉始终认为，父亲是开明的。北京的东安市场、第一所女校、第一家电车公司、第一所公共厕所、第一所警察学校均出自善耆的建议。1911年，各省代表联名请愿，督促朝廷早日立宪，摄政王载沣震怒不见，满朝官员中，只有肃亲王迎见代表，表示赞同立宪。1910年，汪精卫刺杀载沣未遂，将被斩首；肃王从中斡旋，将斩首改为监禁。但善耆也有他自己的固执：清王朝灭亡后，善耆率家族200余人逃命旅顺。身在旅顺的善耆做了一件其他王爷不敢做的事：他把历代的肃王传下来的敕封金册，抵押给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换来100万日元的赞助经费，在满蒙王公中招募武装，成立宗社党，一心以复辟清朝为念。1916年，袁世凯暴亡，善耆支持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率众3000人叛乱。

　　整个童年，金默玉都在旅顺的宅邸里度过。在那所宅邸里，姐姐们关起门来，梳了两把头，把手举到和发髻持平，练习前清的礼仪，一练就要练半天——没有了皇上和太后，祖宗的牌位还在，逢年过节，一定要拜祭；同族的亲戚也还在，请安的时候，失了礼节，就成了大笑话。说起那些清宫戏，金默玉觉得可笑：“动不动就‘喳’、‘喳’，你‘扎’谁呢？那字儿念“zhe”。

　　在肃王家里，吃饭是件大事。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哥哥们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身后站着伺候的仆人。吃饺子时候，仆人们会端出一个大盘子，依次递过去，一人一次只准夹一个，夹多了便失了身份。女孩子们更不能表示出狼吞虎咽的样子，尤其是在宴会上。在宴会上，金默玉和姐姐们甚至不会去夹远处的菜——那种不雅观的事情通常由奶妈代劳，奶妈们会递给她们一个小盘子，一样菜夹一点在里面。这当然会吃不饱，但是不能流露出来——她们要坚持到回家去，由奶妈再给她们开小灶。

　　对这些规矩，金默玉的哥哥姐姐们都无条件地遵守下来。违反的后果是可怕的，有过这样的先例：大福晋房里的二哥哥，过年打牌的时候偷了兄弟们的牌，被肃王赶出了府。肃王说，王府里不能留这样没有“德行”的人。

　　金默玉算是个小小的叛逆者。王府的规矩，每个格格都有一个奶妈和一个“看妈妈”。格格出门，总会有一个奶妈或者看妈妈看着。金默玉去上学，奶妈也跟着她去；她觉得别扭，坚持不要奶妈。和她大多数哥哥姐姐一样，13岁到19岁，金默玉是在日本的贵族学校里度过的。19岁，她对未来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或者歌唱演员。王府里的长辈们被她的想法吓坏了：一个王府格格，怎么能出去抛头露面做职业妇女呢？

　　十七格格显示出了和父亲一样的固执。1937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她被迫中断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到北京。这是她第一次在北京长住。直到88岁，金默玉还要抱怨这种生活“让人窒息”：“哪受得了啊，一天到晚什么事都没有，憋坏了，王府井一天能去好几趟。”她终于瞒着家人找到了职业：一家日本人开的钟纺公司请她去当顾问，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有一天我到公司去，看见大家从楼梯上下来。我想大家是去打防疫针，那时候经常会打各种防疫针。我就和他们打招呼：你们是打针去么？他们都笑：金小姐，现在5点钟了，我们下班了。”在那时候的照片上，她像一个真正的职业妇女一样，烫着时髦的卷发，眉毛描得细细的，穿着碎花旗袍。微微有些胖，一副心满意足的大小姐样子。还有一张照片，是19岁生日那天拍的，穿着旗袍，却剪了一个短短的男式头发。她说，把头发剪成这样完全是为了玩起来方便。那时她喜欢骑马和打网球，都是当时最时髦的运动。

　　那张照片曾经被照相馆放大了放在橱窗里，她的一个哥哥无意中看到了，震怒：格格的照片怎么可以随便挂在外面让人看！照相馆的人吓坏了，才知道这位姑娘原来是肃王家的格格，赶忙用镶金的相框镶了，恭恭敬敬抬了送到肃王府里来。

　　那应该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现在想起来，她脸上的笑容还久久不去：薪水还没发下来，就被她预支光了：亲戚朋友们上公司来买东西，一律挂她账；女同事们下班了，她请她们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钱。那时，她根本不知道，有一天，她要靠给海军士兵打毛衣来维持一家9口的生计；有一天，她一个月只能拿到十九块五角钱，吃一碗面，都要在心里飞快计算。

　　1974年冬天，在天津茶淀农场，度过了15年监狱生涯的金默玉在用一把比她还高的大铁锹费力地挖着苹果树下的冻土，手掌流血了，但她不做声。在监狱时候，她的痔疮磨破了，血浸透了棉裤，她也不说，只是等活儿干完，悄悄地找地方换了。她知道，她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人民内部矛盾，她是大资产阶级的小姐，汉奸川岛芳子的妹妹。

　　一位讲北方话的上海人给手掌流血的金默玉带来了一把自制的小铁锹和一本日语版的《人民中国》，也给她带来了第二次婚姻。金默玉答应了他的求婚，因为她希望能在农场里分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厌恶身边的那些女劳改犯，她们中有人曾是舞女，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几大杯酒，用别人听不懂的话喃喃地咒骂；有人用红纸把嘴染得通红，游手好闲。

　　1958年2月1日，金默玉入狱。她的房东，一位前清举人的女儿检举了她，她的入狱让她的丈夫、画家马万里濒临崩溃。他们是在1954年，由于一位画社老板的牵线相识并结婚的。这是金默玉的第一次婚姻，大喜那天，旗袍是借来的，请帖是马万里亲自用毛笔写的。金默玉说，那一天，看着大红的喜帖，她忽然有了感慨；“我怎么这么就把自己嫁出去了？”如果没有革命，她或许已经像她的姐姐们一样，嫁给了某位蒙古王爷。她们是满蒙联姻的重要工具。但是金默玉不想像姐姐们一样。在北京的时候，她拒绝了家里人的提亲，她冲着他们喊：“我的事，你们谁都不要管。”

　　那时候，她觉得：“男人们都太不成器。”善耆把他的儿子们都送到了国外，他们读的是国外最好的军事院校。在金默玉看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军事院校里只学到了一身大爷脾气，有几位哥哥还抽上了大烟。东四十四条的房产、旅顺的房产、大连的房产一点一点都变卖了。他们把卖房子的事情托给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这个日本人却私吞了一半财产，到1949年哥哥们去了香港，留给金默玉的全部财产就只有100块钱。

　　这场婚姻，一半是仗义，一半是无奈。为了养活包括大哥的四个孩子、二哥的两个孩子、老保姆和她的女儿在内的一家9口，昔日的十七格格开过洗衣坊，用上好的肥皂，一个月下来，买肥皂的钱比挣得还多。给海军士兵织过毛衣，用的是在日本贵族女子学校里学来的技巧和款式，三天织一件，终于能挣出一家人的买菜钱。织毛衣剩下的线，舍不得丢，攒起来，攒了一年，给小侄子织了一件毛衣，欢喜得逢人便说：“我赚了一件毛衣。”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胡同口杂货铺的老太太，看到她走进来就追着问：“钱什么时候给啊。”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她办起了四川饭馆，饭馆就开在院子里，北京当时有40万四川人，这家四川饭馆一下子火了起来。但没想到，合办饭馆的那个南京老头，盯上了单身的她，一天到晚缠着她。只有结婚，才能让她摆脱这个老头的纠缠。

　　金默玉是马万里的精神支柱，遇到她的时候，马万里流落北京，觉得国画没有前途，一意自杀。金默玉让他有了作画的地方，也有了一个家。1966年，为了不连累马万里，金默玉申请离婚，她要面对的，是一个人度过15年的刑期。

　　“监狱让我彻底了解了中国社会。”88岁的时候，她这样评价她的监狱生涯。

　　她曾是那样的欢欣鼓舞地迎接过新中国的来临。解放军进城的那一天，在租来的东单四合院外面，她靠着砖墙，看一队队士兵打着绑腿，身板笔直地从街上走过去，心里特别欢喜。她想，以后街上再也看不到挎着舞女的酒气熏天的大兵了。她诚心诚意地要当一个街道积极分子，跟着大家拿着玻璃瓶瓶和竹夹子，到各家厕所去，翻开砖头，挖出砖头下的蛹。1954年，她的饭馆被公私合营，她成为中央编译社的一名职员，每月拿60元工资，她回到家里，开心得哼起了《我的太阳》。

　　如果1949年，她和哥哥们一起走了，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些事，但是她不后悔。她说，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她有一个家庭教师叫加藤。加藤告诉她，高尚不是别人笑的时候你不笑，高尚是一种品德。高尚的人，一年中必须找一天闭门思过，想想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你认为正确的，就坚持到底，不要管别人怎么想。

　　金默玉说，她这一生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有两件，一件是没有去香港，一件是在监狱中没有陷害过任何一个好人。

　　1976年，跟丈夫回上海探亲的时候，金默玉病倒了。X光片上显示，她的脊椎有9节都坏了，病历上写了“脊椎骨质增生、骨髓炎、腰肌劳损”等一系列病症。农场给她办了病退，每月工资随之只剩下了19元2角，连吸烟的钱都不够。在监狱里，腰疼得受不了，或是累得支撑不住的时候，她就吸烟，到后来，一天能吸一包。何况，还要给丈夫在上海的母亲寄钱。

　　生平第一次，金默玉想到了求人。按照她的性子，她是死也不求人的。50年代在北京，代代跟在她家的保姆白妈拉着她掉眼泪：“格格，您这是从天上摔到地下了。”金默玉大笑：“这不是还没摔死么！”60年代在监狱，腰疼得拿不起放在地上的铺盖，就用脚去移；没有了梳子，就用牙刷把头一点一点地刷过去；衣服破得没有替换的，就用碎布在上面缝出小花来；无论处境如何，外表一定要整整齐齐的。90年代在美国探亲，一位侄孙女苦苦请求这位姑奶奶住到自己家里去，她就是不去。“我不愿意麻烦他们。”但是在1979年，她写了生平第一封求人的信，收信人是邓小平。

　　在信里，金默玉不是要求平反，而是要求一份工作，她还记得信里的内容：“我如今已经干不了体力劳动了，但是还干得了脑力劳动，请给我工作。”信回得很快，告别北京生活40年后，金默玉终于可以成为北京街头市民中那最普通的一分子。她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孩子，在一个女人最好的繁花似锦的年华，她一个人在监狱里做猫头、做鞋、做玩具剑，干得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虔诚。

　　好在，这十几年，没有让她毫无收获。在监狱的时候，她帮助别的犯人写材料，听到许多她从前想象不到的故事：一个妈妈为了保住祖传的房产，失手把儿子打死了；一个无辜的女学生被认定成杀人犯。她想，如果大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人对人的理解就不会这么简单和浅薄。从那时起，她一直想办一所学校。

　　金默玉的学校，如今就在廊坊。为了这所学校，她在日本和北京之间奔波了7年，动用了同学、朋友、亲戚等一切关系，四处演讲，终于筹足了办这所学校的经费。正是在这所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廊坊东方大学城。在晚年，她终于在廊坊有了一套完全用自己挣来的钱买下的房子。邻居们都知道这是个了不得的老太太，但是金默玉却经常自责：“我这一生，到底干了点什么呢？

　　她已经很少回北京，和同族之间也都不太来往。不久前，她刚见了润麒，他是婉容的弟弟。润麒已经是90岁的老人，他告诉金默玉，又有一个在美国的侄孙女想和她联系。他说：“你给她写封信吧。”金默玉觉得非常好笑，“她是我孙女，要写也是她先给我写啊。”在她看来，润麒的变化真大。她说，润麒年轻的时候，书房桌子上常放把手枪，不高兴了就冲着屋顶开枪，屋顶上被打出好几个洞。“我们都老了……”她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