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和廖仲恺的“天足缘”

与廖仲恺的“天足缘”

　　何香凝19岁时已经长成一位亭亭玉立、秀气中蕴藏着英气的大姑娘了。这年(即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的10月底，她与廖仲恺在广州结婚了。

   　 何香凝和廖仲恺素不相识，天涯海角，毫无关系，更没有经过自由恋爱，所以他们的结合基本上是旧式的婚姻。香港富商之女，匹配旅美华侨之子，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先通过媒妁之言而订婚，然后迎娶，一切都按照古老的传统习俗进行。但是，在这对以旧式婚姻结合的夫妇中，却存在一些新的因素——他们二人的结合，是所谓“天足缘”。
   
    　廖仲恺的父亲由于亲身经历旅美华侨所遭受的种种歧视，深知小脚女人是中国的一种耻辱，加上他又是客家人，所以曾留下遗嘱：儿子必须讨个大脚妇女作媳妇。可是，在19世纪末年，中国的妇女几乎都裹着小脚，社会上见不到多少大脚妇女，尤其是上层社会里，更难找不缠足的大家闺秀。
   
    　天下事无巧不成书。正为女儿脚大难找婆家而忧心忡忡的何家，恰碰上廖仲恺要遵照父亲的遗嘱选择配偶，何香凝的“天足”正符合要求，可谓天作之合。
   
    　他们二人都处身于19世纪末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时代。何香凝对英帝国主义统治的凶残和祖国的孱弱，通过亲友的讲述逐渐有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廖仲恺的童年，是在美国排华风潮甚为严重的环境里度过的，侨居国外的中国人备受欺凌、不时遭到排华风潮的祸害，以及许多华工华侨遭受迫害的惨事，早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投下了浓厚的阴影。这一切，使他从小就萌发了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和对祖国前途的关心，从而为他后来投身于反清革命和发展为革命家，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当时的维新思想，也对他们二人产生了共同影响。19世纪末年，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之时，以“学外国”为中心的维新思潮，正在发展为维新运动，人人都在追求新学。廖仲恺在勤奋攻读英语等功课的同时，又阅读富国强兵的新学书籍。何香凝少年时就富有反抗封建束缚的顽强精神，她爱好读书，厌弃家庭中不主张女孩子读书的封建旧习俗，冲破重重阻力，争取读书识字，并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维新派宣传的妇女解放等新知识。
   
    　他们二人结合后，使“自少生活优裕，社会接触少”的何香凝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当她怀着一颗似忧似喜的心情走进这个陌生的新家时，最初有些惴惴不安，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接触，她逐渐认识到这个行将和自己终身相依的丈夫是一个心地善良、诚挚忠厚的青年，有着耿直而深沉的性格和强烈的进取心，钻研起学问来有时会废寝忘食，而且又肯积极帮助自己学习。所以，何香凝很快就抛掉新婚之初曾因廖仲恺身材不高而颇感不乐的情绪，转为非常欣慰。她热爱他、尊敬他、体贴他，把繁重的家务劳动都担在自己肩上，用全部精力专心照料丈夫生活，让好学的廖仲恺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夫妇二人都羡慕太平天国的革命人物，又都喜爱画画和学习诗词，志趣相同、情投意合，堪称一对美满的伴侣。何香凝深深感到这是莫大的幸福，满怀喜悦地庆幸这难得的命运安排。
   
    　当时，他们由于“家道中落，财产非丰”，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而廖仲恺叔父又不肯资助，只好把兄嫂家屋顶晒台上的破屋修整一下搬到里面去作为“新房”了。这间房子矮小简陋，是一间名副其实的斗室，但它高处独居，完全不受楼下侄儿侄女们嬉笑打闹的干扰。何香凝和廖仲恺白天在这里研读诗文、谈论时事，夜晚一起观赏清净明澈的月色。
   
    　一次，时逢中秋佳节，皎洁月色给他们斗室洒下一片清辉。何香凝触景生情，写下了“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的诗句。他俩自得其乐，为了纪念这种既可读书又便赏月的幽静惬意的读书环境，特地把这间小屋命名为“双清楼”，取的是“人月双清”的意思。
   
    　夫妇俩在“双清楼”上，共同居住了四五年之久，直到1903年去日本求学。

变卖首饰，扶桑求学
   
    　何香凝和廖仲恺的结合，对她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来，她婚前已具有朦胧的关注祖国命运的爱国之情。她童年特别喜欢听亲戚和长辈们讲述太平天国反清的革命故事，但是由于在香港这块新兴的“洋场”长大，她一向过着深闺独处的生恬，周围接触的仅限于家人，个人的自由意志被束缚着，心灵中蕴藏着的憎恨帝国主义和关心祖国前途的种子并未能得到萌发。
   
    　婚后，丈夫成了引导她前进的老师，大大增长了她对祖国前途的关心。正如何香凝回忆说，因为“听仲恺常常谈及时事，逐渐加深了我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认识”。
   
    　她和丈夫一起同情维新、追求新学、渴望前进。戊戌变法失败后，许多青年到国外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希望学成归国后，拯救祖国于危亡的深渊。于是出洋留学的风气盛极一时。
   
    　在时代的趋向和潮流的推动下，廖仲恺在香港皇仁书院的中学生活结束后，产生了去日本留学的愿望。何香凝决定随同丈夫一同走上弃家留学的道路。
   
    　但是，由于申请不到官费，他们“为经济所困，议之再三，迄未果行”。当时，廖仲恺父亲的遗产，已被哥哥廖恩焘拿到官场中作为活动资本挥霍得差不多了。叔父廖志岗生活很阔绰，却不肯全力帮助他。为此，廖仲恺常常唉声叹气。
   
    　何香凝安慰丈夫说：“……你尽管放心，我可把我的奁饰变卖助你成行。”但是她的打算，却遭到娘家人和廖仲恺嫂嫂的坚决反对。他们都认为这样做太丢脸，会遭到人们的耻笑。特别是她母亲更是坚决不同意。
   
    　可是，任何人的反对丝毫动摇不了她的决心。她毅然把陪嫁的珠玉、金银、翡翠等首饰和所有的细软及家具等卖掉，连同私蓄总共“凑得三千余金”，作为出国的留学费用，帮助丈夫赴日。
   
    　就这样，1903年1月，廖仲恺暂别了何香凝，满怀着兴奋感激的心情，途经香港跨海东渡扶桑了。两个多月后，何香凝又把所有的杂物都卖掉，毁家去国，追随丈夫在同年4月到了东京。
   
    　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到长大成人的青春时期，何香凝都是在家庭的小圈子里度过的，突然踏进了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新日本，只觉得海阔天空、耳目为之一新，一切都是那么生动和新鲜！
   
    　当时，漂洋过海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女青年屈指可数，总数还不足10人。何香凝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深为留学界热气腾腾的爱国气氛所感染，她先后结识了具有先进思想的留日青年赵声、胡汉民、黎仲实、朱执信、苏曼殊等，进一步提高了挽救民族危难的爱国思想。她在学习之余，经常满腔热情地随同廖仲恺参加中国留学生的一些爱国活动和集会。
   
    　1905年冬季，何香凝和丈夫联袂参加了反对《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章程》(即俗称《取缔留学生规则》)的斗争。他俩在这一事件演进过程中始终积极参加斗争，并且遵照孙中山先生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回国的指示，和同盟会中其他一些成员一道，对激进的留学生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说服他们要团结一致，共同在日本坚持斗争，争取胜利，以避免全体归国遭到清廷镇压的危险，从而使许多青年学生在斗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1903年何香凝写了一篇表达她济世救民思想的文章——《敬告我同胞姐妹》，表达了这位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和改造社会的抱负。这篇文章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何香凝的最早的一篇作品，是何香凝开宗明义的发端之论，也是我国妇女运动史中宣传妇女解放的屈指可数的早期作品之一。
   
    　在这篇仅有700字左右的文章里，何香凝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并号召妇女起来与旧社会抗争。她认为国家兴亡，不但匹夫有责，女子也应当共赴国难，和男子同样有担负国家兴亡的责任，对这个重大问题不能漠然视之。她在该文中写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固男子义务，然与男子同视听、同官骸之女子独非人类乎？然则天下兴亡，吾二万万(女)同胞安能漠视哉！”

一双儿女降生
  
    　1904年初春，何香凝暂时离开东京，回到香港母亲家中分娩。2月4日，女儿梦醒降生到人间。梦醒满月后不久，何香凝便把女儿留在娘家请了奶母抚养，又只身东渡日本回到廖仲恺身边。
   
    　1905年9月1日，廖仲恺乘暑假回国筹措学费之便，途经香港，把一岁多的梦醒带往日本。这对相敬相爱的年轻夫妇，有了这个新的小生命，在幸福和谐中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盟会的同志们来开会的时候，梦醒常常是从这个伯伯的膝上传到那个叔叔的怀里，被大家视为这个革命大家庭里的宝贵的珍珠。
   
    　1908年9月25日，在东京大久保寓所，儿子承志又在响亮的哭声中出生了。何香凝求知心切，半年之后便又入学读书了。
   
    　廖承志年幼的时候，聪颖出众，也很调皮。何香凝特别疼爱她这个又壮实又憨厚的小儿子，亲昵地称呼他“肥仔”。何香凝期望儿子将来会像他爸爸一样能干和有才气。这一对可爱的儿女让献身于革命的父母劲头更足、责任感也更重了。
   
    　1909年春，当何香凝再次恢复学习生活时，进入了东京本乡的女子美术学校，学科是日本画撰科高等科，专门学习绘画。
   
    　在这所美术学校，她除了接受教师端管子川先生讲授的山水、花卉画外，还每周两次向当时的名画家、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赖章学画狮、虎动物及日本画。
   
    　她之所以改攻绘画专业，是因为美术学校的课程不太紧张，身体可以承受得了；同时，由于“孙中山要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需要起义的军旗和安民布告告示的花样、军用票的图案等等，因而需要人设计图案，把它画出来”，所以美术也就成为她所喜爱的革命武器之一。
   
    　何香凝正是为这一革命的需要，出乎自己的意料，开始学习起绘画来的。何香凝说：“自此以后，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反清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有一些就是我在孙先生指导下描绘和刺绣缝制的。”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斗争岁月里，她也依然不停地拿起画笔，来表达自己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敌人的无情鞭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