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情况下，清代的蒙古人是没机会高中状元的。一方面，蒙古人对汉文化相对生疏，在科举考试中很难与汉人抗衡；另一方面，清代有“旗不点元”的祖制，——凡是旗人，无论是满族还是蒙古族，一概不能被点为状元。这种不成文的规定，既是清廷用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也是对旗人在汉文考试中处于劣势的一种掩饰。
据统计，从顺治三年至光绪三十年，清廷凡殿试112科，共钦点状元114名（注：顺治壬辰、乙未科分设满、汉两榜，因此多出两名满族状元）。112名状元中，有111名被汉人包揽，另一名被蒙古人崇绮夺得。两名满族状元，只是满人内部的状元，与全国状元不可同日而语；相比之下，崇绮的这顶状元桂冠，不仅货真价实，而且极具传奇。
崇绮（1829—1900），字文山，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大学士赛尚阿之子，自幼工诗善画，多才多艺，曾任工部主事。咸丰初年，赛尚阿获罪，父子二人被革职，家道衰败。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开考。崇绮顺利通过了会试、殿试，他的考卷文辞华丽、书法俊美，得到了八位读卷大臣的一致称赞，并被慈禧确定为一甲一名。
试卷拆封后，崇绮的旗人身份，让慈禧进退两难。如果点崇绮，显然有违祖制；如果不点崇绮，就会出尔反尔。大臣们经过再三权衡，最后用“但凭文字，何论满汉”八个字，保住了慈禧的颜面。于是，崇绮被破例钦点为状元，并授予修撰之职。《清史稿》中这样记载：“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而授修撰者，只崇绮一人，士论荣之。”
崇绮能高中状元，笔者认为有下列原因：其一，崇绮的汉文造诣相当高；其二，没有旗人名列前茅的先例；其三，考生姓名和身份被密封；其四，慈禧向来说一不二；其五，大臣对慈禧极其畏惧。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这位蒙古人成为清代科举史上的“幸运之星”。然而，正是这次幸运的夺魁，却揭开了崇绮荣耀而又悲愤的人生序幕。
崇绮的荣耀，不仅在于他的金榜题名，他的官运亨通，还在于他成了皇亲国戚，成了满洲贵族。同治十一年（1872）初，女儿被册立为皇后，妹妹被封为珣妃，崇绮集国丈和国舅于一身。同年年底，全家改换门庭，从蒙古正蓝旗被抬入满洲镶黄旗，崇绮成为当时最尊贵的旗人。然而这一切，随着女婿和女儿两座靠山的相继离世，瞬间化为乌有。
慈禧与儿媳，向来不睦。同治在时，慈禧对她百般刁难；同治死后，慈禧把儿子之死归罪于她，逼她殉葬。据启功先生《我的几位祖上和外祖上》记述：慈禧找来崇绮（启功的外曾祖），命他帮女儿自尽。当时，女儿万念俱灰，死志已定，却找不到自杀的办法。崇绮跪在门外问她：“不吃行不行？”她说：“行。”于是，一代皇后绝食而死。
帮助女儿自杀，是慈禧的死命令，崇绮无力抗拒；目睹女儿死状，是父亲的断肠处，崇绮悲愤交加。阿鲁特氏死后，慈禧又把怒气转而发泄在崇绮身上，一度革去了他的吏部侍郎之职。女儿死了，官职没了，但崇绮却不甘心就此消沉。为了家族的兴衰，为了自己的前途，崇绮不记女儿之仇，一味巴结慈禧，好不容易才被重新起用，降职外任。
此后近十年的日子里，崇绮一直在吉林、热河、盛京等地辗转。光绪十年（1884），慈禧把崇绮调回京城，任户部尚书。重返京城，已属不易；官职提升，天恩浩荡。所以，崇绮对慈禧，愈发感激涕零，唯命是从。慈禧反对变法，他也反对；慈禧支持义和团，他也支持；慈禧主张废帝，他也主张。崇绮起复后，成为最效忠于慈禧的官员之一。
当然，慈禧也没少给崇绮加官进爵。回京后的数年内，崇绮历任户部尚书、武英殿总裁、吏部尚书、阅卷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等显官要职。此外，慈禧还让他入值弘德殿，给大阿哥当师傅。崇绮暮年，再次成为朝中最耀眼的人物。然而，慈禧是不会做亏本买卖的，在需要人承担责任，需要人背负罪名的时候，崇绮无疑会成为第一人选。
义和团没能挡住八国联军。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联军攻破东便门，京城濒临沦陷。危难时刻，慈禧在力行“逃跑主义”的同时，任命李鸿章等人为议和大臣，谈判签约；任命崇绮等人为留京办事大臣，保卫国都。连义和团都打不过八国联军，何况是文人出身的崇绮了。明摆着，这是一项拼上老命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崇绮终因实力不济，被迫选择败退。他担心联军会追上西逃的慈禧，所以让人伪装成皇家车队，从南门直奔保定，依此来迷惑联军。在保定期间，崇绮一想到慈禧交给他的任务，就寝食难安。京城沦陷、家人殉难的噩耗传来，崇绮自知光复无望，难辞其咎，于是留下“圣驾西幸，未敢即死，恢复无力，以身殉之”的遗书，自缢于莲池书院。
一颗蒙古文星，背负着京城沦陷的罪名，伴随着大清帝国的衰落，就这样凄惨的陨落了。崇绮的死，是必然的。一个为了荣华富贵，而不惜奴颜婢膝、扭曲灵魂的人，终究是要被人抛弃的。慈禧回京后，念及崇绮的忠贞节烈，赞其“舍生取义，大节无亏”，谥号“文节”，并入祀“昭忠祠”。这份哀荣，也算是慈禧对崇绮的一种愧疚和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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