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淑芳的东方风韵 温婉娴静
由萧淑芳艺术基金赞助的“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展览由2010年跨越至2011年,恰逢萧淑芳先生百年诞辰。展览将其中一个展厅设为“自我画像:萧淑芳专题”,分“滑冰:生命的剪影”、“自我与时代:1950年代的自画像”、“一生璀璨:花的自喻”三个部分,展示了她作为女艺术家传奇而令人尊敬的一生。本报记者专访了策展人之一、萧淑芳的外孙女吴宁。在她的眼中,萧淑芳是一位传统含蓄的东方女性,一位热爱画画、热爱生活的慈祥老祖母。
美丽多才的民国女子
萧淑芳出生于辛亥年,父亲萧伯林从事铁路事业,叔父萧友梅是我国现代音乐的奠基人之一,也曾是孙中山的秘书。生活在新思想、新文化迸发的年代,萧淑芳和她的四个姐妹从小接受的就是西方文化教育,被鼓励自由地发展兴趣与天赋,而她们后来的成就,确实继承了名门之风。
同辈中,姐姐萧淑娴是获得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金奖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妹妹萧淑熙是美籍生物学博士;萧淑芳则不仅拥有很高的绘画天分,还喜欢滑冰、骑马、游泳、打网球,凡是时髦的体育运动她都去尝试和学习,甚至她滑冰时穿的衣服、帽子,都是自己钩织的。在她留下的大量年轻时的照片中,举手投足都充满了如今人们不断追索的“民国范儿”,令很多现代女性也不禁感叹,她们那时真是走在了社会变革的前沿,她们的精神世界甚至比我们现在更加精彩。
在公众的认知里,萧淑芳是杰出的女画家、绘画大师吴作人的夫人,但在她的亲人和朋友眼中,她首先是一个爱玩、爱生活的女子,她曾说过,“源于天籁,我天生喜欢人世间美的事物”,拿起画笔可以说是心之所至。她从小画什么像什么,父亲萧伯林看见她的画后,称赞她的手是“宝手”,遂请名师指点。1933 年,萧淑芳画过一幅《墨荷》图,三年后在北京有缘拜访齐白石先生时,她呈上这幅旧作,齐白石很是惊喜,没想到这幅墨气淋漓的作品出自一位 20 出头的女子之手,特意为她题写上款“香清”。萧淑芳天资聪颖,却并不特别勤奋,而她的老师徐悲鸿赞赏刻苦向学的品质,所以直到她与吴作人结婚、受到丈夫的影响后变得越来越勤奋。
1952 年参加了炳灵寺考察团,回来后把考察期间所作的大量临摹作品带去请教徐悲鸿,老师才第一次表扬她“终于用功了”。对此,萧淑芳到了晚年还经常提及。
除了绘画,萧淑芳还在花样滑冰上取得过骄人的成绩。小时候,她因患肺结核而不能有规律地上学,转投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专门部西洋画系学习油画和素描,这使她拥有比同龄人更多的时间去发展爱玩的天性。抱恙的身体并未妨碍她享受运动的乐趣,相反,户外活动改善了她的身体状况。由于萧淑芳爷爷的第二任妻子育有2男10女,许多姑姑的年龄与她相仿,加上她们姐妹几个,当时萧家的年轻女孩儿特别多,经常成群地去北海滑冰,就这么玩着玩着,萧淑芳玩成了首届华北女子滑冰花样冠军。
滑冰是萧淑芳生命力的源泉之一,她一直保留着当年穿过的冰鞋,晚年最爱看的便是花样滑冰比赛,常常感叹现在的运动员技巧非凡,“我们那时其实就是几个步子、几个架势而已”。吴宁告诉记者:“我妈妈说,外婆以前经常拉着她去滑冰,就因为总是被拉着,所以学不会,我也不会,因为怕摔。我们家就数外婆胆子最大。”
直到现在,萧淑芳的朋友、学生们谈起她,滑冰仍旧是最鲜活的印象,而她在上世纪30 年代留下的数帧北海滑冰照,无论是点冰还是滑行,翩翩身姿如今看来依然生动美丽,如同她精彩一生的剪影。
萧淑芳在花样滑冰上取得过骄人的成绩
贤良淑德的女主人
经姐姐萧淑娴介绍,萧淑芳曾在南京中央大学徐悲鸿工作室旁听,吴作人当时也是那个班上的旁听生,二人虽同学半年,却并未有太多交集,后来又各自赴欧洲深造,直到1946年才在上海美术作家协会举办的画展上重逢。这十数年间,二人都经历了生命中的大变动。
萧淑芳因盲肠手术感染腹膜炎后引发结核病,每到傍晚便发烧到 40 多度,到凌晨出一身汗后退烧,如此卧床长达三年之久,连上海最好的医生都无计可施。重病期间,她还遭遇了婚变。吴作人的妻子、比利时姑娘李娜则因抗日战争期间医疗条件恶劣,在重庆死于产后胃痉挛。两个有着相似伤痛与共同志趣的人,此时备感相知相惜,吴作人曾作词《调寄 < 浪淘沙>——寄梅儿》抒发情意:“九岁乱无凭,重过清明,可怜人事半飘零。喜得萱堂更春茂,英瑞盈庭。心似晓烟凝,欲散还停,吴山不比蜀山青。无奈巫城云起处,不透阴晴。”
1946年秋,吴作人前往北平国立艺专任教,此时正值萧父70大寿,萧淑芳从上海回到北平祝寿,二人再度相聚,吴作人为她画了多张肖像画,包括那幅流传甚广的油画《萧淑芳像》。画中的萧淑芳面带微笑、神情安然,透露出生活的平静与满足。1948年6月5日,于北平萧宅北房大厅内,在两人共同的恩师徐悲鸿先生的见证下,萧淑芳与吴作人喜结良缘。
他们此后的生活,也正如徐悲鸿赠与二人的结婚礼物《双骥图》上所书:“百年好合休嫌晚,茂实英声相接攀。譬如行程千万里,得看世界最高峰。”从此两人互相充当对方作品的第一位观众与最真诚的品评者,这对精神上尤为契合的伴侣,共同谱写了一段为人传颂的半世情缘。
或许萧淑芳年轻时所展现出的独立自由新女性的风范容易使人以为她是个女权主义者、不甘成为男人背后的女人,事实上她却在坚持创作的同时,心甘情愿地承担起了照顾吴作人和打理家庭生活的重任。有些人为萧淑芳后半生收敛才华、被吴作人的光环所遮蔽而感到惋惜,但她却说:“作为结伴一生的夫妻,在任何时段里总要有强弱之分。我与作人相比,无疑是弱者。因为他具有超人的才华,超过了我,我和他相守于一处,弱者要支持强者,这样才会让强者发挥到他的极尽,更好地去完成他要完成的任务。我能起到协助他的作用,就是我的最大的愿望。我自己总归是一个平平淡淡的人,尽全力地支持他,我并不遗憾。” 1953-1957 年,时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央美院教务主任的吴作人组织美院的教授、讲师来自家进行学术研讨与创作写生,时称“十张纸斋”。萧淑芳作为女主人,不仅自己参与画画,更要完成采购、接待的任务,常常画了一半人就不见了,那是为大家准备点心去了。
据吴宁回忆,萧淑芳与吴作人晚年亲密无间、形影不离。在 1991-1997 年吴作人病倒直至逝世的7年间,她几乎完全放下了画笔,专心照顾。吴作人去世后,家人都担心她的精神状况,但是她却一次都没有哭,重新又拿起了画笔,在 90 岁时于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她从艺 75 周年的个人回顾展。2003 年,她在北京、苏州举办了“九十以后新作展”,所展的近百幅作品全部都是90岁以后的新作——“她的家族赋予她一种骨子里的坚强,她不张扬,但从未放弃自我”。
传奇的萧氏家族
萧淑芳在画坛成就斐然,人生经历亦颇具色彩,萧家的传奇之士却不只她一位,从父辈到同辈,有数位在各自领域内出人之右的明星,共同辉映着这一名门之家。
萧家与孙中山是同乡世交,萧淑芳的叔父萧友梅与孙中山的关系十分密切,是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当清政府在日本境内通缉孙中山时,萧友梅将其秘密藏于自己的卧室达一月之久,后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并任临时大总统,聘他为总统秘书。不过从政并非萧友梅的志愿,他从小对音乐有极高的感悟力,17 岁赴日本学习西洋音乐,是中国第一位音乐留学生。1913 年又赴英国留学,并在德国结识了舒尔茨、理察·施特劳斯等音乐大师。他更为人传颂的,是作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父的贡献。留学回国后,萧友梅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教职,1927 年,又在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培养了众多杰出的音乐家。
萧友梅对萧家子女的影响可谓深远,虽然萧淑芳从小就喜欢画画,但是真正走上美术之路却是因叔父的直接推动。当年,正是萧友梅举荐她到林风眠门下学画的。二姐萧淑娴比萧淑芳大6岁,是一个音乐全才。她跟随德裔俄人嘉祉先生学习钢琴、师从刘天华学习琵琶,还学过声乐。不过她小时候也很喜欢画画,她的人生最终与音乐结缘,实是一个“意外”的结果。据萧淑芳讲述:“我的叔父希望姐姐学音乐,而父亲则希望她学文学,在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决定让节拍器做出裁决。”他们在节拍器上插上美术、文学和音乐三个标签,让节拍器的摆锤来回摆动,最后,命运的摆锤停在了音乐的标签上,萧淑娴继承了叔父的事业。1930年,萧淑娴进入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最初仍是学习钢琴,但因手小,便改学理论作曲,在对位法和赋格班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35 年春 , 蜚声国际的德国指挥大师赫尔曼·舍尔兴(Hermann Scherchen)在比利时举办指挥班, 萧淑娴在学习的过程中与舍尔兴互生爱慕之情,二人于 1936 年结婚后在瑞士定居。
由于舍尔兴的反法西斯主义立场,这对音乐家夫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生活并不安定,萧淑娴也因战火而多年无法回到故乡。1949 年全国解放后,一直心系故土的她不顾在欧洲的亲友的反对,毅然离开丈夫,带着子女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任作曲教授并在燕京大学兼课,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在创作上进行结合。
颇有意思的是,萧淑娴追随叔父从事音乐教育,而萧友梅的儿子萧勤则因萧淑芳的影响而闯入了美术殿堂。不过与萧淑芳不同,他以更为先锋的形式将中国的传统思想与艺术带到了世界舞台上。萧勤于1956年在台北创办的“东方画会”,是华语地区第一个抽象艺术团体,在欧洲留学期间,他又进行了以道家思想为支撑、将中国的书法与欧洲的非具象艺术相结合的探索。定居米兰后,他先后发起了“点”、“国际太阳”、“游动”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运动,其作品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及现代美术馆、罗马现代美术馆等几十个美术馆收藏。
隐藏的自我画像
在萧家这个人才辈出的大家庭中,萧淑芳是相对内敛的,她一生很少画自画像,吴宁告诉记者,在筹备此次“萧淑芳专题”之前,她不记得外婆画过自画像,但是为了特展与整个展览的主题契合,家人仔细翻找了萧淑芳留下的作品,才找到了1953年画的两张素描和一张水彩。“‘自我画像’这个学术命题激发我们沿着另一条思路去研究萧先生的绘画,因为她的性格是很含蓄的,不喜欢抛头露面,总喜欢把自我隐藏在什么东西后面,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她在整个绘画生涯中都在通过某种方式表达自我。”吴宁说。
50年代,萧淑芳接连画了5幅以滑冰为主题的画:《北海溜冰》(油画,1954)、《北京冬季的什刹海》(油画,1954)、《北海溜冰》(国画,1955)、《北海滑冰》(国画稿,1956)、《滑冰》(水彩,1958)。在这些画中,主体多为年轻的女孩儿,那些青春洋溢的身影,正是萧淑芳曾经的心绪和梦想,虽然女孩儿们的面孔、姿态各异,但是她们穿的白色溜冰鞋,就是她照着自己的溜冰鞋画的,谁能说这不是画家的“自画像”呢?
50年代是萧淑芳创作的高峰期,同时也是她作为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的时期。1951年她随中南区土改工作团赴广东参加土改,之后又赴甘肃勘察发掘文化遗产,还下到京郊城子煤矿体验生活。在这一个人主义被禁锢的年代,萧淑芳明确命名的三幅自画像,展现的都是极为普通的妇女形象,而另一幅1958年所绘的戴着矿工帽的女矿工,也正是她自己。她韬光养晦,遮蔽了令自己光彩出众的“民国范儿”。吴宁说:“当时萧先生认真地接受思想改造,努力将自己融入到人民大众中去,都是发自真心,所以画了那些自画像。
但是我们都觉得画中人和她不大像,与滑冰的她相比,这些形象并不是真正的她。”萧淑芳爱花,画得最多、造诣最高的也是花,吴作人的学生艾中信因此称她为“百花之友”。经过长时间对花的描绘,萧淑芳还成功地将水彩技巧融入中国画的水墨丹青之中,在创作时用水彩颜色与花青混调,令紫鸢和山兰的花瓣呈现出偏蓝的紫色,那是她最喜欢的颜色。不少同行看了都说,这种紫色“只有萧先生调得出来”。
萧淑芳早年的花卉作品多有花瓶,晚年则渐渐简化了花瓶的笔墨,甚至舍弃了花瓶,令山花呈现出自在的样貌,这种状态,恰是她淡然优雅的心境的体现。尤其在吴作人去世后,她重拾画笔,觉得“一画画就什么都忘了,特别舒服”。友人知她爱花,拜访时均送花,她就画家里那些花,眼中所见、心中所感皆能入画,随性吟咏、情趣盎然。
吴宁特别喜欢外婆晚年作画的几张照片,“她很静,画出来的东西也很静”。以花自喻,干净、淡雅,是萧淑芳的心灵写照,也是她从未放弃的自我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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