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肯定站着一个女人。这句话绝对是至理名言。
李世民当然算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而长孙氏无疑就是他背后的那个女人——一个优秀的女人。
古人经常用“母仪天下”这个词来形容皇后,意思是作为皇后的这个女人,其修养、德行、智慧、才情、气度、仪容,都应该成为普天之下所有女性的典范和表率。而在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好皇后中,长孙氏绝对是有资格称得上“母仪天下”的女人。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男人都热衷于追求权力,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而相当一部分女人在这方面似乎也不遑多让。所以,才会有哲人说:“男人通过征服世界而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
在男人看来,一旦得到权力自然就会得到一切;而在女人看来,一旦征服了男人自然就会得到权力。中国历史上好几个垂帘听政的皇后相信都会对这句话深有同感。可是,这句话在长孙氏身上却不太适用。长孙氏既不热衷于征服男人,也不热衷于征服世界。她惟独热衷的事情只有一件——辅佐他的男人征服世界!
当我们翻阅史籍,不难发现,长孙皇后身上最值得后人称道的第一个优点就是——尽力辅佐,但绝不干政。
早在长孙氏还是秦王妃的时候,就在政治上为李世民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当时,李世民正和太子、齐王斗法,但在后宫这条战线上显然落于下风,于是长孙氏便“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为李世民最终成功夺嫡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而玄武门事变当天,长孙氏更是和李世民一起站在了第一线,既解除了李世民的后顾之忧,更坚定了李世民及其麾下将士的信心和斗志。(《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正是由于一路走来,长孙氏能够与李世民一起沐风栉雨、同生死共进退,所世民登基之后对长孙氏更为倚重,时常想和她讨论朝政,可长孙氏却说:“‘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妾妇人,安敢豫闻政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李世民坚持要和她讨论,可长孙氏却始终保持沉默。
长孙氏不但自己绝不干政,而且她也极力避免让自己的亲族掌握太大的权力。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的衰亡都和外戚擅权有直接关系,比如两汉在这方面就表现得非常典型。长孙氏从小在舅父高士廉的影响下熟读经史,自然对此深怀戒惧。所以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七月,当李世民准备擢升长孙无忌为宰相的时候,长孙氏就极力劝阻,对李世民说:“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可李世民不听,执意任命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兼吏部尚书、左武候大将军。如果长孙皇后不再表示反对,默认了这件事,那人们似乎就有理由怀疑——她先前的劝阻只不过是一种欲迎还拒、故作谦让的作秀罢了。
然而,长孙皇后绝不是作秀。诏书一下达,她私下里立刻去找他的兄长,坚决反对他接受任命。长孙无忌没办法,只好向李世民一再请辞。最后搞得李世民也很无奈,只好改授他“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至此,长孙皇后才如释重负。
长孙兄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叫长孙安业,比他们兄妹年长许多,是一个“嗜酒无赖”的纨绔子弟。当长孙兄妹尚且年幼之时,他们的父亲长孙晟亡故,长孙安业立刻把兄妹二人赶出了家门,让他们去投靠舅父高士廉。当时的长孙安业当然不会想到,被他赶出家门的这两个孩子日后居然飞黄腾达,一个成了帝国的宰相,一个成了天下最有权势的女人——皇后。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长孙氏得势之后,不但没有因为以前的事情报复他,反而以德报怨,屡屡让皇帝对他“厚加恩礼”,最后还让他当上了京城的监门将军。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二月,他居然恩将仇报,丧心病狂地参与了一次未遂政变,以至于把自己推向了灭亡的边缘。
当时,心怀异志的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因事入朝,暗中联络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和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等人,与他们“互说符命”,准备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禁军发动政变。不料未及行动,他们的阴谋便全盘败露。以李孝常为首的政变分子当即被一网打尽,全部被捕入狱。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长孙安业。毫无疑问,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按说这回长孙安业绝对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任凭天王老子来也救不了他。可是,居然还是有人想救他一命。这个人就是长孙皇后。
不过,她之所以想救长孙安业,绝不是简单地出于妇人之仁,而是有着更深层的考虑。她流着眼泪对李世民说:“安业之罪,诚当万死!但是天下人都知道,他曾经对臣妾做过绝情之事,如今一旦将他处以极刑,天下人必然认为是臣妾想报复他,这对于朝廷的名誉恐怕会有损害。”李世民觉得有道理,随后便赦免了长孙安业的死罪,将他流放嶲州(今四川西昌市)。
从长孙安业的事情上,我们不难发现,长孙皇后身上确实具有许多优秀的品质。首先,对长孙安业不计前嫌、以德报怨,这足以表明她的善良和宽容;其次,当不知好歹的长孙安业竟然又“以怨报德”的时候,长孙皇后能够再次替他求情,这就不仅仅只是善良所能概括的了。这里体现的是一种智慧——一种顾全大局的智慧。
如果说李世民是一块蕴藏在矿石中的金子,那么善于对他进行“斧凿”的良工绝不仅仅只有魏征一人。除了朝中还有很多善谏的大臣之外,在后宫,长孙皇后也是时常对李世民进行规谏的一大“良工”!
李世民扬言要杀魏征的那一次,我们就已经领略了长孙皇后的聪明和善巧,下面这则故事同样可以表明这一点。
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了一匹骏马,喜欢得不得了,就命宫人好生饲养。没想到刚养了几天,这匹马突然无病而暴死。李世民勃然大怒,立刻下令要杀了这个宫人。为了区区一匹马而杀人,这显然有损于李世民的明君形象。于是,长孙皇后当即站出来劝谏。这一次,她还是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段,并不直接进谏,而是给李世民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齐景公也因喜爱的马死了,要杀养马人,当时的三朝老臣晏子就指着那个养马人的鼻子破口大骂:“你犯了三宗罪你知不知道？第一宗罪,好好的马被你养死了;第二宗罪,害得我们的国君为马而杀人,百姓听说了,一定骂我们的国君不仁;第三宗罪,四方诸侯知道这事,也一定会轻视我国……”等晏子骂完这些话,旁边的齐景公很自觉,一句话也没说就把那个养马人放了。
说完这个故事,长孙皇后对李世民说:“陛下肯定从史书中读到过这个故事,莫非是把它忘了？”李世民听完后,反应和齐景公如出一辙,马上就赦免了那个宫人。
类似这样的劝谏还有很多。比如李世民有时候一生气,难免会迁怒宫人,往往因为一些小事就要治她们死罪。而长孙皇后总是装出一副比皇帝更生气的样子,让皇帝把这些犯了错的宫人交给她,由她处置。然后皇后便将她们暂时拘押,事实上是把这些宫人暗中保护了起来。等过了一些日子,李世民的气消了,长孙皇后才慢慢分析个中道理给他听,证明那些宫人其实是无罪的,从而多次避免了滥杀无辜。史称:“由是宫壸之中,刑无枉滥。”(《资治通鉴》卷一九四)正是因为有长孙氏这样的贤内助屡屡帮李世民矫正错误、弥补缺失,所以李世民才会颇为感慨地对房玄龄说:“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贞观政要》卷二)
很显然,有长孙皇后和魏征这一内一外两大良工的“斧凿”和“敲打”,李世民这块矿石中的金子想不发光都难。
长孙氏在后人的心目中之所以能成为皇后的楷模,李世民夫妇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模范夫妻”,其主要原因不仅是长孙氏能够在政治上尽力辅佐李世民,更是因为在生活上,他们的伉俪情深也足以让后人感动。
大约在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李世民患上了“气疾”(呼吸道疾病),将近一年都没有痊愈,长孙皇后一直守候在李世民身边,日夜悉心照料。由于担心李世民的病情不能好转,所以此时的长孙氏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她把一包毒药藏在了衣带中,对亲近的侍女说:“皇上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不独自求生!”(《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常系毒药于衣带,曰“若有不讳,义不独生。”)
而更让人感动的是,长孙氏自己其实是一直抱病在照顾李世民的,因为她本人恰恰也是从小就患有气疾。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长孙氏陪李世民一起上九成宫避暑养病。有一天下半夜,柴绍等人突然上山,向李世民报告了一起突发事件(具体是什么事件,史书无载)。李世民大为震惊,当即全副武装到前殿询问事件的详情。长孙皇后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带病跟随,左右极力劝阻,长孙皇后却说:“皇上如此震惊我岂能心安!”
或许是因为这次半夜出宫感染了风寒,再加上紧张和焦虑,长孙皇后的病情突然加重,从此一病不起。太子李承乾建议母亲说:“所有该服用的药物都用过了,您的身体还是没有好起来,不如奏请父皇大赦囚犯,同时度化一些人出家,也许可以得到冥福的庇佑。”
长孙皇后不以为然地说:“生死有命,不是人力所能改变。若行善一定有福,那我从没做过坏事,又何必担心？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大赦’是国家大事,而佛法是异国之教,对政治不见得有什么助益,何况皇上从来也不信这个,岂能以我区区一介妇人而乱了天下之法？假如一定要照你的话做,我还不如速死!”
可李承乾没有听从他母亲的话,还是认为自己的办法肯定有效,可又不敢上奏皇帝,只好私下去找房玄龄。房玄龄转而上奏李世民。李世民也觉得未尝不可一试,于是准备大赦。长孙皇后得知后极力反对,李世民最后只好作罢。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病重不治。弥留之际,她给李世民留下了这样一些遗言:
第一,要求起用房玄龄:“玄龄事陛下久……苟无大故,愿勿弃之。”
第二,再次强调不要让自己的亲族掌权:“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
第三,要求薄葬:“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
第四,最后的谏言:“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讲完这些,长孙皇后取出一直藏在衣带中的毒药,最后说了一句:“臣妾在陛下卧病的那些日子,发誓以死跟随陛下,绝不像吕后那样!”(西汉的吕雉在汉高祖刘邦后,打击刘姓宗室,极力扶植外戚,擅权揽政,历时八年,史称“吕氏之祸”)。
六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崩于立政殿,年仅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生前曾经编纂了一本有关古代妇女言行得失的书,共三十卷,名为《女则》。但她只是将其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并不是想以此博取声誉,所以一直叮嘱宫人不要告诉李世民。直到她去世后,宫人才把这本书交给了李世民。
李世民睹物思人,泫然泪下,悲恸不已,对近臣说:“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长孙皇后的早逝对李世民而言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晚年的李世民之所以在政治上和生活中都犯下许多错误,未能做到“慎终如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外无魏征的犯言直谏,内无长孙皇后的拾遗补阙。假如长孙皇后能够伴随李世民走得更远一点,共同走完人生岁月,那么,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李世民千古一帝的形象一定会更加完美,而贞观的历史无疑也会更加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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