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不是已经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隐退了吗？
比较近的一次，它大规模地出现在视野里，是《花样年华》里的少妇张曼玉，绰约地、隐隐诱惑地，一件一件换旗袍。她连下楼买碗面都得换件没亮过相的旗袍，那无非说明她寂寞，她的心她的身体，太久不曾得到过男人的注视，连街头巷尾的惊鸿一瞥也值得重视。
然而这一瞥大概也就够了，那情欲之火尚不曾从她身上完全消失，却也不足以燎原，旗袍的领口竖得那么硬，一襻连一襻，不是一双笨拙的手可以胜任的。这是压抑的勾引，远兜远转的拒绝，她恰可以进入唐诗宋词，含泪说“还君明珠双泪垂”，而任由对方更香艳地说：“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样一想，就理解了：丁香一般结着愁怨的女子是穿旗袍的；诉说“我与悲鸿”“我与道藩”的蒋碧微也是穿过旗袍的；身为传教士之女，曾经无比洋派如小公主的宋氏姐妹们，到年长之后，自觉自愿地，全以旗袍行世……她们的共性大概都是：承载男性的幻想，但不真正发生些什么。
几乎很容易把春闺、春怨、闺怨等我们看熟了的词汇放在旗袍女子身上，虽然那是曲折热辣的欲望，却是被禁锢着的。无论她们的灵魂是多么洛莉塔，旗袍总归是她们的巴别塔，锁住沟通与念想的可能性。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就是这么一个幽幽委婉的年代。
一个时代的性观念，往往以时装的形式展现。女装，书写着男性的绮梦。永远的高跟鞋，是古今中外男人共同的“我为金莲狂”；丝袜，是这样地抓住男人的心，于是我们看到，《巴黎最后一班地铁》里面，顶时髦的巴黎女人，在腿上画出丝袜，为了逼真，连钩痕都画出来。当然了，也有丑得惊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性载体的时装，比如说——打底裤。
而时装大潮退去，也就是说，审美改变了。红颜弹指老，旧时芳华，就只能留着游园惊梦。
最近一次在电影里看到旗袍而印象深刻，居然是《蜘蛛侠》，里面的金发碧眼洋妞，在万家欢乐的街头，穿一件中国红的短旗袍，越发显得胳膊是胳膊、腿是腿，大白萝卜似的脆生生。这架势，跟我们穿巴基斯坦长衫一样，都是追求异国风情。
然后来了绿恶魔，洋妞尖叫逃跑，从一个废墟掉到另一个废墟，毁灭就在她身边发生，直到伟大的蜘蛛侠出现，轻盈地搭救了她。旗袍以其行动不便，夸张了女性的荏弱及有待拯救。当然了，晚礼服也不见得便利到哪里去，但至少还可以下摆一提，大踏步狂奔，旗袍如果衩开得不够高，连这个可能性都没有，一遇非常事件，就是中国式《地狱变》。
同工同酬这件事叫了很久，女人被当男人使，不是一个笑话，而是赤裸裸的现状。这残酷时代，再来婉约缠绵，要冒被当成脑残体的风险。所以，每个女人仍然有一件旗袍，若有若无地暧昧着；她有时穿旗袍似衬衫去上班；也许带两个大箱子去风景地旅游时，里面有一件旗袍，以供在石林前扮演“到此一游”；在婚礼上，她如果懒穿马褂，也许会挑选旗袍，来担任换装的一环……这大概就是极限了。旗袍，就是这样高度戏剧化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偶一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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