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笔者有意无意间阅读了大量民国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不由自主地为她们的才华所倾倒，也不由自主地寻找与她们有关的资料、传记进行了解，对她们的创作、人生和命运进行思考。
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民国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民国女作家在这样的环境下破茧而出，上世纪20至40年代，短短不到30年时间里，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陈衡哲、石评梅、庐隐、冰心、苏雪林、凌叔华、丁玲、沉樱、谢冰莹、林徽因、陆小曼、萧红、梅娘、苏青、张爱玲等，她们构成了民国时期一道亮丽、独特、色彩斑斓的风景。这些才女们以文学为筹码，在民国的舞台上潇洒亮相，引起了无数人的驻足欣赏，引发了比她们作品更为精彩离奇的遭遇。
她们为历史增添了丰富内容，也为后人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小雨点》(陈衡哲)、涛语》(石评梅)、海滨故人》女人的心》(庐隐)、《繁星》《寄小读者》(冰心)、《绿天》《棘心》(苏雪林)、《花之寺》《女人》(凌叔华)、《莎菲女士的日记》《自杀日记》(丁玲)……无一不是那个时代青年读者爱不释手的佳作，不少作品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芒。
一九二六年丁玲在上海
革命者丁玲
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开篇这样写道：青年男子谁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不爱怀春？才华出众的民国才女们，情感世界自然不会单调乏味。萧红属于典型的敢爱敢恨型才女，而她的朋友——丁玲情感生活的丰富与复杂，一点不逊于萧。丁玲有迹可查的恋情共有四段：胡也频、冯雪峰、冯达、陈明。
1924年，丁玲来到北平。不久便结识了青年编辑和革命青年胡也频。胡也频苦苦追求，特别是借了钱追到湖南，看望因遭遇不测而沉浸在痛苦中的丁玲母女，终于敲开了丁玲紧闭的爱情大门。可好景不长，1931年2月7日，年仅29岁的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丁玲的第一段恋情便以这样残酷的方式结束了。
丁玲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冯渊博的知识和不凡的谈吐以及对革命前途的美好描述，让丁玲神魂颠倒。性格开朗的丁玲竟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果然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怎么相处，次日胡也频接受劝说，
又回到了杭州。这段“三人行”最终以冯雪峰离开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和好如初而告终。(沈从文《记丁玲》)其实，丁玲一直钟情冯雪峰，即使在冯雪峰结婚后，丁玲还向他发起过多次猛烈的爱情攻势，但被理智的冯雪峰拒绝了。正如胡也频牺牲以后，丁玲在写给冯雪峰那封曾轰动上海滩的《不算情书》中所表露的那样，如果当时冯雪峰勇敢一点，即便她已和胡也频在一起了，她也会义无反顾地跟着冯私奔的。即使不私奔，只要冯愿意，丁玲也会毫不犹豫地献身于冯。
之后，丁玲又认识了英文翻译兼革命者冯达，并且很快坠入情网。他们于1931年11月住在了一起，后来结婚，一起生活了三年。1933年5月14日，丁玲和冯达在家中同时被捕，冯达很快叛变了。国民党为了感化丁玲，在狱中没有苛待她，她被允许一直和冯达住在一起。很快，狱中的丁玲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一个女婴。出狱后，丁玲离开冯达前往延安，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丁玲与冯达的这段恋情，是丁玲心中最为忌讳的伤疤，也是她长期以来在党内遭受诟病的主因。
丁玲来到延安之后，爱上了比她小13岁的陈明，并不顾众人反对，开始了“丁玲式”的强大爱情攻势。终于，他们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陈明是最终陪伴丁玲走完人生之路的伴侣。
丁玲
关于丁玲的感情生活，还有不少传说，有的或许是捕风捉影，但并不全是空穴来风。丁玲曾经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人物有过亲切交往。晚年的丁玲说：“他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对他(毛泽东)一往情深。”(盛夏《毛泽东与周扬》)丁玲是把革命和爱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女作家，她的情人和配偶都是革命者。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革命和爱情是可以两不误的。
庐隐
为爱而生的庐隐
庐隐是一位特立独行、为爱不顾一切的人。这样的女人，即使放到现在，也不多见。
1916年，在北京求学的庐隐寄居北京舅父家时，与邻居林鸿俊相识，基于相互同情发展为恋爱关系，这是庐隐的初恋。她把他们的恋爱经历写成七八千字的文言文小说《隐娘小传》，可见对这份感情的投入程度。随着接触的增多，庐隐觉得林鸿俊思想平庸，两人对人生的看法一天天相去甚远，感情也日渐恶化，终于在1921年解除婚约。
之后，庐隐在投身学生运动时，认识了北大学生郭梦良，由于欣赏郭的才华和学识，庐隐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个在故乡福州有妻室的男人。她写信给郭梦良说：“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不久他们便开始同居，1923年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可郭家却长久不承认这桩婚事。与有妇之夫相恋、结婚，即便在婚恋观念相对开放的民国也是十足大胆的行为，为社会所不容，庐隐因此遭受了许多白眼与侮辱。可是，庐隐仍以一己之力，对抗双方家庭和整个社会的重重压力，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妥协。她在《一个情妇的日记》里表达了爱情的坚定立场：“我是这样一个热情的固执的女孩儿，我爱他，我永远只爱他，在我一生里，我只追求一件事，一切的困苦羞辱，我愿意服帖地爱，我只要能占有他——心和身，我变粉身碎骨都情愿。”这与她的爱情观和她对爱情的执着有关。她说：有人称我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我虽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辞。本来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不过男女的恋爱而已。她认为爱情的条件有三点：一是彼此深切了解；二是性情合得来；三是有为了爱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庐隐自传》)
1925年，丈夫病逝，留下不满周岁的女儿，庐隐扶灵回到婆家。可换来的依然是白眼和冷遇。这个一向坚强的女人，终于支撑不住了，整日以泪洗面，以酒解愁。1928年，庐隐认识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李唯建，比她小10岁的李唯建开始疯狂追求庐隐。庐隐开始无论如何不肯答应，她还没有从丧夫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也不确定李对她是否是真爱。“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李的表白终于点燃了庐隐心中的爱火，他们于1930年东渡日本结婚，次年生下女儿。1934年庐隐再次临盆，她本该去医院分娩的，可他们为了节省费用，只花小钱请了一个接生婆，然而，接生婆不小心把她的子宫划破了，导致失血过多去世。一个天才作家的生命，就这样终结在36岁的路途上。
为爱而生，也为爱而死——庐隐可谓是民国时代爱得最坚决、最彻底、最纯粹的才女。
石评梅
石评梅：始于热烈，止于哀痛
石评梅的爱情始于热烈，止于哀痛。她的故事让人敬意尤生，扼腕长叹。与其他才女一样，石评梅的初恋也是无拘无束的。1923年秋，石评梅在北京女高师范毕业后，留校任该校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她爱上了外交部职员吴天放，并与吴诗词唱和，情意绵绵。可一日，石评梅发现对方已有妻室，吴天放并无离婚再娶的意思之后，石评梅不顾吴的威逼利诱(如公开石写给吴的情书)，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份爱情。初恋的打击让石评梅紧紧关闭了感情的大门，不再相信爱情。
高君宇是一位革命者，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21年他们在一次同乡会上认识，两人往来不久，高君宇就坠入了情网——石评梅不仅相貌出众，才华更是让高君宇拍案叫绝。尽管石评梅也爱对方，但初恋失败的阴影仍挥之不去，她拒绝了高君宇。高并未气馁，他要用真挚的感情来打动石评梅。他在香山采摘了一片红叶，在红叶背面写上“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寄与石评梅。
虽然石评梅敬重高君宇的才华与胆识，但又不敢轻易允诺，又把红叶寄了回去，并在红叶反面写道：“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不久，高君宇又从广州给石评梅寄了一对象牙戒指中的一只，象征两人纯洁而坚贞的感情。这一次石评梅郑重地接受了那枚戒指。从此他们的手指上各戴一枚纯洁如玉的象牙戒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正当石评梅准备把自己完全交给这位恋人时，1925年3月，高君宇因过度劳累，一病不起，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这个消息对石评梅犹如晴天霹雳，她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他的求爱。她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题写了他生前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高君宇去世后，石评梅写下了诸多怀念君宇，诉说衷肠的文章，可谓字字滴血、声声含泪。如《涛语》系列、《纵情寄向黄泉》《我只会独葬荒丘》《肠断心碎泪成冰》《梦回寂寂残灯后》《墓畔哀歌》等。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猝患脑膜炎，医治无效，9月30日亦死于当年高君宇病逝的协和医院。她死后，友人们根据其生前曾表示的与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愿望，将其尸骨葬在高君宇墓畔。
凌叔华、林徽因、陆小曼
凌叔华、林徽因、陆小曼的“八宝箱之争”
林徽因与陆小曼的出名，与其说是她们的才华和美貌，还不如说是因为大诗人徐志摩。提到林徽因就必然要提陆小曼，陆小曼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多才多艺，诗和散文都写得很有灵气，山水画更是独具特色。陆小曼与徐志摩的爱情不仅在当时轰动京沪，就算放在今天，也让世上有情人羡慕不已。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父母之命还很难违抗，而陆小曼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徐志摩恋爱，还义无反顾与丈夫离婚。虽然陆的第一任丈夫王赓并非出身豪门，但也曾留学美国，回国后身居高位，可谓前途无量。陆小曼不仅离婚了，而且离得高调，世人皆知。徐志摩遇难后，陆小曼大病一场，卧床一月有余，病愈后写出了《哭摩》等痛彻心扉的悼念文章：“摩！别说是你，就怕是苍天也不知道我现在的心中是如何的疼痛，如何的悲伤！从前听人说‘心痛’，我想人的心怎会觉得痛，这不过是说说好玩而已，谁知道我今天才真的尝着这一阵阵心中绞痛似的味儿了。”(《哭摩》)在所有悼念和回忆徐志摩的文章中，陆小曼的最为出彩，倘若她对徐志摩爱得不够深，是绝对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的。
与徐志摩关系密切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凌叔华。凌叔华出身于广东番禺的一个官宦人家，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同榜进士，民国后任北洋政界约法会议员。凌叔华很早就显露出艺术天赋，她曾随慈禧太后宠爱的宫廷画师学习绘画，还受到过被称为文化艺术界“一代怪杰”的辜鸿铭的教育，很早便打下了古典诗词和英文的基础。她一度在自己居住的院内举办当时画家名流的聚会，被称为“小姐家的大书房”，这间书房比林徽因办的“太太的客厅”还要早十多年，在当时名气更响亮。
据说徐父很满意凌叔华，想要她做儿媳，可由于阴差阳错，她与徐志摩失之交臂。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接到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次日早晨，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去看望徐志摩，陆小曼的丈夫王赓亦同时前往。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当父亲到来时，说：“叔华有信。”然后把放在枕边的一封信拿给父亲。徐申如打开信，站在身边的王赓也跟着看。这时，徐志摩发现王赓的脸色大变，于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边——这才发现，凌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陆小曼的信，徐志摩当下便失了声色。
序幕一拉开，故事的发展便逼得主角们不得不将剧情延续下去。不久后，陆小曼与王赓离婚并回到北京。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正是这封“阴错阳差”的信让徐、陆不得不快刀斩乱麻，作出唯一的抉择。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韩石山《难忘徐志摩》)这恐怕是凌叔华为了挽回面子，欲盖弥彰之言。
此外，徐志摩交给凌叔华的“八宝箱”也足以证明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凌和林、陆因为“八宝箱”之争，彼此友谊中断，互不往来。“八宝箱”是徐志摩保管在凌叔华处的他的日记(包括陆小曼的日记)、手稿等重要资料，徐的日记是在英国所写，因涉及林徽因，不想让陆小曼看到，而陆的日记中又有骂林的话，不想让林徽因看到，于是便委托凌叔华这位他最信任的朋友保管。徐遇难后，林徽因、陆小曼开始了争夺“八宝箱”的战斗，最终由胡适出面，强迫凌叔华将“八宝箱”给了林徽因，从此给另外两个女人留下了心底的伤痛。凌叔华一直觉得她对不起徐志摩，陆小曼觉得作为徐志摩的合法妻子，徐的遗物理应归属于她。正如韩石山先生所说，从情理上讲，凌叔华是最有资格保管这批遗物的；从法律上讲，陆小曼最有资格获得这批遗物，可最终这批遗物却交给了林徽因。胡适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有失公允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化人是多么地纵容林徽因。
作为中国最早的女作家、女学者，亦是中国第一位留洋女硕士、女教授的陈哲衡，是一位相对理性和严肃的女性，可她和大学者胡适之间，仍然有着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凌叔华这样一位理性的、把自己包裹得十分严实、把名誉看得十分重要的女教授，也发生了婚外情的故事。她在武汉大学时曾经爱过一位来自英国的洋教授朱利安，据说爱得死去活来，这段婚外情当时在武大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以朱利安仓皇逃离而结束。就连冰心这样单纯、朴实的女人，也曾经仰慕过言情小说家张恨水，还亲自跑去南昌见张。据说因为张长得太土，冰心遂没了爱意。
才女们的结局：个人或社会的悲剧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名言：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然而，民国的才女们是不甘心做弱者的，她们要做强者。因为她们聪明、漂亮、知识广博，她们要解放自己，像作品中的主人公那样；她们要引领潮流，要为理想而奋斗，尽管她们的理想还比较模糊。她们出场时是那样地炫目，可落幕时却又是这般地冷清，冷清得让人不忍多看一眼。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反差和逆转？
萧红在当时是红极一时的作家，可她几乎很少有过快乐无忧的日子，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因为医生误诊错动喉管手术，过早结束了31岁的年轻生命。
丁玲虽然活了82岁，算得上善终了，但她还是不幸的，不仅因为她遭受了20多年的不公平待遇，还在于她复出之后，并没有成为文学界的中心。
丁玲的性格中有一个明显特征：会利用一切的机会和条件，展现自己的才华、实现自我价值，她有着强烈的功名心。这种性格意味着如果有才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定不会被埋没，但最终却会被毁灭，毁灭她的是别人更是自己。我突然发现，丁玲的情人和配偶都是革命者，难怪丁玲一直以革命者自居，一直鄙视从前的好朋友非革命者沈从文，在全国人民都反左时，她旗帜鲜明地反右。
从《水》开始，丁玲的创作便自觉地走上了革命文学的道路。以后，不管她的作品多么地政治正确，其艺术水准都与她1920年代末期的成名作“莎菲系列”相差甚远。丁玲曾经得到过革命阵营和党内高层20余年的宠信，而正当她志得意满、继续革命时，却被革命大家庭所抛弃。这个打击对丁玲来说是致命的，也是让她不能接受的。她曾经困惑，自己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革命者、领袖眼中的红作家，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呢？她只好把责任归咎于她的对手周扬，也怨恨了周扬半生。也有人说，是冯雪峰害了丁玲。然而，没有冯雪峰也会有其他人出现在丁玲的生命旅程中，丁玲亦会毫不犹豫地加入革命阵营，当然仍然是用文学作为资本。李达轩教授说：“丁玲和她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总是在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人格独立，并思考着女性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而在我看来，丁玲对光明的认识并不清晰，甚至是模糊的。丁玲最大的追求应该是永远立于潮头。
王蒙在一篇怀念丁玲的文章中为她鸣不平，认为丁玲早期的作品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性，世界不应该冷待丁玲。关于她的作品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我同意王蒙对她的另一个评价或说观察：“一朝革命，便视天下生灵为等待拯救、渴望指引、嗷嗷待哺的黑暗中摸索的瞎子。”我也同意王蒙对丁玲性格的分析：“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她是一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复出于文坛，而她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正因为如此，丁玲在复出之后，才那么重视自己的名誉，才会发泄对沈从文专著《记丁玲》的不满，并不停地讽刺和辱骂沈。李辉分析说：“其实，丁玲应该还有更内在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她一再提到的对沈从文笔调趣味的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到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
丁玲怨此恨彼，其实她不知道，这是她的必然归属，除了政治大气候的原因之外，至关重要的还是她的价值取向。她选择了革命，便只能承认革命的方式，以革命者的身份接受组织的安排。
在民国那一批才女中，庐隐和陆小曼是敢于大胆追求爱情和幸福的典型代表。她们的身上没有世俗，她们的字典里没有世故。
陆小曼有不少毛病，爱交际、爱花钱、我行我素，但她也有她的优点，比如诚实、坦率，而在我看来，她最大的优点是不世故。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从此远离社交圈，闭门谢客，更加疯狂地吸食鸦片和与翁端午同居，为此饱受诟病。胡适曾要求陆小曼离开翁端午，生活费用由他负责，但陆小曼拒绝了。她说，翁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她不能抛弃人家，尽管她对翁没有爱。由此可以看出，陆小曼是一个重情义、有个性的女子。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不仅在文学上成果斐然，绘画上也有不小成就——她是真正化悲痛为力量的。解放后，陆小曼戒除了鸦片，日子却过得十分艰难，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编辑好的《徐志摩集》也不能出版。陆小曼的母亲曾说，志摩害了小曼，小曼也害了志摩；韩石山先生说，志摩成全了小曼，小曼也成全了志摩；我要说的是，徐志摩成就的不止陆小曼，还有林徽因。
庐隐的经历坎坷，命运屡遭不幸，结局凄惨。但她对爱的态度是真诚的，也是负责任的。这一点，她和陆小曼有着相同之处，不同的是，她不会像陆小曼般放纵自己，而是积极地去面对困难。为此付出了她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她最后竟然死于因无钱上医院的难产。“我是一个心里藏不下丝毫渣滓的人，虽然留下不少的伤痕，也曾经上过很多当，可是我对于这些伤痕与上当的往事，只如一阵暴风雨，只要事情一过，便仍然是清朗不染纤尘了。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却又是一个爽朗豁达的人，我的宗教是什么呢，求其心之所安而已。不愿处以人难堪的地步，不愿损人利己，不愿无功受禄，不愿以手段对付人……我不是求死后进天堂，而是求活着的时候，不受良心的责备。有人称我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我虽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辞。本来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不过男女的恋爱而已。”(《庐隐自传》)由此可以看出，庐隐无论是对人生还是对爱情，都是光明磊落、认真负责的——可惜红颜薄命。
庐隐的不幸表明了，在中国社会，一位女作家，即便是才华出众的女作家，她们的命运也不一定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庐隐的纯粹。她渴望浪漫，渴望美好生活，把爱放在首位，她的悲剧命运就在于她太纯粹太天真。她是性格的悲剧，而非社会的悲剧。梅娘的悲惨命运与她个人关系不大，是社会造成的。
解放后，梅娘便从中国文坛消失了(平反后又写过一些文字)，她先后在北京、东北、上海间奔波，当过中学教员、电影制片厂编辑，后因被打成日本特嫌、右派，强迫接受劳动教养，被开除公职16年，当过20多年保姆。
1978年，平反后的梅娘到农影厂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版社寄给“梅娘”的信，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因为整个单位没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没人知道当年名震文坛的“南玲北梅”。
凌叔华和苏雪林都是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终其一生的，其结局在民国才女中应该算得上是最好的。她们的共同点是婚姻皆不美满，尤其是苏雪林，结婚不几年便与丈夫分居，此后一直单身。这里，我想主要谈谈苏雪林。苏雪林现在被大陆学者、作家提起，恐怕更多的是她与鲁迅的结怨。
苏雪林
苏雪林在《鲁迅传论》中分析鲁迅的“性情与思想”，说鲁迅本性多疑，而且“出乎常情地多疑”，在谈及鲁迅的“思想”时，苏雪林认为他“阴暗空虚”，是一个“虚无哲学者”。在苏雪林眼中，鲁迅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人：“人家无意得罪他老人家，他可以恨你一辈子。恭维呢，也不行，‘是人家公设的巧计’，‘用精神的枷锁来束缚你的言行的’。”苏雪林在“自序”中坦承：“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论及观点与思想的交锋，我欣赏胡适的风度，他曾与多人发生论战，有时甚至是水火不容，但他说话的方式始终那样得体，语气是那样平和，让别人输得心服口服。如果非得要骂，也应该是在别人有还击能力的时候——但苏雪林的骂是在鲁迅去世以后，这一点让我无法对她肃然起敬。然而，凭心而论，苏雪林指出鲁迅的那些缺陷和问题，也不无道理。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尤其是小说，是难以逾越的高峰，但反过来，鲁迅的偏执也是十分明显的。
关于苏雪林与鲁迅的恩怨，有很多条理由，其一，是说初出茅庐却已经名声在外的苏雪林参加一个文学集会，与鲁迅打招呼时，鲁迅对她的态度十分冷淡，得罪了她。其二，是说因为鲁迅对女师大的不断批评惹恼了苏雪林，因为她是同情杨荫榆校长的。其三，据说鲁迅不喜欢《现代评论》，而苏雪林恰好又在该杂志发表过文章，因此导致了他们之间的隔膜。恩怨从何而起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评得是否有道理，方式是否恰当。尽管我不赞同苏雪林批评鲁迅的方式，但我还是要为苏雪林说几句话。国内有不少学者、名流指责苏雪林不应揪住鲁迅不放，认为是苏雪林心胸狭窄、心理阴暗，想以骂鲁迅博取名声等，有的人还从苏雪林的童年、婚姻关系上找原因。我不赞成文人之间的思想交锋以骂的形式进行，然而，正如苏雪林所说的那样，她是仿效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不应只是指责苏雪林的“骂”，而忘了鲁迅的“骂”。
或许，苏雪林真的遭受了打击，包括童年的伤害，她的命运也很是让人惋惜。且不说她的文学成就和学术成果，仅就她抗战时期将50根金条捐献给国家，足以说明她的品德了。
当我掩卷之时，内心深处有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凉。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这是一群不可复制的人物。我们唯有在阅读和想象中感受那种激昂和辉煌。她们的成就让我们惊叹，她们的勇气让我们钦佩，她们的命运让我们唏嘘。她们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道永远也抹不掉的亮色。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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