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一天，我国影坛一代明星、天才演员阮玲玉，以25岁的芳龄饮恨自杀，留下了“人言可畏”的四字遗言。
阮玲玉因何而死？阮玲玉死后又有谁为她殉情而亡？
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将看到一幕影坛三女性因因相承的“生死连环”、一段遗恨千古的影坛“红颜劫”——这三位女性，就是我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影坛负一时之盛名的“作家明星”艾霞、“天才影星”阮玲玉和“南国影后”李绮年。
三位影星的先后陨落，给世人留下的不仅仅是一种遗憾……
一、在当年上海影坛三位“作家明星”中，艾霞最具才华和最负盛名，但她辉煌而又坎坷的一生却在她22岁那年的一个寒夜画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从而导致了另一位“天才影星”的再度陨落
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知道影星艾霞这个名字的影迷恐怕不多，但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艾霞却是名负一时的影坛明星。当年她拥趸甚众，粉丝如云，光耀影坛。当年她与陈波儿、王莹一道，被人们誉为影坛“作家明星”。
下面分别介绍一下这三位“作家明星”。
先说陈波儿
陈波儿是我国三十年代名片《桃李劫》的主角之一。她原名陈舜华，又名陈佐芳，因崇拜“布尔什维克”而取名“波儿”（“波儿”即“布尔”的谐音）为其艺名。当年，她在夏衍、田汉、阿英和郑伯奇等人控制的“电通股份有限公司”中，与袁牧之主演《桃李劫》一片而一举成名。陈波儿与袁牧之在影片中是一对“银幕情人”，后来在生活中他们也终成眷属，结成了一对令人羡慕的人生伴侣。1938年陈波儿去了延安，从此投身革命。解放后，她曾担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席兼艺术处长。她的命运应该是三位“作家明星”中最幸运的一个。
再来说说王莹
王莹原名俞志华，1931年生于安徽芜湖，后由于不愿做童养媳，逃到湖南长沙，改名王克勤投身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逃亡上海，结识了夏衍等人，改名王莹。当年她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艺术大学。1932年上海共产党领导的电影小组成立后，王莹被介绍到明星影片公司当演员。她曾主演过《女性的呐喊》等影片。1934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归国后主演《自由神》一片，从而奠定了她在三十年代影坛的地位。最后让王莹蜚声影坛的是她主演了夏衍的话剧《赛金花》之后。
从三十年代开始，王莹不仅是一位蜚声影坛的明星，而且还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散文、诗歌和小说。其遗作《宝姑》和《两种美国人》等长篇小说，至今仍然是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王莹死于1974年，其原因是当年与江青争演《赛金花》一剧，由此而种下了祸根。
在这三位“作家明星”中，王莹的命运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惨的——命运最惨的就是与她和陈波儿齐名的另一位“作家明星”艾霞。
艾霞是三位“作家明星”中最具才华，且最年轻的一位。而她的人生遭遇又是三位“作家明星”中最曲折和最悲惨的一个。
艾霞原名严以南，又名诗佛。1912年生于福建厦门，很早就随经商的父亲来到北京定居、求学。她聪慧伶俐，尤好读书，阅读不少古典文学作品。在北平时，她还通过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而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熏陶。她少年时曾就读于北平圣心女校。在校时她性格开朗，追求女性的平等和自由。女校毕业后与表哥早恋，并生下一个孩子。当时她还只有15岁。所以她的恋爱和婚姻自然遭到了她所处的时代和封建家庭的反对和卑视，让她一开始就感到人生的渺茫和作为一位女性的悲哀。更不幸的是，曾经与她山盟海誓的表哥，也就是她的孩子的父亲，在她最需要温情和支持的时候竟抛弃了她。使这位年仅16岁的“少女妈妈”，就经受了一个女人半辈子甚至一生的苦难。
后来，艾霞几乎是怀着一种绝望的心情，告别了北平这个伤心的城市和给她以苦难的封建家庭，随着一位叫杨耐梅的女子流落到了东方大都市上海，希望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到上海后她就改名“艾霞”，期望她未来的日子能像染红天际的朝霞一样，从此开始她另一种人生。
但是，一位年仅16岁的弱女子，在三十年代的“十里洋场”，在举目无亲的旧上海滩，哪里能找到她安身立命的地方。带她去上海的杨耐梅后来虽然发达了，但当时也是自顾不暇，哪有能力去帮助她呢！所以艾霞一到上海，就几乎是陷入了一种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
一天晚上，无奈之中的艾霞冒昧地来到当时的华剧影片公司，去找刚刚结识的蔡楚生帮忙。蔡楚生当时也是一个“无名之辈”，从汕头流落到上海不久，只是在公司里做做临时演员，干干场记、置景的杂务。但是，蔡楚生却是一位热血青年，他看到这么一位面容憔悴、孤立无援的弱女子来求助于自己，便凭着一副侠肝义胆为她奔走。最后，蔡楚生通过自己的广东同乡、当时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明星影片公司的大老板郑正秋的关系，才把艾霞介绍到南国剧社去了。
由于艾霞从小爱好戏剧、电影，在北平圣心女校时多次出演过话剧，加上又有良好的先天素质，经过面试后，终于让她成了南国剧社的一名签约演员。从此，她的艺术天赋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演技也得到了磨砺和提高。后来，艾霞又正式加入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夏衍等人的领导下，从事进步戏剧、电影活动。
当年上海电影界党小组为了加强左翼创作力量，把艾霞、王莹、郑君里和沈西苓等人介绍到明星影片公司。在明星影片公司，艾霞的艺术天赋和表演才能立即引起了公司的重视，从而得到了重用。在1932年到1933年的两年中，她先后在《旧仇新恨》、《战地历险记》、《春蚕》、《丰年》等七八部影片中饰演主要角色。尤其是在《春蚕》一片中饰演“荷花”这一角色，让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奠定了她在上海影坛的地位。
当时，艾霞不仅是一位有艺术才华的电影演员，而且还是一位颇具才情的作家和编剧。在明星公司期间，她自编自演的《现代一女性》，让人们把她同当时电影界的王莹、陈波儿一起，赞誉为“作家明星”。报界撰文说“而自任编剧兼主演，集二者于一身的女演员，在中国电影历史上，恐以艾霞为发端”。从此艾霞便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关注，获得了“作家明星”的美誉。
在《现代一女性》一片获成功之后，艾霞又准备把丁玲的小说《法网》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当时，丁玲是一位进步作家，正身陷囹圄，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要改编这样一位作家的小说，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这时的艾霞，已经不是一个刚从北平封建家庭中出逃、徒有美好理想的弱女子。在上海的这几年中，她不仅成长为一位负有盛名的女明星，而且还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作家；同时，她还是一位有思想、有觉悟的新女性。于是，她的进步举动，也便成了当时上海滩一些黄色小报攻击的“花边新闻”。她的行踪，经常受到一些小报记者无聊的跟踪盯梢和捕风捉影；她的名字，也经常无端地出现在那些无孔不入的小报上，往往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
然而就在这时，又有一位声称愿与她结为“生死之恋”的姓林的“白马王子”趁虚而入，骗取了她的钱财和感情。那个姓林的不仅是一个有妇之夫，而且是当时上海滩一位玩弄女性的老手。艾霞的好友王莹听到这个传闻后，几次找她长谈，希望她能追求纯洁、真挚的爱情。但是艾霞她却听不进去，并执拗地说：“恋爱的滋味是辣的，不是甜的。林先生已答应我，他要和原来的妻子离婚，和我结婚，并保证只爱我一个人。我相信他！”
可是，就在艾霞沉醉于婚前的美梦之时，那个玩弄女性的姓林的流氓却暗中又与另一个女人打得火热，经常类大庭广众出双入对，俨然夫妻。得知真相后，艾霞顿时像掉进了无底深渊，身心受到了极大刺激。她痛心疾首地对王莹说：“我最爱的人，便是最欺骗我的人啊！”没过多久，这位姓林的“白马王子”很快就成了她的“表哥第二”——在玩弄了她纯洁的感情之后，又把艾霞无情地抛弃了。
艾霞毕竟是一个三十年代的女子，在这内外交困的打击下，她的精神崩溃了。现实让她又一次感到绝望。她觉得这个社会到处是陷阱是阴谋，没有一块能让她生存的净土。带着这种绝望，在1934年2月12日那个寒冷的夜晚，年仅22岁艾霞便选择了她最后的“出路”——吞食了过量的生鸦片后，结束了她那短暂的一生。
艾霞是带着“满足”死去的。在临终前的一瞬间，她几乎是含着泪水微笑着对周围的人说：“人生是痛苦的，现在我很满足。”
艾霞死后，明星影片公司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德高望重的公司大老板郑正秋在追悼会上沉重地说：“艾霞的死，有人以为她是自杀，她实在是被他杀。至于杀死她的凶手，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整个社会，整个制度。”
郑正秋的这番话真可谓是掷地有声。要知道，当时即使是在艾霞饮恨自杀之后，她的死因，也还成了上海滩那些小报造谣的好材料。
在艾霞的追悼会上，有一副对联公正地评价了她的一生，并且表达了上海电影界对她的肯定和怀念——
文苑银坛永留佳作
香花刍酒同奠芳魂
当时，上海《电影画报》在1934年第9期上专门开辟了一个《艾霞女士哀悼特辑》，刊登了艾霞的诗作手迹和所她亲手描绘的两幅油画，让广大观众再一次睹物思人，为她的熠熠才华和坎坷人生而惋惜。同时，当时上海一家进步的报纸上还刊登了一首长诗，标题是《忆艾霞》，其中有两节这样写道：
周遭是矛盾的袭击，
回答却是无际的沉默；
我没有笑过自己的笑，
我要死，死是快活。
让欺骗编一个网，
让欺骗殉了她的葬，
我不相信死是一种解脱，
依然是一种欺骗
——你知道不？
“作家明星”艾霞短暂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正是她的死，酿成了下一个悲剧——让另一位“天才影星”阮玲玉再一次饮恨自杀。
于是艾霞的死，便成了阮玲玉自杀的“因”。
真所谓：莫道人情多冷暖，总有知音慰芳魂。
二、“天才影星”阮玲玉担纲主演《神女》一举成名之后，很快走向事业的巅峰，成为三十年代一代巨星；不料主演《新女性》一片却为她招来杀身之祸，让有“南国影后”之称的李绮年再度为她殉情而亡。
艾霞逝世一年后，上海著名剧作家孙师毅以艾霞独特的一生为蓝本，很快就编写出了影片《新女性》的剧本，由上海联华影片公司于1935年摄制完成并公映。该片通过女演员“韦明”的悲惨身世，勇敢地揭示了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女性被压迫、被污辱的命运，无情地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黑暗社会的腐朽与罪恶。《新女性》一片既是对艾霞的再一次追忆，也是对时代的谴责和对正义的呼唤。
《新女性》一片女主角“韦明”的饰演者就是当时被誉为“天才影星”的阮玲玉。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新女性》一片刚刚上演不久，就遭到当时反动势力的封杀，阮玲玉也受到了人身迫害。于是她不得不深感“人言可畏”而只有步艾霞之后尘，不久之后也便自杀身亡，从而上演了三十年代上海影坛的又一出悲剧。
阮玲玉，一个直到今天还让许多影迷都不陌生的名字。
她之所以让人不陌生，并不仅仅是她是一位天才演员，是我国三十年代蜚声影坛的一代明星；也不仅仅是由于她的死太“辉煌”了——而是因为她的一生实在是太悲惨了！
阮玲玉，乳名凤根，学名阮玉英，祖籍广东中山县。1910年生于上海。
阮玲玉一生下来就注定了她的不幸。她的父亲过早地死于贫穷和疾病。5岁时，她就随母亲帮人做佣人。
由于她自幼天资聪颖，母亲便节衣缩食，在她该入学的年龄就送她上学读书。中学时，她就读于上海崇德女子中学。在16岁那年，她母亲被东家解雇了。这时，阮玲玉中学还没有毕业，便不得不辍学谋生。一天，她看到报纸上有一则明星影片公司的广告，招聘《挂名的夫妻》一片的女主角。于是，不知天高地厚的阮玲玉竟贸然前去应聘。因为她没有工作，她要自谋生计，既要供养自己，又要供养母亲。
谁知阮玲玉这种冒险的举动竟然获得成功——虽然在第一次试镜时，面对那些大导演、大明星，站在聚光灯下的她不知所措，失败了。但是，独具慧眼的明星影片公司的大老板郑正秋，却看出了阮玲玉是一棵不可多得的“悲剧苗子”，于是，破例让她再试一次。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加上自己先天的悟性，这一次阮玲玉果然成功了。从此，她便成了明星影片公司的一名正式演员。
阮玲玉在明星影片公司，因主演《挂名的夫妻》一片而一举成名之后，又接连主演了4 部电影。但是，由于在这些影片中她所演的角色与她的“戏路”不对，很难发挥她的艺术特长，因此她显得很不得志，整天郁郁寡欢。特别是在演《白云塔》一片时，她既不喜欢自己饰演的这个反派女角“绿姬”，又与她配戏的朱飞无法默契。朱飞当时是明星影片公司的当红小生，风头正劲，自然不把刚出道不久的阮玲珑玉放在眼里。在与她对台词时，居然以“银幕情人”自居，经常在水银灯下胡说八道，乱说一通，让阮玲玉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角色。气得公司总经理张石川大发雷霆。
可是，朱飞不但不知错改过，反而迁怒于阮玲玉。第二天拍戏时，他干脆剃了个大光头以示抗议。张石川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好来一个挥泪斩马谡——当场解雇了这个有恃无恐的“风流小生”。而阮玲玉也由此被张石川冷落在一边。
1928年，阮玲玉转入大中华百合公司。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她先后主演了5部影片。但因这些影片内容无聊，格调低下，阮玲玉的才情又得不到发挥，因此仍然终日不得开心颜。这对于一位事业上有追求的艺术家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一年后，阮玲玉再次跳槽，转入联华影业公司。在这里，她终于遇到了知人善用的孙瑜、卜万仓、蔡楚生和吴永刚等导演，才让她的艺术天赋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从而成为联华公司的头牌明星。尤其是导演吴永刚，让她担纲主演《神女》一片，最终让她脱颖而出，名声大噪。
《神女》是吴永刚创作的第一部电影。该片反映了一位城市下层妇女为生计所迫沧为娼妓，最后成为杀人犯的悲惨遭遇。剧本中女主人公的不幸，深深地打动了联华影业公司的老板，决定开拍，并由吴永刚执导。吴永刚第一当导演，就毫不犹豫地起用阮玲玉饰演剧中的女主角。阮玲玉果然不负众望，以她出色的演技，成功地塑造了那位善良而又不幸的慈母的形象。在拍摄过程中，阮玲玉的演技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有一次在拍戏之前，她的一位多年不见的好友前来看她，两人谈得正投机时，导演过来告诉她，下面是她的戏了，叫她准备一下，去酝酿一下情绪，不要进入不了角色。因为下面拍摄的将是一幕泪流满面的场景，这与阮玲玉当时兴奋的心境反差很大。但是，阮玲玉却笑着说：“不要紧，开始吧！”
当她站到特定的场景中，面对水银灯和摄影机时，随着导演的一声“开始”，她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根据剧情的要求，让真诚的泪水在脸上流淌着。
阮玲玉成功的表演，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人。许多人甚至随着阮玲玉的哭泣在低声地抽咽和流泪。阮玲玉的演技深深地感动了导演吴永刚。事后，他风趣地称阮玲玉为“感光快片”。
1934年下半年，《神女》封镜上映，在上海滩轰动一时。时年二十七岁的吴永刚也由此一炮走红，跻身于名导的行列。值得一提的是，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82年，首次规模宏大的“中国电影回顾展”先后在意大利的都灵、米兰和罗马三个城市举行时，这部历尽沧桑的黑白无声片《神女》，再次引起轰动，显示出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阮玲玉在联华公司短短的几年中，先后接连主演了《故都春梦》、《野草闲花》、《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香雪海》、《神女》和《新女性》等18部影片，几乎片片叫座。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她前后总共拍摄了29影片，成功地塑造了旧时代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瞩目。1933年，在由《明星日报》发起的电影皇后评选中，虽然她的成功之作《神女》和《新女性》尚未问世，而她的得票率也只是仅次于当时红极一时胡蝶而名列第二，由此可见她当时的影响之一斑。
《新女性》一片是阮玲玉成功的巅峰之作，但也是她艺术与人生的“绝唱”——正是这部影片，将才华横溢的阮玲玉推向了生命的终极，把她逼上了自杀的绝路。
《新女性》中女主人公韦明，就是前文介绍的“作家明星”艾霞的化身。
艾霞自杀后，电影界的进步人士无不义愤填膺，深为她的不幸感到愤怒和悲哀。当时，正在拍摄《渔光曲》的蔡楚生，便请他的好友孙师毅执笔，以艾霞的生平为题材，写成了电影剧本《新女性》。剧本完成后，蔡楚生亲自执导，邀请阮玲玉饰演剧中的女主角韦明。影片通过韦明的悲惨身世，深刻揭露了旧中国正直女性被迫害、被侮辱的命运。阮玲玉出色的表演，震怒了反动派当局和当时的恶势力。“软性电影”的主将们也对《新女性》恨之入骨。于是，一场封杀《新女性》的围剿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拉开了序幕。几股反动势力狼狈为奸，联手出击，欲置《新女性》及其主创人员于死地。他们在上海爵禄饭店包了一个房间，进行策划和密谋：其一，唆使反动的“新闻记者工会”出面抗议，以影片侮辱了新闻记者为由，要求出品《新女性》的联华公司公开登报道歉，不准影片再次上映，如要上映，必须进行大量的剪辑和删改；其二，指使《明报》记者老滕，在报上接二连三地发表攻击辱骂孙师毅和蔡楚生的文章，企图要把孙、蔡二人骂出上海电影界。
当时，联华公司的老板罗明佑担心事态进一步恶化，影响自己公司的声誉和生意，不顾公司员工的反对，连忙表示“一切照办”。但是，孙师毅和蔡楚生这两位在上海滩电影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根本不理这一套。他们不仅不屈服，反而横眉冷对，在当时上海的几家进步报纸上，撰文进行反击，继续为艾霞鸣不平。爵禄饭店的一伙人见怒骂不倒孙、楚二人，就把攻击的矛头转向《新女性》的主角扮演者阮玲玉，抓住阮玲玉不幸的身世和失败的婚姻大做文章。
阮玲玉在事业上虽然辉煌有成，但她的婚姻却是一场悲剧。她的前夫张达民，就是她母亲为之佣工的张家小少爷。此人吃喝嫖赌流氓成性，利用主子的身份和淫威，逼迫阮玲玉和自己同居后，仍然劣根不改，不务正业。阮玲玉出名之后，张达民更是变本加厉，抓住阮玲玉这棵摇钱树挥霍无度，几乎把阮玲玉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挥霍一空。阮玲玉生性柔弱，加上又是一位“公众人物”，不想和他闹得天翻地覆，总希望他能浪子回头，竟三番五次地托人给找工作。但是，由于张达民一味的胡来，三次饭碗都让自己给弄砸了。这时的张达民不但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露出一副无赖的嘴脸，天天缠着阮玲玉要钱花。有几次甚至在公开场合或是追到摄影棚里，也不顾阮玲玉的身份和面子，弄得她下不了台，十分难堪。更令人难忍的是，张达民除了向阮玲玉要钱之外，还动辄即发淫威，对阮玲玉施以拳脚，极尽侮辱之能事。阮玲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曾两次吞服过大量的鸦片和安眠药，幸亏被人发现早才救活过来。阮玲玉从此对张达民彻底失望了，最后不得不和他办理了离婚手续。
阮玲玉离婚之后，并没有获得自由和解脱。当时，上海滩的一位情场老手唐季珊又向她张开了阴谋的网。
说到唐季珊，当年的上海滩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唐季珊是一位茶叶商人，很是有钱。家中除了有妻室之外，还养了几位情人，是一位玩弄女性的风月老手。1925年，上海新世界游乐场仿效某些西方国家的作法，在中国第一次举办电影皇后大选活动。当时，红影星张织云因主演《空谷兰》而名噪一时，于是在这场大选中，登上了我国第一届“影后”的宝座。就是这位茶叶商人唐季珊，不晓得玩弄了什么伎俩，让刚刚荣登首届影后宝座的张织云，竟与著名的大导演卜万仓劳燕分飞，转而投入了他的怀抱。唐季珊骗得影后张织云同自己结婚之后，便进一步把她骗到美国，说是要带她到好莱坞拍电影。谁知到了美国之后，这位第一次出洋的中国影后却完全失去了自由。她完全失去了电影明星的身份，只能是以“唐太太”的身份出现在社交界，完全成了唐季珊的一只“花瓶”。结果，张织云只好失望而归。
回国后，张织云又发现唐季珊不仅家有妻室，而且外面又有新欢，她才知道上当受骗，于是便同唐季珊大吵大闹。唐季珊本来就没有想同张织云白头偕老，只不过是玩玩而已。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便在1931年，将红颜不再的电影皇后张织云一脚踹了，给了她一笔钱让她移居香港。
张织云移居香港之后，唐季珊又盯上了在第二届影后大选中，仅次于“影后”胡蝶的阮玲玉。这时，他又故伎重演，诱骗阮玲玉堕入了他的情网，与她建立了同居关系。
阮玲玉与唐季珊同居之时，正是《新女性》遭到封杀之日。爵禄饭店的那伙人，立即唆使阮玲玉的前夫张达民去法院告状，否定他与阮玲玉结束婚姻关系的法律公证，状告阮玲玉与唐季珊私通。当时的上海特二法院地方刑庭也与这股反动势力串通一气，编造了阮玲玉与唐季珊通奸卷逃的假案。于是，上海滩的无聊小报逮住这个机会，群起而攻之，连篇累牍地炒爆阮玲玉的花边新闻，找阮玲玉大算“风月账”，弄得所有的舆论几乎一边倒，使阮玲玉一夜之间成了一个伤风败俗的坏女人。
然而，就在阮玲玉正需要保护之时，唐季珊不但不挺身而出，为其直言辩诬，反而迁怒于阮玲玉，对阮玲玉一反常态，落井下石，喜怒无常，极尽凌辱之能事。
面对两位恶棍的纠缠和来自社会的强大的恶势力，阮玲玉别无选择，只有再一次选择以死来抗争。于是她就选择了1935年3月8日这个不同寻常的日子，结束了自己年仅25的生命，含恨离开了人间。
临终之前，阮玲玉留下了一纸遗书。她在遗书中写道——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对他不住的地方……想之又想，惟有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之死，终于唤醒的社会的良知，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公愤。
当阮玲玉的遗体移置上海万国殡仪馆后，每日前来吊唁者人山人海，胶州路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交通阻塞。成千上万的影迷和中外友人前来瞻仰遗容，送来花蓝花圈。有影迷主动地前来为她守灵，帮她料理后事。当时甚至有一位素不相识的美国老太太，也特地派人送来花圈，表示她对这位中国女性的尊重。在为阮玲玉举行追悼会的那一天，自动前来吊唁的文艺界人士及上海市民竟达十万之众。英租界巡捕房不得不派出大批巡捕，到场维持秩序。
3月14日，阮玲玉的灵柩运往联义山庄安葬，前来送葬的队伍长达十余里。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专程从南京、杭州赶来的。当时从万国殡仪馆到联义山庄的20里长的路上，灵车过处，万人空巷，沿途夹道致哀者多达30万人。当时驻上海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事后撰文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葬礼”。该报在报道这一新闻时，还配有一幅插图：送葬的行列中有一位大汉，身穿龙袍，头扎白布。意思是：如果中国还有皇帝，也会来参加葬礼的。
美国《洛杉矶报》报道这次葬礼的题目是《三十万群众送中国女明星之丧》。该文说：“仰慕阮女士才艺而专程前往瞻谒遗容者逾十万，悲壮热烈之情形，较范伦铁诺死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种情形在中国当属空前。”
阮玲玉生前所在的联华影业公司，为她写下的悼词是——
粤秀之英，珠江之灵。漠漠艺海，灿灿银星。
温其如玉，磨而不磷。为弱者强，为屈者伸。
噫彼巾帼，舍生成仁。衔哀作诔，式昭德音。
25岁的阮玲玉舍生成仁后，鲁迅先生也义愤地写下了一篇《人言可畏》的杂文，为“无权无勇的阮玲玉”鸣不平，谴责那些黄色小报“对强者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是强者，所以有时忍气吞声，有时仍可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其发扬余威的材料。因为她有名，却无力。”该文又说：“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
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心中悲愤之一斑。
让世人感到更可恨的是，阮玲玉死后，曾经直接迫害阮玲玉的两位凶手并没有由此而罢休。张达民和唐季珊两位恶棍还想借尸还魂，发一笔死人财。
当时张达民见阮玲玉影响之大，便立即灵机一动，在上海游说月明影片公司，拟拍一部《谁之过》的影片，企图现身说法，既为自己开脱罪责，又想捞一笔钱财。结果剧本一时无法定稿，遂成泡影。谁知张达民贼心不死，三年之后，他又跑到香港世界影片公司，毛遂自荐，要自编自演与阮玲玉“恋爱”经过的爱情片，片名初定为《阮玲玉》，后改为《情泪》。内容当然是诋毁死者，为自己开脱。结果，影片拍成之后，香港、广州和南洋所有的影院全部拒映，又一次让他的美梦成空。张达民也在一片谴责声中，竟在35岁时一命呜呼。
和张达民有异曲同工的另一个恶棍唐季珊在阮玲玉死后，立即摇身一变，则扮演起一个“情种”的角色，也想大捞一把。阮玲玉死后，唐季珊竟然在自己办的昆山农场里为阮玲玉立起了牌位，供奉起一幅阮玲玉的玉照，牌位前每天香火不断。凡是前去买茶叶的顾客，都被他领去缅怀瞻仰，他还能当众挤出几滴泪水，宣传他与阮玲玉的“恩爱”，以此抬高身价，招徕顾客。不过唐季珊的这种表演，只不过是给人增添了一种笑料而已。
不过，天才影星阮玲玉陨落之后，追忆、缅怀她的还是大有人在。从阮玲玉自杀到出殡的那一个星期内，为阮玲玉而以身殉情的影迷就有几十人之多。仅在三月八日这一天，上海就有三名少女为阮玲玉而自杀。她们在遗书上不约而同地写道：“阮玲玉死了，我们活着还有意思？”据说在整个丧事期间，仅上海一地，就有五名少女为此而自而尽。
除此之外，绍兴的一位影迷夏陈氏听说阮玲玉自杀的死讯后，也服毒而亡；还有杭州联华影院的女招待张英美，也为阮玲玉之死而服毒自尽。
除了广大的观众和影迷之外，当时影艺圈中为阮玲玉而以身殉情者也不乏其人。特别是在事隔14年之后的1949年，竟有一位事业有成的影星，还为阮玲玉殉情而亡——此人就是被世人誉为“阮玲玉第二”的“南国影后”李绮年。
阮玲玉之死，再次上演了一出影坛红颜劫。
真所谓：“天才影星”再遭劫，“人言可畏”警后人。
三、有“阮玲玉第二”之称的“南国影后”李绮年在《人言可畏》一片中的精彩表演让阮玲玉“又回到了人间”，然而相同的人生经历却让她再一次上演了一出三十年代影坛红颜劫。
李绮年这个名字，对今天内地的电影观众来说，实在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但是，当年在香港和南洋一带粤语片流行的地方，李绮年的名字几乎是如日中天，比当年电影皇后胡蝶女士的名声还要大。
1936年，由李绮年和粤语片“白马王子”吴楚帆联袂主演的《生命线》一片推出之后，让她一夜之间走向了事业的巅峰。一时间，她立即成了南中国和东南亚等地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她也由此同吴楚帆分别登上了“南国影后”和“粤语影帝”的宝座，成为三十年代影坛的风云人物。
李绮年于1914年生于广东，长在香港，原名李楚卿。从小就是一位天真活泼、美丽娇媚的姑娘。她在中小学时代，就是阮玲玉的崇拜者。只要是阮玲玉主演的影片，她每一部都要看上七八遍。在她的闺房深处，挂满了阮玲玉的剧照。她从小就梦想自己将来有一天，能像阮玲玉那样成为一名电影明星。
据说她在17岁那年，偷偷地约了两位女友，瞒着父母从香港搭船来到上海，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得到一张阮玲玉亲笔签名的照片。那次上海之行的目的是否如愿以偿，已经无从考据了。但是，这一举动却成了她后来离家出走的直接契机。从上海回到香港之后，她那担惊受怕了好几天的父亲终于转忧为怒，一怒之下，将她房中张贴的阮玲玉的剧照全部付之一炬，烧了个精光。他担心女儿全由此走火入魔。谁知父亲的这种做法却适得其反——李绮年一气之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冲出家门远走高飞，并且一走杳如黄鹤，不给家里半点音信。
李绮年离家出走之后，流落到了澳门，生活没有了着落，便在街头流浪。一天，一位姓庄的富商去澳门福隆新街嫖妓，在灯光朦胧的街头，发现了这位青春美貌的流浪女，于是不再朝灯红酒绿的妓院走去，而是走向了这位少女，以请佣人为由，将李绮年带回家中。到了家中之后，这位富商才直言相告，说要纳她为妾。当时李绮年正值穷途潦倒，生计没有着落，便半推半就勉强答应了。谁知这位富商家中已是妻妾成群，而他又是一个非常“惧内”男人。家中那些妻妾见他又带回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便一致反对。姓庄的也别无良策，好在手中有钱，第二天便寻了一幢小洋楼，另筑“香巢”，把李绮年安排在这幢小洋楼里养了起来。
从此，李绮年衣食不愁。但是，这种生活并不是她的初衷。何况这位姓庄的慑于众妻妾的淫威，又不敢给她名份。李绮年也不愿长期做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黑市夫人”，于是，便在寻找机会，飞出这“金丝笼”。一天，她在街上闲逛，偶尔发现香港大观影片公司招聘新演员的广告。李绮年心里一动，心想多年的夙愿总算等到了机会。回到小洋楼之后，她便手忙脚乱地收拾了一番，然后便不辞而别地逃回了香港，到大观影片公司应试去了。
面试的这一天，来了许多妙龄少女。但是主考的关文清和赵树燊却发现这位应试的女孩不仅身材窈窕，容貌姣好，而且酷似阮玲玉再世。同时，在表演一些小品时，李绮年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又完全是阮玲玉的风格。这两位主考官心里又惊又喜，便不约而同地给她打了高分。就这样，李绮年就轻而易举地进了大观影片公司，与公司签订了一份三年的合约，并将“李楚卿”改名为李绮年，成了大观影片公司的一名正式演员。
李绮年进入大观影片公司时，正是1935年年初，离阮玲玉在上海自杀刚刚不久，“阮玲玉热”正在波及香港影艺圈。因此，大观影片公司十分器重这位“阮玲玉第二”。经过很短的速成培训后，公司就让李绮年担纲主演粤语片《昨日之歌》。
《昨日之歌》很快封镜面市，一经推出，果然不同凡响，在南中国和东南亚引起了轰动。李绮年也由此一炮走红，成了名副其实的“阮玲玉第二”。也正是在这时，李绮年的父母才发现，原来《昨日之歌》影片中的主角李绮年，正是自己离家出走多年的女儿李楚卿。两位老人真是惊喜交集，连忙赶到大观影片公司寻找自己的女儿。三人见面之后，先哭后笑，一家人又热热闹闹地大团圆了。这一传奇的新闻，一时成了香港、澳门多家报纸的热门话题。
谁知新闻媒体的这一炒爆，却马上给李绮年带来了一连串的麻烦。由于李绮年当年在澳门流浪了几年，自然免不了和一些男士有些瓜葛。如今成了大红大紫的明星，那些男士自然不甘寂寞，于是就打电话的打电话，写信的写信，要认这位昔日“情人”；有的甚至在报纸上撰文曝光，对其起先讹诈要挟。顿时闹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各种小报上的那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花边新闻”，让李绮年在澳门几年的私生活一下子暴露无遗。一时间，在港、九、澳三岛，甚至在东南亚一带，李绮年的名字尽人皆知。不过，当时的这些流言蜚语还只是给李绮年造成了一些小小的麻烦，而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
几天以后，李绮年收到了一封来信。这信就是那位姓庄的富商亲笔写来的。姓庄的在信中说，自从李绮年逃走之后，他一直在明查暗访，不期今天终于真相大白。他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李绮年在十天之内，立即来澳门，与他履行同居的合同。他还在信中对李绮年说，他已经请好了律师，如果李绮年不如期赴澳，他将诉诸公堂。
李绮年收到这封信之后，自然是不予以理睬。谁知几天之后，大观影片公司真的收到了澳门律师楼的一封公函。其中除了要求李绮年如期赴澳履行与庄某的合约之外，还提供了一份庄某的证词。那位不知羞耻的庄某在证词中，除了把李绮年有关女性的隐私都暴露了之外，甚至连李绮年那最隐秘的部位长有一颗红痣之类的话都写上了。公函最后称，如果李绮年女士不接受公函中的条款，那么律师楼将接受庄先生的委托，在不日之内，会将这份证词公诸于报端……
刚刚出道走红的李绮年，面对这种恶毒的要挟，几乎是悲痛欲绝。她说，自己刚刚成了“阮玲玉第二”，没有想到这位庄某，竟急忙跳出来扮演“张达民第二”。当时她真想一死了之。
所幸运的是有一天，一位朋友给她透露了她一个消息，说庄某的无耻行径已经遭到了他所有的妻妾及子女的强烈反对，庄某已经取消了原来的打算。李绮年一听才转忧为喜。果然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对方真的再也没有动静了。这件事最后终于是不了了之。
最让李绮年高兴的是，大观影片公司并没有因为李绮年隐私的曝光而冷落她，反而要重用她，决定由她和有粤语片“白马王子”之称的吴楚帆，联袂主演公司的重头戏《生命线》。
1935年年底，《生命线》隆重推出。李绮年果然不负众望，以成功的演技让《生命线》再次引起轰动。她也由此一举登上了“南国影后”的宝座。
1936年，香港名导关文清根据阮玲玉的生平，编写了一部《人言可畏》的剧本，由李绮年提纲主演片中和主要人物阮玲玉。这时的李绮年无论是声望、演技还是人生体验，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结果在《人言可畏》一片中，她利用酷似阮玲玉“形似”的优势，加上自己从少女时代开始就对阮玲玉“追星”的多年的揣摩，终于把阮玲玉这位“悲剧皇后”演绎得活灵活现，催人泪下。影片上映后，许多观众差不多都是泪流满面地走出剧院。当时影评界一致公认，李绮年的表演“活化了阮玲玉，仿佛让她又回到了人间”。
从此，李绮年在香港一带粤语片流行区声誉鹊起，如日中天，名声超过了当年的一代“影后”胡蝶，成为当之无愧的“南国影后”。这时，李绮年同样为自己的成功感到自慰，因为只有到了这时，总算可以告慰一代明星阮玲玉的在天之灵，让自己多年的追求和崇尚终于好梦成真。
在大观影片公司期间，李绮年先后主演了《摩登新娘》、《山东响马》、《风流小姐》、《太平洋风云》、《女战士》、《女中丈夫》和《火中的上海》等十多部影片，几乎是片片叫座。与大观影片公司的合同到期后，她又被上海艺华公司的老板严春堂以重金“挖”到上海。这时，二战的战火即将蔓延到南中国和东南亚，李绮年在艺华公司主演了《女皇帝》、《梁红玉》、《风流寡妇》、《天长地久》和《贼美人》等六部影片后，上海就沦陷了，成为“孤岛”。
上海沦陷以后，李绮年坚决不与敌伪合作，退出了影坛。这时，她拉起了一个话剧班子，靠演话剧为生。虽然生活日渐穷困潦倒，但她却表现了中国电影演员“时穷节仍现”的高贵民族气节。不过，这时的李绮年还有一个人生的精神支柱，就是她这时终于找到了一位真心相爱的恋人。她的这位恋人叫林修文，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的堂侄。由于林修文受到堂叔林觉民的影响和教诲，同样是一位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当时李绮年流落澳门时，就与林修文一见钟情，山盟海誓。抗战爆发后，林修文在李绮年的支持下弃文从军，以叔父林觉民为榜样走上了抗日前线。在临行前夕，他写了一首《咏志》诗赠李绮年，诗曰：
从军报国不负卿，杀敌疆场抗倭军。
但愿凯旋结连理，偕赴黄岗祭叔灵。
李绮年读诗后甚为感动，也为自己的意中人感到自豪。她想，这也许是自己比崇敬的偶像阮玲玉幸运的地方。她为此感到幸福。当时林修文虽然远在抗日前线英勇杀敌，却与李绮年时有书信往来，鼓励她在“孤岛”勇敢地活下去，迎接他凯旋归来，同她喜结连理的那一天。
谁知抗战胜利前夕的一天，突然噩耗传来，林修文不幸战死沙场，倒在枪林弹雨之中。李绮年的精神受此重创之后，几乎是一蹶不振，对生活失去了勇气和希望。
然而就在这时，一位名叫黎化的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在李绮年最需要安慰和温暖的时刻，他主动地扮演出“骑士”的角色。为了排遣精神的空虚和寂寞，李绮年便很快同黎化结了婚。婚后，李绮年才发现，原来这个黎化，不仅是一位对自己觊觎多年的色狼，而且还是一位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男人，又是一个“张达民第二”。
这时的李绮年对人生彻底地失望了。1949年，她带领剧团到越南、柬埔寨一带演出。由于事业上的失望和生活上的绝望，李绮年完全丧失了生活的勇气，于是，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在金边的一家旅馆里，她最后一次仿效阮玲玉，吞食了大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年仅35岁的生命。
临终前，李绮年给世人留下了一份发人深省遗言。她在遗言中说：
我的一生就像我崇拜的阮玲玉一样苦，就连最后嫁的丈夫也像阮玲玉的丈夫张达民！……
“南国影后”李绮年的一生结束了，她的故事也结束了。在她短暂的一生中，观众不仅随时都可以找到阮玲玉的影子，同时也能找到旧中国所有不幸的女明星的影子。李绮年以自己短暂的一生，不仅演绎了一代影星阮玲玉的坎坷的一生，同时也演绎了自己的不幸。
真所谓：自古红颜多薄命，生死连环有知音。
从“作家明星”艾霞，到“天才影星”阮玲玉，再到“南国影后”李绮年三个人的生死连环，为当代观众展示了一条旧中国女明星不幸的人生之旅。“自古红颜多薄命”，然而旧中国的那些女明星们尤为命薄。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