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2000多年前的王莽当政时期，也就是一代楚王在徐州狮子山下葬100多年后，一群盗墓贼闯进了他的地下宫殿，野蛮地打开玉棺，发现了里面的金缕玉衣。接下来发生的，是楚王生前想想都会颤栗的一幕：他们拆开金缕玉衣，把楚王的尸骨抛到一边，然后将玉衣拖到陵墓的天井，抽取上面的金丝。按照西汉人的观念，那是楚王魂飞魄散的一刻，他希望用金缕玉衣让自己永生的梦想就此破灭……
2000年后的今天，修复后的金缕玉衣陈列在徐州博物馆展厅最显眼的位置。玉衣由上等和田白玉制成，玉片有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半圆形、月牙形等形状，最大的鞋底片近9平方厘米，最小的手套片不到1平方厘米，有的厚度还不到1毫米。目前国内修复完整的玉衣有7件，一件玉衣由2000余片玉片拼缀而成，而这件玉衣用了4248片玉片，穿缀的金丝重近1600克，是目前国内出土玉衣中年代最早、玉片最多、玉质最好、工艺最精美的一件。
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从遥远的新疆运来玉料，再对每块玉片钻孔和磨光，编缀玉片还需许多特制的金丝，制成一套“金缕玉衣”所费的人力物力十分惊人。但对永生的狂热追求，导致了玉衣等丧葬用玉的高度发达。西汉人认为，魂与魄互相依存，而魄依附于身体，只要身体不朽，人就可以留住魂魄，在阴间延续原来的生活。王侯贵族们相信美玉凝聚了天地之精华，穿上玉衣便可尸身不腐，因此他们死后不仅穿上玉衣，连头部的七窍，甚至下阴和肛门，都配有玉罩或玉塞。葬在狮子山的这位楚王穿着玉衣长眠在玉棺中，玉棺一面髹漆，一面镶贴各种形状的玉板，数量达2000余块，镶玉面积接近9平方米，且多是来自新疆玛纳斯河流域的碧玉。镶玉漆棺制度所耗费的财力是诸侯国乃至西汉中央王朝都难以承受的，东汉朝廷规范葬玉制度，保留了玉衣，摒弃了玉棺。因此考古发掘中玉棺比玉衣更加罕见，狮子山出土的玉棺是全国出土的第二具。
“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也是汉代流行厚葬的原因。狮子山楚王陵几乎掏空了一座山，但这是一座没有完工的陵墓。前墓道里残石林立，有很多石构件半成品；有些墓室还未完工，主体建筑部分缺少厕间和排水设施；建造粗糙，壁面未涂朱砂；附近的兵马俑坑是仓促掩埋的，这些均表明陵墓的营建因突发事件而中止。幸而墓中出土了墓主的头骨、下颌骨、肋骨、股骨和骶骨，再结合金缕玉衣的尺寸，一代楚王的形象得以复原：方面阔口，肩宽背阔，身高175厘米，去世时只有37岁左右，他挥剑策马的雕像就树立在狮子山楚王陵入口处。
那么，他究竟是12代楚王中的哪一位？专家们从出土文物中寻找证据。墓中出土了17万多枚铜钱，均为“半两”钱，而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开始铸造的五铢钱却一枚也没有发现，再结合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专家断定，墓主应该是第二代楚王刘郢（也有史料记作刘郢客）或第三代楚王刘戊。不过刘郢是寿终正寝，且有子嗣，而刘戊在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参与吴楚“七国之乱”，兵败自杀且绝嗣，墓葬由此停建显得最为合理，因而墓主很可能是刘戊，由4000多件陶俑组成的庞大的步骑军阵，也最符合他的性格和身份。但也有专家认为，汉代诸侯王即位后第二年即开始为自己修建墓葬，而刘戊在位21年，墓葬应该修建得十分精致，墓葬未修完应该是墓主在位时间短且死得突然，符合这一条件的是刘郢。更重要的是，狮子山王后墓即羊鬼山汉墓修得较为完善，说明王后去世时间要晚得多，因此这位楚王不可能是参与造反的刘戊。
历史上无数帝王将相的陵墓遭到盗墓贼洗劫，狮子山也不例外，而这次盗墓之巧妙，着实令人叹为观止。盗墓贼找到了山顶唯一通往墓室的通道——天井，然后向西北方向几乎是笔直地打了一个盗洞，终点恰好就是墓室的唯一通道——甬道的入口，这说明盗墓贼很熟悉墓葬结构，有可能是当年工匠的后人，甚至就是墓园驻军监守自盗。然而工匠们封墓时在甬道里布置了四组塞石，塞石呈长方形，每块重五六吨，四块塞石一组，形成“田”字形，塞石间的缝隙手插不进。然而这帮盗墓贼想出了个巧妙的办法：在塞石上凿出一个牛鼻状的环扣，穿上绳子，像牵牛一样拽出了右上角的一路四块塞石，钻进墓室，把里面的金银财宝带回到天井，放在塞石上拣选，金缕玉衣就是在塞石上被抽去金丝的。
盗墓一直令古代王公贵族们提心吊胆，而汉代的厚葬之风使大型汉墓成为盗墓贼的首选目标，以至于一代楚王竟要向盗墓贼“哭穷”。徐州龟山汉墓是第六代楚王刘注夫妇的同茔异穴墓，墓前部树一块石碑，用小篆写了一段话，大意是：后世贤大夫们，我虽然是一代楚王，但我敢向上天发誓，墓中没有值钱、华贵的服饰，没有陪葬的金宝玉器。当你有幸看到这段刻铭, 你心里一定会为我悲伤。所以，你们就没有必要再动我的墓葬了。结果，盗墓贼并没有放过他，龟山汉墓被盗过两次。
不过刘注的话代表了一种薄葬观念。三国时期，曹丕提倡薄葬，一道《终制》禁令，宣告延续了400多年的玉衣制度终止，从此中国玉器进入了世俗化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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