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人之爱妆饰，自古而然。
由常识而论，美容既费钱财，又耗时光，非二者兼备，不能细心刻化。
我国古代女子妆饰，登峰造极者当首推唐代。而唐代之代表，当首推皇室。当时女子妆饰，必创始于宫廷，而民间效之；流播所及，北里群花之官妓女子又效之。但娼妓对于唇、眉、面、发的化妆术，在继承一般化妆的特点中，比较更为革新。兹分述如下：
一、发式 古代女子发式的美丑，与容貌的姣好大有关系。前人赞美女子的语言，有“秀发如云”、“长发委地”；发式也呈诸多名目，分曰“高髻”“堕马髻”两大类。前者取向上的形式，高如耸立之层云，我们从影视中看唐代宫女或更看公主们的头饰便知。后者向下低垂，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最时髦的女性大多如此。
二、眉 有个成语叫“眉目传情”，可知眉与目的同等重要，也是女子面部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汉代张敞画眉是有名的故事，这位担任过京城长官的男子就曾为他的市长夫人描画眉毛。这件事在当时传为美谈，还居然写进了《汉书·张敞传》。眉毛的化妆也是两种。一种细而长，一种宽而广。具体画法当然有些讲究，总之要好看才是。据说有所谓“西蜀十眉图”。
三、唇 唐有乌膏注唇的风尚。白乐天《时事妆》诗：“乌膏注唇唇似泥。”《唐书·五行志》：“元和之末，奇异化妆流行，不施朱粉，唯以乌膏注唇。”
《清异录》说：“僖、昭时，唐代都中倡家，竟尚妆唇，妇女以此分妍否(美丑)。其点注之工，名字差繁，其略有胭脂晕品、石榴娇、大红春、小红春、嫩吴香、半边娇、万全红、圣檀心、露珠儿、内家圆、天工巧、落儿殷、淡淡心、朱龙格、双唐媚、花奴样子。”可见唐末倡家唇的化妆术，非同一般。
风气所及，又反过来影响主流社会。至后来，良家妇女渐渐有效仿娼妓妆饰的习惯，为正统人家所鄙夷不屑。
《叙小志》说：“唐崔枢夫人治家整肃，不许群妾作时世妆。”对流行的娼家时髦妆饰是厌恶禁止的。但除非运用权力严令约束，否则这种干预往往收效甚微。
明谈迁《枣林杂俎》引安阳人“张氏风范”说：“弘治、正德初，良家妆饰，耻类娼妓。自刘长史更仰心效之，渐渐因袭，士大夫不能止。近时冶容犹胜于妓，不能辨焉。风俗之衰也。”叹息归叹息，流风之不可遏制，却是无可奈何的事实。
引文中“近时冶容犹胜于妓，不能辨焉”，则女性之妆饰，在明代中后期已比妓女更胜一筹。具体情形，不妨看今日某些演艺明星及时装模特，便可略知一二。
其实元、明两朝，对娼妓、乐人的服色，有着特别的规定。
据《元典章》：“至元五年中书省劄，娼妓穿皂衫，戴角巾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元史·舆服志》说：“仁宗延祐元年定服色等第(等级)诏：娼家出入，只服皂褙子，不得乘坐车马。”
《明史·舆服志》也有类似规定：“教坊司冠服，洪武三年定。……乐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但从实际操作看，恐怕不免形同虚文吧。
以妓女的职业特点，当是卖笑为生，想要博取嫖客好感，妆饰是不能不刻意追求的。这刻意追求的结果，便是拿了小脚去迎合心理变态的嫖客。
娼妓裹足之风，宋、元以后最盛。古代女子施朱敷粉外，又涂额之黄，画眉以黛，大抵注重唇粧、眉粧、额粧、面粧，及鬟髻粧。以“缠足”为一般妇女妆饰品的，则自宋以后，却有可征。《侯鯖录》说：“京师妇女粧饰与脚，皆天下所不及。”《辍耕录》说：“元丰(宋神宗年号)以前犹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脚为耻。”
凡事形成风气，便不可疗救了。
娼妓裹足，大约亦始于宋代。作俑者良家，而娼妓仿效。《艺林伐山》说：“谚言杭州脚者，行都妓女，皆穿窄袜弓鞋如良人。”这就是明白的证据。
元代伊世珍《瑯環记》说：“吾闻圣人立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所居不过闺阁之内，欲出则有帷车之载，是以无事于足也。”
中国专有一类烂污文人，凭此卑劣心肠立身处世，将原本丑陋之举，附会为经典学说圣人理论。这位伊世珍便是代表。
且看另一位元代文人的说法。白珽湛《渊静语》说：“伊川六代孙(程)淮咸淳间为安庆倅。明道年五十四卒，二子相继早逝，无后。淮之族尚繁衍，居池阳。妇人不缠足，不贯耳，至今守之。”盖当时缠足已成天经地义，伊川族人中的女性不肯随俗，白珽湛所以特别记录这一桩事实。白氏提及的这位伊川先生许多人未必知道，但影响中国近千年的“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类封建礼教，就是这位伊川先生创立的道统思想，俗称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颐，与朱熹齐名。
伊川先生要别人家的女子中规中矩，即使做了寡妇也不得改嫁，可他家的女性却拒不缠足，其兄程明道的两个儿子相继早逝，儿媳也曾改嫁他人。这答案说来只有两种，要么是我们把圣人的理论理解错了，要么是圣人的理论只合要求别人，自己则可以例外。但凡读懂了这点，你就是圣人，愚民政策对你无用。
中国的事情就很古怪，照理美容是能增加女人魅力的手段，无可指责。问题在于居然无聊到拿了脚来痛下功夫，实在无法理喻。当初是良家女仿效宫廷，继而娼妓门中也兴起缠足之风，因为嫖客喜欢。
其间更有政治的压力参与其中，明沈德符《野获篇》说：“明时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是裹足成为贵族妇人专有妆饰品，贱民阶级女子，则政府以法令禁止。如是一来，缠足便成为一种地位，一种身份，一种不可或缺的光荣。导致民间女子，便要竞相追逐，哪怕穷得瘪着肚子，也要品尝贵族阶级的虚荣。嫖客花钱买笑，虽说不能企盼宫女接待，却可以让妓女也学宫女姿态。政治的压力反而促成社会的广泛响应，法律遂成空文而无法贯彻。
市场需求使妓女缠足比民间女子表现积极，而且越小越受欢迎。历史上有位叫杨铁崖的著名嫖客，《辍耕录》上说他“耽好声色，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则脱其鞋袜，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
金莲杯这样的丑行并非杨铁崖首创，宋代便已有之，至明代更大行其道。徐纨《本事诗》说：“何元朗至阊门携榼(酒器)夜集，元朗袖中带南院妓女王赛玉鞋一只，醉中出以行酒，盖王足甚小。礼部诸公亦尝以金莲为戏。王凤洲乐甚，次日即以扇书长歌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齿颊生莲花。’元朗击节叹赏，一时传为佳话。”两嫖客因金莲而互为知音。又唐子畏《咏纤足排歌》云：“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头一对堪夸。新荷脱瓣，月生芽，尖瘦帮柔绣满花。从别后，不见他。双鳬何日再交加，腰边搂，肩上架，背儿擎住手儿拿。”照此看来，小脚对于性交亦有特别快感，无怪乎一般坊间妓女，大家都裹三寸金莲，以为献媚嫖客的工具。有足稍长大者，则被讥诮为“大脚”，文人墨客中的嫖妓者，就要形诸笔墨写诗嘲讽。你叫当时娼妓，为博得嫖客欢心，如何不以缠小脚为推销自己的妆饰品。
中国的文人嫖客，实在要对折磨女人的缠足历史，负相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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