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飘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王映霞
“杭州第一美人”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
当年号称“杭州第一美人”的王映霞，原本姓金，小名金锁，学名金宝琴，生于杭州。据说，之所以起乳名“锁”，是因为“锁”字是由金、小、贝三个字组成，意为金家的小宝贝。后因父亲金冰逊早逝，她随母亲住到外祖父、当时杭州名士王二南的家中，并过继给王二南做孙女。王二南系南社社员，琴棋书画俱精，他为小金锁改名王旭，号映霞。王映霞自幼承欢在王二南先生膝下，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
王映霞肌肤白皙，从小就有“荸荠白”的雅号，是杭州城里有名的大家闺秀、绝色美人。聪慧过人的她先在外祖父开的蒙馆读《三字经》，后入教会学校弘道女校，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
人生若只如初见
似锦流年，如霞笑靥。那一年，那一日，那个人，注定要相见。
1927年1月14日，友人孙百刚家中，19岁的王映霞面如银盘，眼似秋水，挺直的鼻梁，窈窕的曲线，一经出现，立刻让邂逅她的郁达夫惊为天人，并且很快不能自拔。在日记中，郁达夫意乱情迷地写道：“我的心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在不久之后的2月17日的日记中，郁达夫表白得更为清晰：“咳嗽总是不好，痰很多，大约此生总已无壮健的希望了，不过在临死之前，我还想尝一尝恋爱的滋味。”
郁达夫才华横溢，有名士风度，当时已享誉文坛。对于19岁的王映霞来说，郁达夫不久前还是只能在书本中、在先生口中听到的名字，此刻却如此热烈地追求自己，这令她难免有恍然若梦之感。所以尽管当时的她已有了将要完婚的对象，尽管已有家室的郁达夫并不是最合适的结婚人选，但在郁达夫毫不掩饰的爱恋与热烈追求下，王映霞还是在“犹豫、困惑、烦恼、兴奋”的举棋不定后，毅然投入了郁达夫的怀抱。
两人从热恋到结婚，速度很快。1928年2月，王映霞与郁达夫在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才子佳人，名动全城。那一年，她20岁，郁达夫32岁。当时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
风雨茅庐几度离恨
婚后，郁达夫、王映霞从上海移家杭州，筑下爱巢“风雨茅庐”，并与当时杭州的上流社会有了很多的交往。
王映霞曾回忆说：“（初回杭州），这就很自然地给我招来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来访者，增添了麻烦和嘈杂。从此，我们这个自以为还算安静的居处，不安又不静起来。比如，今天到了一个京剧名角，捧场有我们的份；明天为某人接风或饯行，也有给我们的请帖。什么人的儿女满月，父亲双寿，乃到小姨结婚等等，非要来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们竟无半日闲暇，更打破了多年我们家中的书香气氛。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由疏而亲，由亲而密了。所谓‘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正是我们那一时期热闹的场面。”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罅隙。1936年春，郁达夫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王映霞偕其母与三个儿子避难富阳、丽水、汉口。也许是由于时光的消磨，此时的郁达夫对王映霞的爱恋已渐趋冷淡，这让王映霞十分失望。1938年10月18日，她在写给郁达夫的信中抱怨道：“别人都会在文章中称赞自己的妻子、爱人，只有你，一结婚后便无声无息，就像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这个人一样。做你的妻子，倒不如做个被你朋友遗弃了的爱人来得值得……”
后来郁达夫又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盛怒之下，与王映霞反目。王映霞亦离家出走，后虽在友人的调解下有了暂时的和解，然而感情的裂痕却很难痊愈，最终导致二人在新加坡恶脸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这对当年的“神仙侣”最终以“协议离婚”而分道扬镳。
再披嫁衣依旧倾城
离异后的王映霞辗转到了重庆，魅力依旧不减当年，仍是众人眼中十足的“美人”。
1942年4月，由国民政府外交元老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庆再披嫁衣。新郎钟贤道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当时任职于重庆华中航业局，拥有不错的地位与权力。他们的婚礼极为排场，贺客盈门，宴宾三日，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都前去赴宴。
章克标在《文苑草木》中提到这个盛大的婚礼时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
雾都为之轰动，坊间皆称：“钟贤道拐了个大美人！”
平安相守岁月静好
婚前，钟贤道曾向王映霞许诺：“我懂得怎样把你已经失去的年华找回来，请你相信我。”事实证明，钟贤道用他的一生实践了这个诺言。
解放后，钟贤道到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工作，生活比较安定。钟贤道很务实，是那种愿意付出一切努力把家庭生活过好的男人。一开始，家里经济条件还很好时，钟贤道经常带上一家人，星期天去国际饭店的七重天西餐厅吃饭改善生活。不过，慢慢地，钟贤道的状况开始变差了——从航联保险公司，他又被安排去了中国人民银行，先当处长，后来什么也不是了。工资收入也越来越低，从最初的每月三四百元，一点点下降，到后来最多时每月只有六七十元。但他仍尽己所能，做一切能令王映霞感到幸福快乐的事。在王映霞身上用钱，他从不心疼，而对自己却相当省俭。他不吸烟不喝酒，穿的衣服是家里最旧的。上世纪70年代，他给自己买的帽子也仅是五毛钱的便宜货。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是绝对让给王映霞，甚至劝孩子们也少吃点儿让妈妈多吃点儿。
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起因是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亏只是口头参加，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前后仅二十天。王映霞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为了给王映霞“压惊”，钟贤道还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她休养，又带她到苏锡常各地旅游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
对于钟贤道，王映霞无疑是心满意足的，她曾多次对朋友说：“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38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1980年，与王映霞相爱相守了38年的钟贤道在上海病逝；2000年2月，92岁的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乘鹤归去，并与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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