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淡如菊

在中国电影的默片时代，是阮玲玉的一颦一笑，使女性独立和民族觉醒这两大主题首次闯入国人的视野。这两股思潮最终汇聚成强大的动力，开创了中国电影的新传统。在十年的演艺生涯中，阮玲玉以清雅脱俗的外表和入木三分的演技，与卜万苍、孙瑜、田汉、费穆、吴永刚等导演相互成就，一再迸发出电影史上的不朽经典。

唐人司空图在《诗品.典雅》篇中写道：“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人淡如菊“是诗的境界，又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境界？只是往往因时而异，为人所误。纤柔善良如阮玲玉，只因所托非淑，以至走投无路。她饰演的角色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女性挣脱命运的桎梏，然而，她自身的人生悲剧却无人拯救。所幸，这个传奇而又传统的女子虽然消失在1930年代的尘世中，却盛放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在她身后，中国早期电影人栉风沐雨，最终完成了那一代人关于复兴的执着梦想。

【初绽】

接过《故都春梦》的剧本，阮玲玉忍不住蹙起眉头——虽然题材不错，但自己又要饰演骄横艳丽的女子。雷同的角色与戏路，让她颇为忧虑。

自1925年出道以来，四年间，阮玲玉已经主演了《挂名夫妻》、《血泪碑》、《杨小真》、《蔡状元建造洛阳桥》、《白云塔》等众多影片，它们将这个豆蔻年华的普通女孩磨砺出光辉，赋予她鲜花与掌声，然而，她却不知道，除了演绎这些千篇一律的角色和平淡无奇的情节，自己究竟还能走多远。中国早期电影的粗糙状态不仅让阮玲玉忐忑不安，也无法让中国的普通观众们满意：四五十家大大小小的电影公司割据江湖，低成本制作的古装片泛滥成灾。激烈无序的竞争，不仅扰乱了正统电影的市场，也使只重美女不重演技、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粗劣风气迅速蔓延。对于这一切，阮玲玉无所适从，更无可奈何，她所能做的，只是认真地塑造每一个角色而已。

摄影棚里的阮玲玉一如往常，很快进入了状态。然而，导演孙瑜却连连喊停。入行四年多，阮玲玉从没遇到过这样的状况，一时不知所措。孙瑜神情严肃，将她拉到一边耐心讲解：程式化表演、揣摩角色、艺术形象……一堆陌生的词汇涌入耳际，渐渐在她脑海中变成清晰的图景。这是阮玲玉第一次听说这些演戏的门道——即便是以前与名导演张石川合作，他也只是让她“脸上要有虚伪的笑，心里要十分恶毒”而已。阮玲玉如醍醐灌顶，立刻心领神会，尽管角色雷同，但却有许多与众不同的感悟。她只知道，这部影片对新成立的联华影业公司而言极其重要，然而，她却无从知晓，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正悄然演进。

1930年，《故都春梦》公映，一时风靡上海，投资该片的联华影业公司总经理罗明佑欣喜若狂。早在一年前，面对国内电影良莠不齐、武侠神怪片充斥市场的局面，罗明佑便率先提出“复兴国片、改造国片”。在复兴中国电影事业的漫漫征途中，《故都春梦》是他第一次破釜沉舟的试验，也是第一次振奋人心的成功。高举着“复兴国片”的旗号，以家庭题材折射社会现实的《故都春梦》，恰如久旱以后的一场甘霖，清洗了盛行武侠神怪片的中国影坛，刮起一股电影新风，联华公司顺利跻身一流电影公司。这场复兴，也将迷惘中的阮玲玉推上了命运的巅峰，不到一年时间，导演孙瑜见证了阮玲玉从本色演员到性格演员的蜕变，惊呼其演技“出神入化”。

阮玲玉的世界，自此豁然开朗。

【怒放】

阮玲玉演技的觉醒，与中国电影意识的复兴是同步的。女性独立和民族觉醒这两大思潮，正成为新的时代主题。

1930年代初，抗战形势日益升温，中国电影开始由武侠神怪时代向左翼电影运动时代转变，左翼作家夏衍、阿英、郑伯奇、田汉等人纷纷加盟电影公司。1932年田汉完成了代表作《三个摩登女性》，花瓶式的女性形象受到无情批判，那些自食其力、理智、勇敢、关心大众利益的女性，被推崇为最摩登的时代女性。阮玲玉一改以往风流可人的戏路，主动请缨出演无私无畏的青年女工。她塑造的新女性形象，使全社会开始更加关注女性命运。从“五四”时代即被倡导的女性解放，曾在时代的重压下偃旗息鼓，却借着阮玲玉的倾情演出，最终振聋发聩。

与此同时，另一场全新的变革也在跃跃欲试。中国电影人开始从虚构荒诞不经的武侠神怪世界，转向质疑社会现实和人生宿命。1933年，阮玲玉主演了费穆的处女作《城市之夜》，以一个孤苦无依、被迫堕落的少女形象，刺穿了大都市的黑暗和贫富对立。左翼电影的领袖夏衍评价她为“（多么矛盾又是多么使人惊叹的一幅都市之写真画）之中的明晰地浮动之一部分”，周彦则说：“这次在《城市之夜》里人家看的不是阮玲玉，而是那位生活压迫下的女工了。”在当时美貌至上的中国影坛，这样的评论是罕见的。次年，当寂寂无名的导演吴永刚为自己的处女作《神女》四处奔走时，阮玲玉爽快地打消了他的顾虑，看过剧本之后一口答应出演，并动情地刻画了妓女和母亲的双重身份，诠释了导演力图呈现的人性的高度，阮玲玉因此被吴永刚盛赞为“感光最快的底片”。她的完美表现，使这部影片的成就直抵中国默片时代的顶点，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关注，成为时代新的主题。

哪怕是在暂赴香港躲避战难时，阮玲玉牵挂的依然是她的同道们。在他们的齐心协力下，“复兴国片”的口号深入人心，左翼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然君临。

【菊殇】

在歌舞升平和硝烟战火交相刻画都市年轮的年代里，嘶嘶作响的摄影机，人头攒动的电影院，前仆后继地制造着传奇，又见证着不幸。聚光灯下的女性，因美貌而崛起于男性世界，然而，如雪花般堆叠着的，除了声名和财富，还有翻腾的漩涡和暗流——薄幸的男人，无良的媒体，淡漠而猎奇的社会……红极一时的影星张织云、蝴蝶，都是阮玲玉的前车之鉴。张织云被富商唐季珊遗弃，染上烟瘾，郁郁而终；蝴蝶起诉未婚夫林雪怀无故解约，被小报记者围攻。阮玲玉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命运的滚滚车辙。

1933年，阮玲玉第一次与新秀导演蔡楚生合作拍摄《新女性》。这部电影根据明星公司女明星兼才女作家艾霞的经历改编，除了针砭时代的黑暗，更锋利地批判了那些擅长污蔑造谣的小报记者们。次年2月的献映礼上，不少记者被刺到痛处，愤然离席。不久，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作出决议，强迫蔡楚生删节影片，联华公司向记者公开致歉，女主角阮玲玉也因此得罪了小报记者们，为她之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934年末，阮玲玉的前男友张达民将阮玲玉告上法庭。他是个游手好闲，流连于赌场的无赖，阮玲玉与他分居后，他仍再三上门勒索。因《新女性》事件而与联华公司积怨的那些小报记者们趁势将余怒发泄到阮玲玉身上，授意张达民在两级法院分别提出诉讼，他们则在舆论上极尽造谣之能，逞口舌之利，大肆对阮玲玉进行人身攻击。新男友唐季珊早就不满阮玲玉一直接济前男友，一见官司扩大将有毁他的声誉，在和阮玲玉几次争吵之后，索性撒手不管，整日寻欢作乐。

1935年3月8日，是女性欢庆解放与觉醒的节日：对阮玲玉而言，则意味着下一次开庭的时间。这位在银幕上无往不利的新女性，在现实中却四面楚歌，她不愿再去法庭出丑。

“过去的织云，今日的我明日是谁？”带着莫大的悲哀与自嘲，3月7日夜，阮玲玉解下名贵的珠宝戴上父亲生前留给自己的塑料耳环，平静地吞下三瓶安眠药。人生的胶片在25岁时戛然而止。

一切仿佛重新回到1925年的仲春，阮玲玉第一次走进摄影棚面试。在那之前，本命阮玉英的她，只是一个美丽而平凡的16岁少女。她本以为自己将要开始一段不一样的人生，可是跌跌撞撞，路转峰回，最终还是落入命运的窠臼。

3月11日，上海十万民众追随者阮玲玉的灵车。“世界最伟大的哀礼”，《纽约时报》驻沪记者如是形容“中国的英格丽、褒曼”离开这个纷纷扰扰的尘世。阮玲玉遗书中再三慨叹“人言可畏”，亦使病中的鲁迅拍案而起，写下《论“人言可畏”》一文。

所幸，那些沉积多年的梦想并未一同陨落。阮玲玉离世后，她的同道们栉风沐雨，最终完成了那一代人关于复兴的执着梦想。左翼电影运动最终汇成一股浪潮，摧枯拉朽，席卷中国。

《生活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