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郑曼陀是1961年去世的，到现在已经近五十年了。我们知道外公一辈子以画画为生，上个世纪初他自创的擦笔炭精粉肖像画在当时是很有些名气的。近几年有关外公的信息多起来，还有人研究外公的广告画，说他是擦笔水彩画第一人。前些日子CCTV10台在人物栏目中做了一期有关郑曼陀的节目，哥哥知道这消息通知了我们兄弟姐妹，大家关心这事儿，都收看了。节目中展示的外公当年画的一些广告图片，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没想到外公能把那个年代的时尚美女画得如此惟妙惟肖，真让我佩服。但对节目中讲述的外公的故事，我们却不以为然。编辑没有做足功课，对外公的情况知之甚少，且不说把外公的出生祭日搞错，连外公的相貌、家人、生活状况都不清楚。画面中经常出现一个手绘的小老头儿，留着八字胡，带着瓜皮帽，穿着长马褂，拄着拐杖，整一个封建遗老的模样，和真实的外公毫不搭界。
最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陈瑞林教授找到了我哥哥，又来到我家，希望向我们了解有关郑曼陀的一些事情。我奇怪他怎么知道我们是郑曼陀的外孙外孙女的？陈教授说他在网上看到了我写的《我要说话》，那是为了纪念妈妈郑德芳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妈妈从小受到特立独行的外公的影响，因此一生都很有个性。文中说：“我的外公是个自由职业者，是擦笔画第一人。他画的月份牌和广告画，当时在民间颇有名气。外公思想开通，有个性，虽然靠画画维持一家的生计，但是他绝不为‘五斗米折腰’，不趋附权贵，不为钱作假画，一家人和谐自由。”陈教授通过这条线索找到了我妈妈曾经工作过的中国日报社，找到了我哥哥的电话。
我们对外公的事情了解得很少，从妈妈那里听到过一些，近几年又从网上看到过一些豆腐块大小的简单介绍，他的画见到的就更少了。最近写外公的人多了起来，从网上还看到了他画的画。
陈教授向我们提了一些问题，一是郑曼陀的出生日期，二是郑曼陀不画广告画之后的生活和家人的情况。外公的出生年月网上的说法不一，具体的日子我们也说不清楚。姐姐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她记得外公比外婆大十岁，外婆是1986年去世，妈妈说外婆那年88岁。为了搞清楚外婆准确的出生年代，我们通过外婆属狗了查《万年历》，查到外婆出生于1898年。照这样推算，外公应该是1888年出生的。还有，外公是1961年去世的，去世那年他73岁，从这儿也可推算出外公是生于1888年。
外公和外婆都是杭州人。外公从小过继给了一个在杭州经商的安徽人，养父母对外公很好，一直供他上到大学，在杭州育英书院学习英文。可能是因为养父母早亡家境败落，外公没能完成学业。肄业后外公在杭州“二我轩”照相馆工作，先做照片修版，后发展到成立画室，用擦笔炭精粉画肖像。外公具体什么时间到的上海，我们也不清楚，有材料说外公的第一张月份牌《晚装图》画于民国3年（1914年），可见在这之前外公已经到上海了。现在知情的家人都已经相继去世，恐怕只有依靠有心研究的专家去考证了。外婆是18岁（1916年）嫁给外公的，第二年的大年初一在上海生下我妈妈，她是家中长女。听外婆说她生过五个孩子，最后只剩下了我妈妈和舅舅。以前外婆信佛，孩子生病她烧香磕头求佛保佑，结果还是眼见着孩子一个个死去，后来就不再信佛了。一家人靠外公画画过日子。
外公是擦笔炭精粉画第一人，也是擦笔水彩画第一人，他画的广告画、月份牌用的就是擦笔水彩画法，在当年颇受广告界推崇和老百姓的喜爱。当时除了外公，没有人会用这种画法作画。他画画儿有专门的房间，关起门来不让别人看。有人想跟他学画，他也不教，甚至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叶浅予先生想拜他为师，也被他拒之门外，落下了一个傲慢无礼的评价。那个年代“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父”，我想外公之所以如此，是激烈的生存竞争使然。事实果然如此，有些人使用手段倾心研究郑曼陀的月份牌的画法［［注］］，最终看出破绽。那些人学会了擦笔水彩画的技巧，组成画室，以流水作业的方式作画，比他画得快，比他画得多，比他画得时尚，比他画的画价格便宜，最终挤垮了当时以此为生的外公。外公从此（据说是1920年以后）不再画月份牌了。人物栏目说：郑曼陀从此穷困潦倒，坊间也曾流传说郑曼陀死了。我听妈妈说，老百姓不相信外公死了，有人专门为他刻了“曼陀不死”的图章。其实外公远没有到穷困潦倒的地步，他放下画笔到日本去游历，散解郁闷的心情。后来外公改画水彩画了，还是专门画仕女，洛神、天女散花等等。他有很多粉丝，他们专门买他的画。据妈妈说，外公当时每月有三百多大洋的收入，所以妈妈才有可能读上海最好的教会学校中西女中，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舅舅才有可能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妈妈在上海认识了我的爸爸，她和爸爸一起与一些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去了。外公带着一家随着逃难的人群来到了内地成都。1938年底，妈妈从陕北来到成都，在外公家生下了我的姐姐。姐姐一岁后妈妈又离开了家，几经辗转找到党组织，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外公外婆曾带着姐姐到重庆曾家岩50号去看妈妈。据妈妈说，周恩来和董必武还请他们吃了饭，外公送了一幅画给董老。
在成都，外公一年办一次画展，有人买画订画。姐姐说外公很勤奋，早上很早起来画画。外公眼睛极度近视，画画时还要摘掉眼镜，几乎是趴在画纸上画，很辛苦。外公还有个坏习惯，总是用嘴去抿毛笔尖，所以嘴上总是留有墨迹。全家人的生活就靠外公卖画来维持。
最近我们和外公在成都时住的房东的外甥联系上了，那时期他已经上初中，对外公一家印象很深。他来信写道：“你的外公外婆住在我舅父家的时候大约是在1942--1945年，地址在当时的华西后坝玉林坝。你的外公外婆住二楼的一间较大的房子，两面墙有窗，光线较好。你外公在靠窗处放了一张画桌，那个年代他的绘画作品都是在那张不算很大的桌上完成的，我至今还留有他佝偻着身躯专心作画的印象。”
抗战胜利后，外公带着全家回到上海。解放初期外公一家来到了北京，从此再没离开过北京。
外公去世那年我12岁，在我的印象中，外公是个好脾气的老头儿，带着深度眼镜，留着花白的寸头；夏天穿带吊带的西裤，冬天穿长棉袍。外公一点儿都不严厉，还爱开玩笑。他每次见到弟弟东东，都会叫他“咚咚起咚起咚呛”。那时候，哥哥住校，几个星期才到外婆家去一次，外公记性不好，总是记不住我哥哥。每次哥哥到外婆家，外公就会埋怨外婆：“哪里来的这么个小孩子到家里吃饭？”
小时候我经常泡在外婆家，趴在外公大大的桌子上写作业，拉开长长的抽屉，把外婆收集的扣子一个个用线串起来。那时觉得那张桌子真大，我都够不到桌子的另一边，桌子的抽屉都是浅浅的、长长的。后来才知道，那张桌子是外公自己设计的画桌，浅浅的长抽屉便于放画轴。我听外婆说，建国后外公当上了上海文史馆的馆员，她还拿出一张有陈毅市长签字的委任状给我看。翻外公的长抽屉，还会找出一些水彩画画稿，但是我从来没见过外公做画。记得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一次老师让同学们回家后画一幅画，我不知道画什么，就找到外公，请外公帮我。外公在纸上画了一个长着曲卷头发的小人，我生气得大声嚷嚷：“你画得这是什么啊！还是画家呢，画得一点儿都不好！”外公笑了，说：“老师让你画，又没有让我画呀。”现在想起来觉得外公真可爱，而我又真是对他老人家大不敬。
我唯一的一次看到外公的擦笔画，是外婆给我看的一张外公画的毛主席像，如同那些年家家挂的宣传画那么大。当时我看了感觉太像照片了，一点儿都不像画的，只是年头久远，画已经破损了。这张画是什么时候画的我不记得了，我想应该是解放初期，外公还没有从上海到北京来的那段时间。在文革期间外婆把这幅画卖给了一个香港人，那人是慕郑曼陀之名找上门来的。当时妈妈带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上了干校，舅舅已多年没有工作，外婆卖画也是为了生计地无奈之举。
外公晚年得了老年痴呆症，经常一个人离家出走，外婆就满世界去找他。后来邻居们都知道了，只要见到外公一个人在街上走，就会把他送回来。一次外公走远了，从宣武门坐三轮车到了西直门，深夜被见到的人送到了派出所，民警问他家在哪儿？上哪去？他说：上杭州。人老了，在记忆的深处只剩下故乡了。外公是静静地睡过去的，我们和妈妈赶过去，看着沉睡的外公，面带慈祥，毫无痛苦。
外公去世至今已经近五十年了，忽然又有人在追寻他的历史，又有人在研究他的广告画，这真让我感到欣慰。一直以来，我印象里的外公只是个画美女的，不像那些画山水的画家有名气，况且这些是为做广告和做月份牌而画的，属于民间艺术，还听人说这些是美术界的“鸳鸯蝴蝶派”，不入流。现在才知道，是外公开创了擦笔水彩画，使平面的人物变得立体了，成了有血有肉的人，并且服装艳丽有了质感，他曾引领了当年服饰的时尚潮流。
［［注］］“金梅生告诉我：那时候他和杭稚英在商务印书馆刚从练习生学好后，留下来在广告部工作。在业余时间两人都在为印刷厂画稿子，有时也画月份牌。因此他们两人对郑曼陀的画法也想知道。为此他们向熟识的印刷厂借到郑曼陀所画的原稿，两人一起分析研究，认定这层灰黑色底子，决不是用淡墨水一层一层渲染出来的，而是用炭精粉擦出来的。”——摘自《美术生涯70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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