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的年初，蔡文青就马不停蹄地“抢救”着源于30年代老上海的海派旗袍。一个近距离的原因是她想赶在世博会之前搜集一批最具代表性的旗袍，并在世博期间向世人展示那个时代的上海服饰乃至上海的时尚历史。
不要以为蔡文青是穿着海派旗袍长大的，事实上，她出生于1969年，这个看上去相当娇柔的女生，头上有着自己的一片天，她是好几个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本报记者王婧
【新闻背景】
2009年的上海，整个城市在装扮、在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博览会。
这座恢弘的城市，在它百年的时光中，悄悄地沉淀下了一些人和事，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姿态躺在城市的表面或藏在城市的深处，它们也许是一座建筑，也许是一部著作，也许只是一件服饰——这些，用一个专业名词来说就叫做历史文脉。
现在，这座城市中的人，就是要尽力挖出它的历史文脉，加以梳理，进而让它们以最美好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上海市政协委员蔡文青正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她梳理的是老上海的一个特殊的符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文化环境中长成并兴盛，从此走向了经典，它的名字叫海派旗袍。
幻象，最终落进现实
如果你看过《花样年华》和《色·戒》，你就会被里面的上海旗袍和上海女人的妖娆华美所折服，男人有诸多幻想，认为那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背影，女人有万千艳羡，觉得那只是个遥远的、缥缈的梦。
和大家一样，蔡文青开始对海派旗袍和老上海女人的印象也是如此，然而，在搜集的过程中，那些旗袍和旗袍曾经的主人们，却开始从幻象变成了现实。
每一件旗袍历经风风雨雨辗转来到蔡文青的手中，有的带着深深折痕，有的印着洗也洗不去的咖啡渍，但触摸着这些就在眼前的件件衣裳，蔡文青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惊鸿一瞥的感受。
譬如王映霞的旗袍。
这位当年演绎过一段轰轰烈烈情感故事的美人早已故去，旗袍也是从她的后代手中取得，它来源于当年王映霞的仰慕者章克标（金庸的老师）的夫人手中。
这件旗袍的最初线索为宋路霞——上海知名的文史掌故和家族史研究专家、作家所提供，因为长期专攻家族研究史，宋路霞认识了章克标家族的朋友，一个名叫吴峥嵘的小伙子。听说了她们的目的后，吴峥嵘二话没说便去找了章克标的夫人，与章夫人的交谈相当愉快，这位九旬老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便爽快地拿出了丈夫曾经仰慕者的那个遗物。
虽然过程极其简单，“但是我们非常感动。”事后蔡文青向记者这样感慨着，正是通过这次旗袍的搜集，使她们对自己正在做的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章克标的夫人是在整理丈夫的遗物时才发现了王映霞的旗袍，一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精心收藏着另一个女人的物品而没有任何怨言，如此的宽容和大度，令人动容。
如果说搜集旗袍的这个过程已经充满了惊讶，那么旗袍本身的展示则更是充满了惊喜。那刻，展现在蔡文青眼前的这件王映霞的旗袍，颜色呈褐色，旗袍的前胸上缀一朵红绿相间的老式绣花，样式是传统的高领、大襟、长袖，袍身直直的下来，根据古人对袍的定义，这件旗袍堪称是真正意义的“袍”。旗袍有点厚，为真丝夹棉，中间衬以丝绵。
如果说，王映霞曾经被许多传记作品形容成一个美艳、机敏、饱经世故、人情练达的交际花，那么，从这件平淡无奇的旗袍上，蔡文青获得了另一种感触：一个女人，不管她的人生有过多少复杂，但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母亲，她内心深处的那种简单、朴素是一定存在的。
繁琐，但却感动快乐
搜集旗袍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来旖旎风光，而深层，却是盘根错节、难题重重，因为这批旗袍的主人，那些三四十年代的海上名媛，要么已经过世，要么因了特殊的身份而使得寻找也十分特殊。
“抢救的过程很艰幸，也很令人感动。”蔡文青感慨万分地说出了这句话，“一些经过岁月涤荡的老上海名媛们，看淡了风云，有着一种非常宽容、豁达的态度。”
严仁美和席与时，这两位旗袍主人便是这样的老上海名媛们。
上世纪初的大家闺秀严仁美出生在一个声名显赫的海上大家族中，她的曾祖父严筱舫是李鸿章的幕僚，一个著名的实业家，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
现年已97岁的严仁美身在深圳，蔡文青有幸搜集到了她的两件旗袍。
这两件旗袍的线索，分别来自于徐景灿和宋路霞。
和老上海的大家族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徐景灿觅得了严仁美的电话，接通电话，老人相当的和蔼可亲，表示旗袍有，也愿意给，只是取的过程有点困难，因为旗袍放在她上海空置了多年的老房子里。她在深圳，没法过来。
但经过一番思考后，近百岁的严仁美老人想起了自己上海老房子的钥匙在沪上一个远房亲戚手里，于是，老人亲自给这个远房亲戚打了电话，嘱咐其陪同宋路霞她们去取旗袍。
在严老亲戚的带领下，宋路霞和蔡文青公司员工来到了那幢老房，打开尘封已久的樟木箱时，面对精致的旗袍和它数十年未褪色的华美光泽，她们感受到了一种震撼。
席与时的旗袍故事又有一种说法。身为上海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的曾孙女席与时是当时上海滩著名的席氏大家族中的六小姐。当年娇俏玲珑的席大小姐如今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身居美国。蔡文青她们打去越洋电话后，一生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席与时立刻将旗袍从纽约寄出，并且还付了邮费。
“一件旗袍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它的拥有者的个性。”比如蔡文青手中的席与时的旗袍，短款短袖，样式非常活泼，是“西风东渐”下女性服饰解放的产物，与席与时追求自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个性非常吻合。
时间，总会证明一切
在蔡文青的旗袍搜集工作中，也许最让她感慨的还不是获得了王映霞、严仁美、席与时等名门望族的旗袍，而是与王明霞女士的相遇。因了与王明霞的相遇，蔡文青感到了旗袍搜集这件事的无上快乐。
王明霞是中国第一代受过教育的女知识分子，1921年出生在上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境殷实，从小衣食无忧，大学毕业后任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一直是社会上的活跃分子。
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至今还能骑着自行车去买菜，回家做饭给儿孙们吃，路见比她年龄小的老人摔倒，她会扶起他们，用车推着他们去医院。耳朵很好，报纸上的小字，不用戴老花镜就能流利读出，还会抑扬顿挫地唱诸多英文歌。89岁的老人活出了如此生动和鲜活的状态，记录着她漫长人生历程的件件旗袍由此更弥足珍贵。
与蔡文青认识后，王明霞无私地将自己结婚时穿着的那三件旗袍送给了蔡文青做展示，旗袍样式亲切家常，但是做工非常精致考究，那种银丝边，是现在几近失传的钉绣工艺。
穿着这些旗袍出嫁的王明霞真正做到了与丈夫“同甘共苦”。在“文革”那个狂热年代，造反派将她的丈夫安排在车上最危险的地方，致使出了车祸，导致丈夫下肢截瘫。王明霞不离不弃地照顾了他16年，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无怨无悔。当公婆去世后，王明霞将公婆留给她的所有钱都留给了丈夫未成家的弟弟。
历史总会记取一些人和一些事，这个平凡的真谛，成了蔡文青搜集旗袍的最大动力。
希冀，“梦醒”后“造梦”
触摸着件件旖旎迷离的旗袍，蔡文青难忘儿时的梦想。
80年代上海屋檐下的少年，有多少人疯狂地迷恋着快节奏的海外音乐、霹雳舞，读中学的蔡文青却在每一个清晨和日暮，默默做着自己的文学之梦，时任上海体改委（现发改委）副主任的父亲是个文学爱好者，为女儿起名“文青”也正寓意于此。
那时的蔡文青，喜欢李清照的词，拿过华东六省一市作文比赛的大奖，和大多同龄人不一样的是，她总喜欢有厚度的东西：“可能从小到大，我的审美情趣都比较老派吧。”
这种审美趣味，用现在时髦的话就叫“崇尚经典”，在蔡文青的内心深处，始终有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梦，为此，从儿时的“做梦”到如今的“造梦”，蔡文青一步步地走来。
一次，在蔡文青举办的一次工作论坛上，她听到宋路霞谈到了“旗袍”这个话题，认为“老上海旗袍的美是无法颠覆的”。那时，蔡文青的灵感被点燃了——对，赶在世博前，快点来做搜集旗袍这件事，它是我们上海最有代表性的东西之一，这件事也是我们上海女性擅长做的。
由此，蔡文青开始了她的搜集工作。
如今，蔡文青已经搜得了老上海名媛淑女们的150多件旗袍，但她知道还远远不够，她正把触角伸得更远、更广，通过种种社会关系发掘、抢救代表老上海文化之一的海派旗袍。
“我希望在世博期间，即使没有固定场馆，也能有临时机构，向世人展示我们海上名媛的风采。我们要向世人证明，上海曾经是个多么精彩的时尚之都。我们的追求不会停顿，目前是实物搜集，下一阶段还要做专门研究，要将研究成果为后人所用。”
说这些话的蔡文青，清秀的脸庞上，目光清澈，神情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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