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专栏：旗袍曾很男性化

　　旗袍形成过程中，其实是直接模仿满洲女子服装、间接模仿男子服装，也表明旗袍产生的沿袭性而非革命性。《新东方杂志》1943年第5期张宝权的《中国女子服饰的演变》说：“长袍本来是满洲女子的土著服装，为了纪念八旗兵，才称做‘旗袍’。”说得颇在理。所以“式样很富男性感觉”。而汉族男子的服装，也是从清朝起始，才告别上衣下裳，穿起旗式的袍子，具有了粗砺的男子汉气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男女服装在上衣下裳这一最悠久的共性上有了分野。故“当男子受人攻击的时候，他会拍拍胸膛，申辩‘我不是穿节头衣服的人’，这就是说他不是女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旗袍都予人以男性化的感觉，也有称为长衫或袍的。如1926年2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抱璞氏《长衫女》说：“乃近一二年，穿长衫(旗袍)之女界逐渐增多，递至今日在广州市通衢大道之中，其穿长衫之女界，触目皆是，长衫女人大有与长衫佬抗衡之势。”又如，“民国十五六年间，时当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妇女着袍之风渐盛，然款式多保守，腰身概取宽松，袖长及腕，身长在足踝以上。因其近似男装，当时只有时髦的妇女勇于尝试。”(萧继宗《新生活运动史料》，载《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年版)周瘦鹃着眼的也是旗袍的男性美：“妇女的装饰实在以旗袍为最好看，无论身材长短，穿了旗袍，便觉得大方而袅娜并且多了一些男子的英爽之气。”(《紫罗兰》1925年第1卷第5号《我不反对旗袍》)

　　当然，后来以秋瑾这种“英雌”为代表的女子，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着力效仿男装，固然也有，但是，这毕竟有违男女有别之天然人性，旗袍终归要走向女性化。这一重要契机的到来，即西式收腰装袖等工艺的引入。这样，旗袍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前效仿旗妇既大且宽，足以御寒也便于上马驰纵的旗袍，变得既长且窄，衩子极低，仅足够表现窈窕阿娜，闲雅斯文，于做事走路，都不相宜。大约到1934年左右，旗袍从革命回归古典，既摆脱西化的模仿，也摆脱旗妇的模仿，成为时人吁求的“祺袍”或“中华袍”：“去年，中国都市社交界中，盲目的模仿西装而制成的晚装，曾成为时装的中心，可是1934年的趣味，无疑的是摈除着模仿式的倾向，而渐趋于在我国原有的旗袍美上发展了一部分西服之特点者。”(《妇女画报》1934年第17期《三四年趣味》)

　　同时，象征勇武的男子旗袍———旗兵之袍———却在新时代里，变成文雅之袍了，甚至文雅到酸腐如孔乙己的长袍。再后来，男人穿长袍，就仿佛女人穿裙子，具有女性的特征了；曹聚仁解放后陪香港的长袍客人到汉口去，就这样被围观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