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11年中国在政治上推翻满清皇朝的统治是一场急风暴雨的革命，那么社会风气的变化则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实际上在辛亥革命以前，上海的民风已经在潜移默化，妇女的服饰呈现出自由化的气象，城市妇女的服装已经向封建的服制提出了挑战。妓女、戏子、姨太太等一批引人注目的女子标新立异，她们的服装充满了革新的精神，而且大胆的在社会上公开亮相，旧时种种的束缚早已被她们抛到脑后。
民国成立以后，一部分领风气之先的妇女继续光大了这种精神，她们率先起来，以不断改良的新式服装逐渐替代了富于封建色彩的短袄长裙，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上海市民在思想与精神上表现了空前的自由与活泼，促进了中国新女性在服装上的革新与解放。旗袍的广泛使用，就是这种新思潮的反映。
旗袍这两字在当初仅仅局限于满族妇女之中，是满清女子的普通服装。它在服装的样式和色彩风格上，都与上海城市妇女原来的装束迥异。我们从清末民初流传下来的一些画片和照片中，很少看到她们穿着满式旗袍。但旧体制被推翻，新体制已建立，时代的变迁，反倒使上海妇女钟情起旧旗袍来了，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旗袍这两字虽然代表了旧朝女子的服装，但到了上海妇女的身上，却赋予了新的意义。她们大胆的剥脱了旧式服装的桎梏，以西洋女装作为模仿的式样，加以改进，遂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式服装。当初上海市面上流行的各式旗袍，可以说是对原来旗装的一种异化，和真正满人的旗袍，相去很远。旗袍之所以能够变成时尚的流行服，并不在于服装的本身，而在于具有时尚思想的人。
旗袍在民国时期的城市生活中出足了风头，而乡村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封建思想的余音依旧缭绕在厅堂楼阁中，新式旗袍并没有在中上层妇女中得到广泛的流行，农妇由于生活和工作的习惯，衣衫照旧，这也可以看出服装与社会思想的关系。但是在县城中，一部分领风气之先的女子和学生教师，受到上海等大城市的影响，旧装换新装，大胆的穿起了新式旗袍，在县城中颇受人们关注，而她们却引以为新潮。
旗袍从民国初年风行以来至今，已有近百年了，其间社会和思想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旗袍依旧有著生命力。我们从旗袍的历史演变中也可看出当时上海的社会风尚，而女子思想的急进过程，在旗袍的每一处细小变化中露出了端倪，有许多线索可寻。
旗袍从二十年代的上海开始流行，后来渐渐流入内地，到了三四十年代已经成为中国妇女一致接受的正式外出服装了。这一个过程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民间发展实业的浪潮高涨，市场在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得到了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在二十年代以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城市工商业蓬勃发展。上海在这一时期成了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城市，辐射力度很强，上海周边的一些小城也受到了上海生活方式的影响。
服装的变化是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妇女由于职业社会化程度比较高，节奏快，喜欢穿线条简洁、式样明快的服装，而且讲究实用。原来的旗袍与这种要求恰恰相反，上海妇女按照实际需要，对旗袍的长度、腰身、开叉、色调等各方面进行了综合的改革，之后，才使旗袍渐渐变得更贴身，更适应城市化生活的需要。如有一段时间曾径流行下摆很长的旗袍，引来了诸多不方便，例如，有时长拖脚背，走一步路还得把衣服提起一些，不要说职业妇女穿着不方便，即使家庭妇女出去串亲戚，也会感到不方便的。
服装只有适合新的社会生活，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穷的魅力，旗袍后来渐渐改短，到三十年代已快近膝。衣袖的长短大小，也是变换不定，到三十年代时，上海妇女所穿的夏令服装，索性没有了袖子，道学家看见了不免又要摇头，以为有伤风化。茅盾长篇小说《子夜》中写一乡下土财主到上海，见到旗袍下裸露出来的女子大腿，差一点昏了过去。但旗袍并不为少数人的异样眼光而放入箱子内，马路上依旧是旗袍的天下。旗袍不但为当时的二万万中国女胞所采用，并且由于它具有时代所赋予的许多优点，代表了一种新的审美理念，才得到真正的风行。
旗袍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女士的青睐，因为它充分表现了近代中国妇女的身材和精神面貌，糅合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特点，展示了一种新的服装风格，给国内外的服装界以一种新的气象。旗袍几乎受到了所有人的欢迎，也开始走出国门，被许多欧美女子所爱好，在国际服装界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可以很自豪的说，近代上海妇女服饰的最大特点是旗袍独领风骚，广大妇女市民普遍穿着表示了它作为一种城市象征而成了市服。
上海妇女特别喜欢旗袍，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原因呢？我想有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 这就是旗袍的摩登性。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值得人们注意：城市的商业化程度越高，城市人的摩登程度越高，世界上大多数商业城市都表现了这种倾向，如19世纪的巴黎妇女，如二十世纪的香港，繁花的商业，造就了摩登的妇女。上海人喜欢摩登，上海妇女更爱摩登。像许多大城市一样，上海妇女厌恶一成不变的古板服装，厌恶过时的落后的一切文化表现，并且不断的创造条件来改变它。
上海的旗袍体现了纷繁的都市生活，它的样式与色彩完全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根线条中去了。大都市的富有、梧桐树下的外国情调、白领阶层的悠闲、交际花们的手段，都渗透着旗袍的倩影。无论是在企业家大商人家的豪华俱乐部，还是在寓公下野官僚的客厅中，无论是权贵豪门的宴会上，还是歌女舞女的卖笑声中，旗袍都在其中穿梭。弄堂里有小家碧玉的花布旗袍，学校里以蓝、白、黑为主色基调的旗袍，显示着庄严和清秀。大公司里飘逸着女职员时髦而潇洒的旗袍，体现了黄浦滩头的洋气，百乐门内、霞飞路上是华艳精美的新式旗袍，批洒着十里洋场靡绚的灯光和鬓影，投射了大都市的繁华和畸形。老太太们依旧在太阳下翻箱倒柜，晒着7月的骄阳，保留着惜日的回忆和留恋。上海妇女对生活的向往，对社会的探索，统统透过旗袍的线条与花纹表现了出来。
上海的旗袍代表着都市的成熟与发展，吸引着数不尽的外地女子和乡野村妇赶来上海，企图分享旗袍的艳丽与荣耀。旗袍就是城市的另一盏霓虹灯，在不停的闪烁，不停的吸引一批又一批的妇女带着梦想，走向大上海。多少外乡的女子，一到大上海，就脱掉了蓝布大褂，穿上了梦寐以求的旗袍，而等着她的却是那摩温的呵斥，工头的欺辱，还有那老板黑心的压榨。
上海的旗袍是职业女性的象征，她们创造了都市的繁华，塑造了上海的招牌形象。旗袍是上海妇女的名片，是上海风情流行的媒体。旗袍的热与冷，反映着上海市面的繁华与萧条。旗袍似乎适应每一个上海女子的体型，老的、小的、胖的、瘦的，但每一天变换着旗袍的女子并不一定能适应上海的生活，这就是数不清道不明的上海风情。
上海的旗袍有时又表现了一种城市的忧郁，一种生活压力下的愁思，一种寻找新职业的彷徨。尤其是知识女性，穿上一件得体的旗袍，徜徉在失业繁荣队伍中，淡淡的色调中中潜藏着女性无穷的悲哀和失望，映照着职业女性眼中对前途的哀伤，对时世恍惚不定的迷惑。
旗袍的颜色带代表着上海妇女的社会象征，各种色彩如阴蓝、深紫、玫瑰红、鹅绒黑，都是某个阶层妇女的回忆。有人认为，旗袍是一种厚重的、老于世故的美，细瘦浑圆的衣型下最适合包裹一颗受着欲念和矜持双重煎熬的心。所以，旗袍不适合用鲜艳的颜色，最经典的旗袍颜色是带有一点悲剧感的，譬如，阴蓝、深紫、玫瑰红、鹅绒黑。有一次不经意间看到报纸上有一篇小散文说：“母亲的衣柜里珍藏着一件旗袍，蓝底白花的素绉缎，高领、细腰、盘扣、滚边，长度是刚好及脚背的那种。这件旗袍是外婆年轻时的最爱，也珍藏着外婆和母亲的梦，在那段只有黄军装和蓝大褂的岁月里，外婆用它追忆芳华，母亲则用它想象美丽，因此，六十多年的风雨暗淡了它的颜色，却没有折损它的韵致。每年春日，母亲总要将它取出晾晒，然后再仔细地叠好，放回衣柜。正是母亲的这份郑重和细心，使我对旗袍有了无可名状的情感。”上海人对旗袍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来的。
旗袍还反映了一个城市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由于上海的气候关系，春夏秋的时间比较多一些，旗袍正是适应了这种气候。它的特征就是线条流畅,构造简洁，色彩华丽，而且 可以不尽的翻新花样，对于温带的城市，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上海妇女最不喜欢臃肿的服装了，即使在冬天，也是尽量少穿衣服。北方妇女的服装臃肿，色彩单调，做工又是非常的粗放，上海人是不喜欢的。
旗袍是现代都市人爱美的反映，是都市文化的反映。旗袍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忆、传统的复苏，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都市时尚文化的象征。
旗袍不仅仅是普通城市女性喜欢的服装，也是不少名媛贵妇所钟情的礼服，上海宋氏三姐妹一生钟情于旗袍，宋庆龄尤喜墨色丝绒旗袍，直到晚年仍时常穿它。一些文学作品中所创造的妇女形象，大多离不开意见贴切合身的旗袍。如电影《天涯歌女》中的周璇演绎了上海少女的旗袍感；《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舒绣文展示了交际花、阔太太的旗袍风情；而《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太太则使人体味到一种上海普通妇女日常装束中的旗袍风味。
旗袍有一种气质，旗袍不仅对于身材的要求很高，而且对举止、步态也有很高的要求。现在的女性举手投足幅度很大，太有锋芒，就很难将旗袍穿得好看。凡此种种，都体现了上海城市妇女的百般风情。
现在很多人在怀念旗袍，或许就是以上几点理由。著名作家白先勇在他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里深情的说：“尹雪艳总也不老......不管人事怎么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一径那么浅浅地笑着，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一身素白旗袍成了女主角不老的象征，看来没有更好的服饰能够衬托女主人公的性格了。
旗袍代表了近代都市社会的摩登，所以在摩登的城市有它永远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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