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迪(左)
“为文迪干杯!干了!”
中国江苏徐州，一个寒冷的晚上，8点，我们在海天假日宾馆的香溢阁餐厅吃饭，气氛愉快。宾馆的名字有点奇怪，这个位于黄河以南500公里、有着100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并不是一个适合度假的地方。
我们提议为那件成功的“中国出口品”干杯。那是一位出身普通的女孩，1968年12月生于山东，生下来的时候，父母给她起了一个带有年代特点的名字——邓文革。十几岁的时候，她的名字改成了邓文迪。后来，她把自己从一个中国的简朴生活地，发射到一个巨大的家族企业中，这个家族的掌权者是当今世界最富有、最有权力的人之一。这位叫鲁珀特·默多克的掌权者成了她的丈夫。她在30岁前完成了这个跨越。
邓文迪这次以中国为起点的跨越更像是一次“大跃进”。她今年39岁，这个数字差不多是她丈夫年龄的一半。她同时也是两个潜在继承人的母亲。对于一个拥有700亿美元资产的、可能面临崩解的传媒帝国而言，其重要性毋庸置疑。默多克所代表的新闻集团的父权体系将走向何方?这个帝国正在就复杂曲折的继承权问题进行着一场搏斗。
这天是中国的“学习雷锋日”，我在徐州与邓文迪的老朋友和老师们共进晚餐，他们刚刚带我在她的家乡转了转。她的排球教练，王重生;她昔日最好的朋友，李红;李红的丈夫，一个地方警察;邓文迪的高中班主任，早些时候和我一起喝过茶、聊过天。他们都是开朗、好客的人，我们很快成了朋友，细数着各种菜肴的精致程度——牛肉、鸡肉、鱼、海鲜，还有美味的饺子。长寿面上来了，引发了新一轮的祝酒辞：“祝文迪长寿!文迪好运!”一旁的电视机里在嗡
嗡地说着什么，但是没有人留意，我们忙着为邓文迪的健康畅饮。
“干杯!为了文迪，干了!”
备受争议的苏北人
邓文迪在山东出生的时候，她未来的丈夫默多克正在收购伦敦的《世界新闻》。她是家中三个孩子里最大的，后来全家搬到了徐州，她在那里长大，算是苏北人。“苏北人”是个富有地方特色的词汇，用来统称强壮的、面色红润的、来自中国江苏北部的人，他们被认为是直率的、爽朗的、略带粗笨的，苏北人的形象在中国广为人知，这个词有一层含义是指他们不那么受人欢迎。
邓文迪的支持者和诋毁者们对她的评价各执一词。事实上，在默多克的传媒帝国内部，围绕邓文迪也分为这样的两大阵营。邓文迪招来两极分化的评价，“默多克和邓文迪”网站上的250多个帖子印证了这一点，而这个网站就架设在默多克拥有的MySpace上。人们的疑问是，她真的爱他吗，他对她呢?或者，他们的关系是由他们提供给对方的资源来定义的吗?——她被他的金钱和权力诱惑?他被她的年轻击败?或者还有他那渴望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博大野心?进入这个市场的通道，曾经是他觊觎已久的。
很多人把邓文迪看成中国的贝基·夏普(Becky Sharp，英国小说家萨克雷笔下的人物，是一位自信、坚强、个性十足、有着超人的情商、充满智慧、颇有才气的家庭女教师，被认为是善于钻营、为了挤入上流社会不择手段、贪恋虚荣的女版于连。)，“鬼迷心窍”的默多克当然不会这样认为，默多克通常冷漠、精明、在事业上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比如，当安娜·尼可·史密斯(Anna Nicole Smith，曾在1993年被《花花公子》评选为“年度女郎”，嫁给了89岁的石油大亨霍华德马歇尔二世，一年后大亨去世，由此因4.74亿美元的财产问题与大亨家属把官司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2007年2月8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家宾馆昏倒后死亡，终年39岁。)去世的时候，英国《私家侦探》杂志发表了一张邓文迪的照片，配文把她描绘成全副武装、捕食男性的女人，标题是：“安娜·尼可·邓(Anna Nicole Deng)：这个惯耍阴谋的迷人女性，偷走了这个愚蠢的老男人的心，还有他全部的钱!”虽然有这样的怀疑论调一直不绝如缕，但也有人认为，邓文迪的到来，对新闻集团来说是最好不过了。她能使这个集团，也能使它日益衰老的、处在王权统治末期的掌权者，返老还童。邓文迪的美国密友凯西·弗莱斯通(Kathy Freston)、维亚康姆(Viacom)公司前总裁雷石东(Tom Freston)的妻子说：“大家说自从认识文迪以后，鲁珀特看起来比以前轻松、愉快了很多。看到她走进门的时候，他神情活跃;他们像是一个整体，是彼此的知己。”
一位新闻集团的经理级成员曾回忆起默多克和邓文迪一起乘坐小飞机的某次旅程，他目睹了他俩用好莱坞的是是非非与闲言碎语和对方插科打诨，“就像他们都仔细读过《人物》，并且很喜欢那本杂志”。
邓文迪小时候并不是位公主。从北京、香港到广州、徐州，随着探访的深入，这个结论日益变得清晰。在北京，默多克花费500万美元，为他俩买下了距紫禁城不远的一处四合院;在香港，1996年，邓文迪在默多克的Star TV实习，香港回归前夕，她正在派对中穿梭;在徐州和广州，她度过了俭朴的青少年时代。许多新闻集团内外的人并不了解中国。他们认为邓文迪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网，有能力把中国13亿消费者送到这个曾经在开拓中国市场方面犯下无数错误、目前只获得缓慢进展的集团面前。但是，在徐州，早年与邓家十分熟悉的邓文迪的高中班主任谢启栋说，邓文迪的爸爸只是一个国家机械厂的中层干部。“他是一个工程师，”谢老师记得，“在当时应该不是什么大人物。”
如果说邓文迪在中国很有名，那也只是以一个有权势的西方商人会说汉语的太太的身份为人关注。她扮演着默多克的准外交大使的角色，分发名片，上面很简单地写着——“邓文迪·默多克，新闻集团”。
在中国的新闻学院，学生们热烈讨论着默多克传媒帝国的扩张。
他们得出结论说，默多克的集团并不是中国人民想要的外国传媒公司。一位曾经和邓文迪工作过的前新闻集团中国区经理说：“她总以为自己知道这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她不在中国生活已经20年了。”这位经理在北京听闻了人们对邓文迪的漫骂之词。“那几乎是鄙视!”谈到邓文迪如何打入一些圈子，这位经理说：“这些对鲁珀特来说，没什么价值可言。”“邓文迪在她丈夫面前曾被中国的高级人物公开蔑视过，只是不懂汉语的鲁珀特并不明白那些刺耳的评价。”
遗憾的是，邓文迪拒绝接受我的采访，怀有敌意的新闻集团甚至不肯透露她的简历，也不接受电子邮件提问。我急切地想要知道邓文迪是否对自己的状态保持清醒，就像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会“掐醒”自己。她是否相信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在她身上发生了太多事情。对于一位江苏机械师的女儿来说，这些变化过于显著。“她很感激自己空降在一个罕见的人生境遇中，”她的美国密友凯西·弗莱斯通说，“她并没有假装她不是默多克太太，但是，她也没有滥用它。”
徐州：老朋友很失望
邓文迪在一幢六层楼房的三室一厅中长大。这些公寓建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从以培育乒乓球运动员而闻名的少华街小学升入徐州市第一中学，在学校期间，她是个处在中上游位置的学生。学校的操场和花坛贴着许多标语，上面写着名人名言，她从中受到过启发么?或者，她是从徐州的历史中学到了什么?——史书记载，徐州是战略重镇，只要控制住徐州，就能掌握其周围的大片疆域。
邓文迪的徐州老朋友们对她普遍感到失望。从1996年起，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正是那一年，邓文迪以实习生的身份加盟默多克的Star TV，3年以后，她嫁给了这个大老板。“如果见到她的话，我会向她抱怨。”邓文迪从前最好的朋友李红说，“她应该跟朋友保持联系。”10年对老朋友来说又算什么呢。李红、王重生和谢启栋在谈起邓文迪时感觉好像昨天刚刚见过她。“我们小学四年级就认识了，一直到高中，吃住都在一起，有时候还换衣服穿，”李红说，“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去学校，一起训练，晚上一起上自习。”她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文迪能够这么成功。我希望她能够到中国来投资，让我担任些职务，默多克不是很想来中国投资吗?”
李红想要知道邓文迪在纽约第五大道的生活，那座价值4400万美元的三层公寓，俯视着纽约中央公园。李红从当地报纸中搜集着每一篇关于邓文迪的报道。“真是天壤之别!”她感叹到。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说法，形容邓文迪的文革成长环境与她现在默多克太太身份之间的巨大差异，就像天和地的距离一样。邓文迪和她丈夫之间37岁的年龄差距并没有让李红感到有什么不妥。李红说，据她所知，“默多克爱着她和她的孩子。爱没有年龄界限，只要那是爱”。
李红想知道更多老朋友的新生活，于是我透露了一则轶闻，这是新闻集团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的：邓文迪的父母比他们的女婿还年轻许多，有一次去伦敦探望女儿，住在了这对夫妇的伦敦公寓里。邓文迪把公寓临时改造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极简主义样式。邓文迪对一些有文化象征含义的漂亮玩意儿着迷：日本的茶道、一盆优美的兰花、一套精致的瓷器。一天，默多克从办公室回来，没有脱鞋就走进家门，结果被他的岳母大人训斥一番，因为进门脱鞋是一个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习惯。默多克当时笑了。听罢这则故事，李红也笑了，她说：“我明白，那是规矩。”
李红十分健谈、幽默，“文迪和我都很吸引人，”她说，“我们在街上骑自行车的时候，都有很高的回头率。”我告诉她，文迪的两个孩子不久前分别得到了她们的爸爸给予的新闻集团价值1亿美元的股份。而李红十几岁大的女儿，则依靠当警察的爸爸每月200美元的工资生活。我问李红，邓文迪是否曾经提到过理想，比如长大后想成为医生、律师，或者“下海”?“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单纯，没有这样的想法，”李红回答道，“她曾说过想去美国，现在她实现了。她喜欢小孩，她说以后想要很多小孩。”
在排球教练王重生的记忆中，邓文迪是个“文静的女孩”。高中班主任谢启栋还记得带班的那一年，邓文迪得追上落下的课程。“因为打排球，她落在很多同学的后面，”他说。高三那年，谢老师鼓励邓文迪放弃体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高考中去。“因为她身体好，可以开夜车到很晚，弥补落下的功课。”他说，“她有一种拼搏精神，因此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她非常聪明，恶补非常有效，最后她的高考分数上了重点线。”
在徐州生活的日子是艰辛的，邓文迪的父母都是工程师，曾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读高中时，她的父亲接到一纸调令，远赴广州人民机械厂工作，父母搬到了广州，文迪则留守徐州，一个人生活。1988年，邓文迪到美国之后，她父亲出差到徐州，来拜访班主任谢启栋，不无自豪地说起女儿在洛杉矶租了一套房子，再把房子的一部分租给其他人，做起了二房东。“她还去挨家挨户地推销化妆品。替一位女士开车接送上下班，这样她自己也就有车开了。”
谢老师很希望邓文迪回家乡看看。几年前，为了帮助学校组织85周年的校庆，他通过一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得到了邓文迪的电子邮箱地址，希望邀请她回来参加校庆，但是没有得到回音。
广州：崇拜者说她很有心计
在邓文迪呆过的广州医学院，人们对她的评价十分含混。医学院的辅导员张珊莉有点不理解，为什么邓文迪不曾提及她在广州医学院呆过的这段时光，但是有过西方教育背景的广州医学院教授魏东海认识到了名人的拉动力。即便邓文迪在主修两年临床医学后，放弃了学业，他还是希望邓文迪能回来参加学院50周年的院庆。他是否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自豪呢?“邓小姐只在这里呆了两年还是三年的时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魏教授回答说，“我们曾经想要联系她，但是找不到一个电话号码。”于是，我给了他新闻集团纽约办公室的联系方式。
当他们听说邓文迪经常到北京为丈夫的公司出公差、默多克还在北京买了房子时，感到十分惊讶。“她有孩子么?”张珊莉问，“男孩还是女孩?”“两个女孩，”我告诉她，“5岁的葛瑞丝(Grace)和3岁的克洛伊(Chloe)。”拿每月1000美元左右主任级别工资的魏教授，消息要灵通很多。他谈到了邓文迪的孩子们从父亲那里分别得到1亿美元股份的事：“这很令人惊奇，不是么?”
在广州市中心的星巴克，我和杜小鹏见了面，他的办公室就在不远的拐角处。这个城市承载着行色匆匆的人流和车辆，闪烁的霓虹混杂在毛毛细雨中，给这个夜晚披上了电影《银翼杀手》的氛围。杜小鹏，33岁，一个不修边幅的人——蓝黑色的防水羽绒衣，戴眼镜，几块钱人民币就可以搞定的布丁碗式的发型。杜小鹏是邓文迪中文网的站长。
杜小鹏说起他在中国媒体上看到有关默多克的一篇文章，被这对情侣巨大的年龄差距所震惊，而国内关于这对夫妻的消息非常匮乏，他决定为此做些什么。2005年8月，他注册了wendideng.com的域名，并开始上传内容。无论是在英语世界还是汉语世界，它都称得上是邓文迪资讯最全面的网站。
这个网站包括blog和论坛。有人留言说：“邓文迪是我的偶像!我的梦想就是进入政界。我现在才14岁，但我肯定会成功的!”一位叫bbas的网友发帖说：“如果每个有‘准备’的女孩都执意在本来不该她出席的高层会议上盛装登场，还‘不慎’令那老头的衣襟沾上红酒，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只怕Mr. Right 先生要洗红酒浴了哦!”杜小鹏说他删除了一些更有攻击性的帖子。
“我不是很确定文迪看过。”他几乎有些害羞地说。这个网站的大部分访客来自中国，也有一些访客来自美国。他说新闻集团从没有人找过他要买下这个域名，他不认为用邓文迪的名字注册域名违反了什么法律。
我问杜小鹏，如果有一天新闻集团的律师走进他的办公室，想要买下这个域名，他是否会接受。“我可以送给他们，”他说，“我可以免费给他们，做个人情。长远来看，我可能会从默多克那里得到些好处。”杜小鹏还拥有另外一个域名dengwendi.com，运作着一模一样的内容。这蕴涵着一个传媒大亨很容易理解的商业动机，也许新闻集团应该雇佣他。
或者不是这样?杜小鹏试图在网站上刊登广告，但并不怎么成功。“从邓文迪这里我赚不到什么钱。”他坚持说。杜小鹏表示对她充满“敬畏”，并知道很多关于她的生活细节，大部分他都贴到网上去了。“相比于普通的中国女人，她很善于为自己创造机会，”他说，“但是我不喜欢她。”他说自己的妻子并不是文迪的粉丝。“我太太觉得她很有‘心机’。”
他说，这是一个尖锐略微有点贬损意味的中国词汇。
“默多克身边不会缺美女，但我不觉得邓文迪很漂亮，”杜小鹏说，“她定下一个目标，然后通过一切手段达到那个目标。很多人说她非常有抱负，想要接管默多克的生意。我认为她应该保持低调。毕竟，她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之外，她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
19岁，从广州飞到洛杉矶
2000年11月2日，鲁珀特·默多克在豪华游艇上(这个游艇原本是默多克为他和前妻安娜 (Anna) 的退休生活准备的)迎娶邓文迪的16个月之后，《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标题为“相遇邓文迪”的文章。文章报道了邓文迪1988年2月到美国留学的过程，怎样在广州遇到对她来说意义非凡的切利一家，切利是如何帮助当时还不到20岁的邓文迪远渡重洋的。
杰克·切利(Jake Cherry)当时50岁，是广州一家中美合资企业的技术员。通过翻译，切利认识了这个热切渴望提高英语的医学院女孩。妻子乔伊斯·切利(Joyce Cherry)，当时42岁，带着两个孩子先回了他们在洛杉矶的家。杰克则留在广州继续工作。此前，一直是她辅导邓文迪学习英语。
回到美国不久，杰克给妻子打电话说，邓文迪想要去美国念书。乔伊斯以她的名义，帮助邓文迪申请了地方大学。切利一家协助她拿到了学生签证，并让她和他们一起生活。只有19岁的邓文迪和切利家的孩子共用一张床的上下铺。那时，默多克正在欧洲推出Star TV，那是一笔几乎让新闻集团濒临破产的生意。而此时的邓文迪，无论地点，还是词义，都变成了一个“山谷女孩”(“山谷女骇”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一种说法，专门用来形容从洛杉矶圣费尔南多山谷来的女孩身上特有的都市文化)。她想去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学习经济学。
但是，邓文迪到美国后，“乔伊斯越来越怀疑邓小姐和自己丈夫之间的关系”，《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她发现了杰克在广州的宾馆房间里给邓文迪拍的“卖弄风情”的照片。杰克回美国后，愈发“沉迷于”邓文迪，邓文迪则“开始操心他的饮食和穿着”。两人的关系日渐暧昧。乔伊斯终于把他们赶出了家，两人随即搬进附近的一个公寓里。
杰克·切利和邓文迪在1990年2月结婚，那是在邓文迪到达美国两年之后。结婚四个月后，杰克希望邓文迪离开自己，因为他发现她同时在和一个二十几岁的美国小伙子频繁见面，那人名叫大卫·沃尔夫(David Wolf)。1992年，杰克与邓文迪最终离婚了，这段婚姻维持了两年零七个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段婚姻比邓文迪获得美国绿卡需要的时间仅仅多出7个月。而杰克和邓文迪实质夫妻生活“顶多只有四到五个月”。“她告诉我，对她来说，我就像她的父亲，这难道不是爱吗，除了这个还会是别的吗?”
杰克·切利说，“我曾经爱那个女孩。”
《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让默多克感到震惊。“他连其中一半的事都不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组的一位记者说，“她显然没有告诉过他这些。没有人起诉我们，因为那些都是真实的。”
文章见报不久，《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默多克正在台上发表演讲。这位记者当时的任务是报道电影工业的新闻，采访拥有福克斯制片公司的默多克，这个纵横好莱坞的大玩家，总是表现出对记者来者不拒的样子，但这次却截然不同。“我从来没有见过脸色这么苍白的男人，”这位记者说，“他看见我们时，真的是脸色煞白，以最快的速度逃走了。”
切利的家依偎在加州洛杉矶圣盖博山山脚。房子有点小，它是一个由护墙板建成的整洁住所，俯视着山谷间升腾的浓雾。我想象着1988年的邓文迪精神抖擞地走下飞机，为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中产阶级的全套消费品、由白色尖栅栏和整洁的草坪围起来的私家别墅、让人迷失的高速公路、无处不在的游泳池、环形大型购物中心、电影城、快餐食品连锁店、停车场……
妻子乔伊斯不在家，她现在叫乔伊斯·辛顿(Joyce Hinton)。现年24岁的女儿克里斯汀 (Kristen) 正和朋友在一起玩。1988年，邓文迪是和克里斯汀共用一张床的上下铺的。“我当时还小，才5岁，”她说，“我后来才搞清楚她是什么样的人。”
克里斯汀转向朋友，“我父亲和她结婚，为的是帮助她呆在这个国家。”
我打通了乔伊斯·辛顿的电话。她听起来很健谈，十分亲切，不是那种无故取笑别人的人。她不愿意和我见面，谈及那段对她和孩子来说“非常艰难的时光”时，乔伊斯说：“我不想因为邓文迪而获得15分钟的名气，”她解释说，“我都已经告诉过《华尔街日报》了。”乔伊斯确认2000年《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细节真实无误。她补充说，那个把邓文迪介绍给他们的广州翻译，宣(音译)先生，后来为此事向她道过歉。“邓有目标，然后实现了。”辛顿这样说邓文迪。“她真的满足了吗?她算是完成她的目标了。”
邓文迪在纽约的一位朋友则为她的行为进行了辩护。“你能想象那是怎样的情形吗，她是在一点也不了解美国文化的情况到这儿来的。即便她犯了一些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不认为她本质邪恶。她只是在缺乏自我意识的时候，产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雄心。她去了加州，她需要向社会上层攀爬，以便尽快摆脱她刚到这里时的尴尬处境。”
凯西·弗莱斯通把自己描述成“有名的励志作家和精神咨询师”。她第一次见到邓文迪是在2002年的一个媒体野餐会上。提及切利一家的事，凯西说邓文迪“没有谈过她在洛杉矶时的详细生活，只说过刚到美国时的兴奋心情，碰到的新鲜事物，还有进入美国大学的新奇与挑战”。
为李宁工作
李宁是中国的著名运动员，他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摘得三枚体操金牌。
他利用自己的名气创建了李宁牌运动服饰、运动饮料以及遍布全国的连锁商店。现在他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他也是邓文迪的朋友。
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成功后，李宁在加州的查茨沃斯(Chatsworth)创办了国际体操学会，毗邻加州州立大学北岭(Northbridge)分校，当时邓文迪就读于这家学校。邓文迪在此进行训练，并帮助李宁管理器材，当时李宁正忙于为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作宣传。大学里的辅导员们还记得邓文迪在校园里散发印有“北京2000”的宣传单。与李宁一起工作的经历为邓文迪打开了另一扇门——李宁的影响力毋庸置疑。“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消失几天，去纽约或其他地方，为从中国来的生意人做翻译，”丹尼尔·布莱克(Daniel Blake)教授回忆说，“我猜想她可能是个善于鼓动的人，她给人的印象是她在中国有很好的关系网。”
清除了两次婚姻(她还有另外一次婚姻)遗留的残骸，邓文迪开始挪进不同的圈子，为ESPN频道做翻译、推销化妆品、试图把李宁运动饮料引进到加州(后来没有成功)。她在加州大学北岭分校的学习也取得了成功。肯·切布曼教授记得她是“非常聪明的一群”学生中的一个。他的电脑中还储存着邓文迪的毕业照。“刚到这里的时候，她的英语不怎么样，但她学得非常快。她做的不错，几乎是个全A的学生。”
切布曼补充说，邓文迪有点儿不可捉摸，关于她的婚姻状态，“有一些貌似偶然的掩饰”。
加州大学北岭分校的另一位教授布莱克记得邓文迪是个“穿着入时的现代女孩”。“她在课堂外并不害羞，但是在课堂内，你必须引导她，她才有所反应。但是你不用第二次告诉她该怎么做。”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为了说明人口过剩的经济学问题，她用了那副著名的图片：一个裸体的、怀孕的、大腹便便的黛米·摩尔(Demi Moore)。结果全班哗然。
1993年，邓文迪毕业了，接下来的一年在李宁的国际体操学会的健身馆全职工作。也许，那时她也正思量着未来的路该怎么走。虽然加州大学北岭分校有MBA项目，但邓文迪瞄上了耶鲁大学。“那是更好的一个牌子，我猜想。”布莱克教授补充道。她希望布莱克教授给她写封推荐信，“实际上，我鼓励她离开这里，到处走走。”
1995年，邓文迪离开加州去耶鲁大学读书，现有的资料无法得出结论她是否已经结束了在李宁公司的工作。1996年，邓文迪回徐州探亲，见朋友的时候，分发的还是李宁公司的名片。她正在耶鲁大学学习，而常春藤大学的学费十分昂贵。一位新闻集团在中国的官员说，大卫·沃尔夫帮助了邓文迪，他曾是邓文迪的男友，当时正在学习汉语并管理李宁公司的业务。沃尔夫现在是北京一家公关公司的咨询师，他没有回应我的采访要求。
她不是新闻集团的执行官
接到我提出采访邓文迪的邮件后，新闻集团的新闻发言人安德鲁·布彻(Andrew Butcher)似乎有些不安。他回应说：“天啊!你想用这封严肃的信把我吓得屁滚尿流?请不要像对待公司宣传人员那样对待我。”他代表邓文迪拒绝了我的要求。
“并没有那么广泛的关于文迪的商业故事要讲。她最近的兴趣只是在MySpace在中国开张的事情上。她并不是公司的管理人员，没有担任执行官的角色，也没有想要成为执行官。她最重要的角色是两个可爱孩子的母亲。”
照此说法，邓文迪并没有为新闻集团工作，我问布彻，我把这些关于她的问题发到哪里去呢?“我会照看好你的所有问题的，”布彻回答道，“而且，我不会通过email回答问题。”
一个月以后，布彻发了一封不请自来的邮件给我。说他经过一番探听，确信我只是找了那些“有可能会说文迪坏话”的人进行采访。他的邮件在我和邓文迪的徐州老朋友们一起为文迪干杯的夜晚抵达，而他们没有说任何有关邓文迪的坏话。
在香港Star TV实习
耶鲁大学要求其MBA学生在学期间要有实习经历，邓文迪在香港的Star TV找到了实习的工作。这个亚洲的卫星电视频道在1993年被新闻集团以绝对控股形式收购。在同一架飞机上，邓文迪恰巧坐在Star TV当时的首席运营官布鲁斯·丘吉尔(Bruce Churchill)身旁，两个人开始交谈。一个机智的中国大陆人，对于急切想要表现出对中国友好的西方传媒公司来说，是多么重要与稀罕，丘吉尔当即雇佣了她。
Star TV的同事记得邓文迪来工作的第一个星期是在1996年5月，她开始在澳大利亚裔男经理们面前展示自己。邓文迪在Star TV的同事回忆说：“她会轻盈地走进重要人物的办公室，没有任何预告，直接介绍自己说，‘你好，我是邓文迪，我是实习生!’”这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她却泰然自若。实际上，她做得越来越完美。“时间久了，我开始明白她的路数了。”这位同事说。盖瑞·戴维(Gary Davey)，1993年到1999年在Star TV担任首席执行官。在他的记忆中，邓文迪“有一点儿笨拙，并不完全明白身处公司应当如何谨慎与优雅”，但她“让人耳目一新，因为她无所畏惧，有着迷人的天然自信。她身上没有那种我们遇到过的其他一些大陆人身上带有的傲慢风度”。戴维回忆说，Star
TV的香港雇员们，“对邓文迪感到不舒服。一个聪明的大陆人，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是有些危险的”。
邓文迪的到来激活了Star TV的香港办公室。一位经理说起邓文迪和同事罗伯特·布兰德(Robert Bland)的相遇。布兰德主管广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总是抽着刺鼻的香烟、扎着马尾辫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就在邓文迪刚刚被介绍给布兰德认识的头一天，布兰德路过文迪所在的办公室。“这个实习生，突然从办公室冲了出来，抓住了布兰德油腻腻的辫子，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用力一拉，用她那尖利的嗓音说‘Hi， Robert!我是文迪!记得我吗?我是那个实习生’，然后咯咯地发出孩子般的笑声，布兰德回过头，带着那种‘不相信居然有人对我这么做’的表情，咧嘴笑了，然后，自己就被融化了。那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邓文迪是怎样的人。”
很快，邓文迪结束了在Star TV的实习，回耶鲁大学继续读书。
盖瑞·戴维回忆说，当时，办公室里的人都以为那是最后一次见她，但是没想到，几个月以后，她又出现了。1997年，正值香港回归中国，Star TV的业务处于上升阶段。另一位邓文迪在Star TV的同事回忆说：“邓文迪此时年收入已是8万美元，被委派加速开展中国业务，尤其是拓宽Star TV音乐频道的销路。我不认为她有什么关系网，但她当时计划利用这个机会开始编织一个。她无所畏惧。”
邓文迪搬进了红地区尚未被开发的一间狭小公寓，离Star TV在九龙的办公室很近。同事们记得她上班时穿着考究，但出了办公室却变成了“街头品位”。她在大排挡吃午饭。星期五的晚上，她和同样在媒体工作的朋友丽贝卡·李(Rebecca Li) 及英国人休·泰勒(Sue Taylor)去酒吧，赶派对的场子。另外一位在Star TV工作的耶鲁大学毕业生蒂夫妮·宋(Tiffany Song)是邓文迪的朋友，她和英国人斯考比·沃德(Scobie Ward)关系紧密，斯考比是一个有钱的基金管理人。
一位曾在StarTV香港办公室与邓文迪共事的经理级同事描述邓文迪是个“令人愉快的、有魅力的人”，在外籍男同事中尤其受欢迎。这不可避免地会催生一些流言。“那时候，她很乐于在中国为外国大公司工作，公司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员工。邓文迪有进取心，当然不是‘我要自己写出一个无懈可击的商业计划，然后确保它成功，并因此被人认可’的那种。她的上进心是‘我要去见这个人，然后搞定这个人’。”
有时候，邓文迪要为公司的重要会议准备文书。她自己写过，也从同事那里“讨”来过一些，她会以一个正在努力克服苦难的淳朴大陆人的形象打动对方。“她利用了人们的天真和友好，”这位经理级同事说，“她完全因此而出名。她向老板们呈现这些成果，还有她迷人的样子，此后，她就开始急速起飞了。如果鲁珀特爱上她是因为她的商业计划，那他应该来娶我。”
事实上，这位邓文迪的前同事对邓毫无恶意。“她是处心积虑的吗?也许。但这个重要吗?我遇到过比这更可怕的情况。当时，有些同事确实挺讨厌人的，可再怎么说，我们是一个团队，当时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我不是在说邓文迪的坏话，其实，我挺喜欢她的。现在也是。”她接着说，“Star TV并不是一个单靠实力打拼的地方。邓文迪打定主意要做什么，然后就去做。她追求生活目标的方式是摧枯拉朽的。她不是个天才，但她是个小甜心，是派对女孩，她希望每个人都开心，她希望自己能为此做些什么。”
1997年6月30日，在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上，默多克以贵宾身份出席，邓文迪在香港木球会(香港历史悠久的私人会所)收看了交接仪式。
Star TV的同事们在1998年的上半年隐约觉察到，似乎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邓文迪忽然变得鬼鬼祟祟的，有时还傻笑。她开始去巴黎和伦敦度假，并带回贵重的礼物，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和“我的新男友，一个老家伙”一起去的。一位新闻集团的主管记得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时期”，办公室开始传出闲话。“我们从邓文迪那里听到了默多克，从默多克那里听到了邓文迪。”有同事说看见邓文迪在不寻常的时间出现在香港君悦酒店。接着，有人看见默多克和邓文迪手牵手在山顶散步，那是个情侣出没的地方。“她总是说她喜欢老男人，在遇到默多克之前她就这么说过。”
她究竟怎样与大亨相遇?
默多克与邓文迪究竟是如何相遇的呢?在Star TV流传最广的版本是：邓文迪在香港办公室以一个出色的商业计划给默多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在香港，邓文迪闯进了默多克参加的一个晚宴，故意把红酒洒在了他的膝盖上。默多克则在1999年10月对《名利场》杂志这样描述他们的相遇：1998年6月，邓文迪去伦敦出差，默多克邀请她一起吃晚饭，当时他是个“刚刚分手的、孤独的男人”，“我劝她多呆几天，那就是故事的开始。”他说。
盖瑞·戴维说是他引见了他俩。当时盖瑞在新德里，默多克正要从日本去上海，需要一个翻译。“我告诉邓文迪去机场见这个人，然后带他去上海。”
戴维回忆说，“当时邓文迪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说，‘鲁珀特·默多克’，然后是那种经典的文迪风格，‘噢，好吧’。”
作为默多克多年的副手，戴维现在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科夫斯港(Coffs Harbor)，处于半退休状态，也是一位投资者。在那通关键性电话的时间问题上，也许是出于谨慎的缘故，盖瑞显得有些语焉不详。默多克和邓文迪是在1999年6月25日结婚的，这个时间距离默多克最终了结与前妻安娜的那份10亿美元的离婚协议只有17天。默多克曾经坚称他对安娜是忠诚的，直到婚姻破裂。关于这个问题，戴维的说法是，默多克和邓文迪相遇后“并没有马上手牵手”， “他们的关系是花几个月的时间发展起来的”。
与前妻安娜的分手令默多克周围的人倍感震惊。新闻集团旗下的英国《太阳报》前任编辑安德鲁·尼尔(Andrew Neil)说：“我本以为他们的婚姻非常牢固。”
盖瑞·戴维则认为默多克和安娜之间互相欺骗，默多克因此想从这个传媒帝国逐渐退出来。“他想和安娜保持关系，我知道他不开心。对于他来说，邓文迪和安娜正好是两个极端，这使事情发生了变化。默多克不是某个女人的男人，但他被这个年轻的、对他感兴趣的中国女人激活了，她让他感到轻松、舒适。这是一个有活力的、令人兴奋的、有激情的、非常聪明的女人，也是个热爱生意的程度和他一样的人，一个与一种令他着迷的文化非常亲近的人。”
恋情公开前后
Star TV的同事回忆他们的关系逐渐公开的那段日子时这样说，邓文迪“想要谈论所有她遇到过的重要的人物，那是她用来炫耀自己的，但她不会透露这些人的名字。她真是被耀眼的星星击中了，她自己则以毫不掩饰的方式投身其中。整件事情非常奇特”。新闻集团的一位经理还记得自己与太太一起遇到邓文迪后不久，常会接到邓打来的电话，向他们询问，和默多克出席一些重要的场合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听上去非常甜蜜。她不是在炫耀什么，我想她是真不知道穿什么才恰当。”他说。
纽约下东区双文高中入口处，默多克拥有的《纽约邮报》被堆得高高的。这些报纸是邓文迪捐给这个高中的50万美元的一部分，她的女儿葛瑞丝并不在这所中学就读。双文高中坐落于纽约切利大街，那是个毗邻唐人街的生活困难的街区。双文高中有着优良的记录，尤其对于那些想让孩子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分得一杯羹的纽约家庭而言，它再合适不过了。
双文高中是有邓文迪参与的一系列委托基金和慈善机构中的一个，她也是纽约亚洲协会的理事和捐赠者。
亚洲协会就坐落在邓文迪纽约住宅几个街区外的地方。协会是一个编织社会关系网的重要场所。在那里，美国的亚裔显贵们经常聚在一起辩论。2007年1月30日，协会建立了中国中心，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谈及他在1972年与尼克松一起和毛泽东进行会谈的往事。中国中心的成立大会对于纽约的亚洲通和外交官来说非常重要。邓文迪当时也在观众席吗?不，她没有去。
也许那时她正和她的父母在一起。和默多克结婚不久，她就把他们接到了纽约，安顿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Flushing)的一间公寓里，那是一个华人中产阶级家庭的聚集区。她带他们游览了纽约，带他们去曼德逊大道购物。“好像文迪想让他们赶上时代，”一位邓文迪的朋友说，“他们被精美的衣服面料包裹起来，但是你能看出来他们感到很不舒服。这些对他们来说不重要，穿什么他们都很开心。”那位朋友说，他们是“非常好的人”。
在纽约，默多克一家并不热衷于交际。他们从时髦的SOHO社区搬到了平静的上东区，上东区更符合默多克的生活习惯。这对夫妇第一个正式的家，是王子街的一间复式公寓。在那里，默多克开始试着穿上邓文迪为他挑选的都会风格的黑色服装。后来，公寓被卖掉了。邓文迪在一次罕见的采访中流露出机智的一面，那是2005年10月的《纽约时报》的房地产版。默多克已经为他们买好了第五大街的新公寓，邓文迪为他们原来的SOHO公寓推销，那间公寓不大好出手。“我们试图让我们的生活简单些。”邓文迪在报道中说。那篇文章的标题是“请出个价吧”。她懊悔自己以前“添置了太多衣服”，因此她要搬到一个没有太多商店的住宅社区。
纽约传说机智的邓文迪也有过笨拙的社交时刻。一位朋友回忆到：“那是一次晚宴，文迪忽然插话，说了些离主题很远的无关痛痒的话。鲁珀特一笑而过，纵容着她，就像纵容一个孩子，文迪似乎并没有领会到。”
邓文迪的纽约密友凯西·弗莱斯通说她们至少每天联系一次，她们有共同的瑜珈老师，凯西正试图教邓文迪学习冥想。她说：“文迪能在一分种的时间里讲上一车皮的话，她想要放慢脚步，但我知道她总想在一天内做很多事情，结果每件事情都是匆匆忙忙完成的。”“我尊敬她，因为她非常有想法，不走常规，而且聪慧、天真。”
“他们应该利用她!”
1999年，默多克在迎娶邓文迪后不久接受媒体采访，说他的新太太“是家庭装修师”，“她不是可以接管新闻集团的商业天才”，“她很聪明，但是她不打算这么做”。邓文迪的朋友们颇为不解，指出“文迪和他结婚并不是为了在家里坐着，成为一个只是出席社交场合的花瓶”。
不过，近来邓文迪在新闻集团中的角色开始有了变化。在去年这对夫妇访问北京之后，新闻集团确认了将在中国推出MySpace的计划，邓文迪将参与其中。此后不久，Star TV首席执行官、澳大利亚人米歇尔·加斯里(Michelle Gurthrie)被免去了职务，同时下台的还有Star TV在印度的一位高级经理。之后，新闻集团卖掉了Star TV在凤凰卫视中长期持有的部分股份。
现在，新闻集团的办公室充斥着有关邓文迪将开始施展权力、在亚洲建立一个传媒帝国的传闻，新闻集团对此表示了否认。“他们完全应该利用她，”梅芮尔林奇财经管理咨询公司在纽约的资深媒体分析师杰西卡瑞夫·科恩(Jessica Rief Cohen)认为，“她了解这家公司，了解中国。”
如果邓文迪拥有了足够的权力，她有能力把完美的结果呈现给她的丈夫吗?对此，盖瑞戴维评价道 ：“至少会比她的前任们做得更好。”“这么多年来，”他解释说，“那些联络员们、善于华丽辞藻的推销员们、声称有牢固关系的人，几乎把新闻集团淹没了，却没有一个能兑现的。文迪则不同，她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也非常会做生意，正是新闻集团的中国七巧板中急需补上的那块。”
1999年和2000年，邓文迪和她的继子詹姆斯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网络收购的热潮，买下了网易、SinoBIT、Sinobyte、21CN和RenRen，在网络经济泡沫破碎前，这些网站高调登场。今天大部分都砸在了新闻集团的手里，损失巨大。“她对中国生意伙伴的选择有些怪。”一位新闻集团在中国的工作人员说。
互联网是中国新兴的产业。“尽管MySpace在美国很有名，但在中国要启动它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新闻集团中国区担任经理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让文迪去中国发展MySpace 就好比把她安置在一个不会造成巨大大损失的角落里。”邓文迪的前男友，大卫·沃尔夫在一篇关于中国科技的博客中写道，这只不过是因为“鲁珀特痴迷于网络，而文迪感到无聊要做点事情罢了”。
“集团中没有人像默多克那么有远见。”
默多克的前资深雇员安德鲁·尼尔(Andrew Neil)这样评价默多克。他预言默多克死后，新闻集团将面临崩溃瓦解。他说：“我猜测可能会很混乱，可能会面临拆分，到时候，股东们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迪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但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她在等待时机。大家在等着看她成为一个崛起的玩家。据我所知，在后鲁珀特时代低估她，将是非常愚蠢的。当拆分大战打响的时候，她会在场，她有两个孩子，她们正准备把餐刀伸进后鲁珀特时代的馅饼里。”尼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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