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的改良、革新以及鼎盛是有一定的环境因素在里面的，要想深刻的真正的认识旗袍服饰我们必须回到旗袍的起点来重新认识它。旗袍兴盛于殖民化的老上海。今天我们就穿越一次，来到殖民化的、摩登化的老都市上海滩，用西洋人的审美观点、以及当时中国人束缚而又渴望蠢蠢欲动的思潮去重新的审视和认识一下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中国服饰——旗袍，换个角度看旗袍，也许会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理解和诠释。
旗袍是殖民化时代的、东方的、女性的、摩登的和性感的服饰。
旗袍将东方传统和摩登风格混为一体，其似是而非的文化语义，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文化本质上的暧昧性。必须将旗袍放置在殖民文化的特殊语境下来考察，才能够真正理解旗袍特有的文化语义。而如果没有西洋的女性服饰系统作为参照系，旗袍的语义将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会导致严重的误读。
西洋女子长裙透过凸现身体各部位之间的反差，来强化性感部位，其语法是陈述性的，而且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风格。西洋女子长裙庞大而又结构繁复，最大限度地延伸了身体的面积，而且往往是人尚未至，即远远发出挑逗性的声音。从抒情的胸部(极度隆起并敞露)出发，经过腰部的惊险情节(突然被抽紧的细小蜂腰)，一路上跌宕起伏，达到一个神圣的高潮(高高翘起的臀部)，最终指向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孔雀屏一般铺张敞开的裙摆)。这一极度夸张的S形叙事结构，仿佛一部哥特风格的小说。
旗袍则不然。旗袍的语法是想象性的，带有东方式的象征风格。它悄然无语地紧贴在身体的表面，丝毫不张扬，如同东方女子温顺文雅的品质。旗袍的丝绸质地，暗示着东方女人光洁滑腻的皮肤，甚至仿佛有体温。旗袍的叙事是平缓的，同时又是紧凑的，仿佛白描笔记，简约而又凝练。紧身的裁剪，则将东方女人柔顺曲美的身体线条凸现无遗。西洋女子夸张的体形并不适合穿着旗袍，她们的大幅度起伏的线条，使旗袍变得崎岖坎坷，高低不平，因而显得相当滑稽。然而，这种外观上的差异性，正是殖民语境下所谓“东方情调”的真正来源。旗袍是东方的，穿旗袍的女子也是东方的，但旗袍的神话则是建立在西方视角中的想象的性感东方，是殖民化半殖民化东方的性感道具。
另一方面，旗袍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服装。如果说繁复的服饰必须在“脱”的时候才属于色情，那么，旗袍在丝质面料留下一条窄长的缝隙，则省略了“脱”的侵略性的行为。这使得旗袍首先成为“看”的对象，但它又不是过于直接的裸露，而是乍有还无的“泄露”。它无须“脱”就能够满足观赏的欲求。透过像一道缝隙——这道缝隙看上去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好像是因无意中面料破裂而形成的——“泄露”出其包裹之下的若隐若现欲说还休的身体消息。而极端的高开衩，则是一个含义鲜明的提示符号，它提供了为被目击的身体部分的想象性的暗示，仿佛是诱惑天使向着远处绽开的暧昧微笑。旗袍这种介于掩饰和暴露之间闪烁不明的状态，它巧妙地利用了服装的矛盾修辞，将服饰色情学推到了艺术的高度。或者说，这一修辞的矛盾性正是旗袍的色情学基础。事实上，产生在殖民地时代的上海的现代旗袍，首先是一种色情的服饰。如果没有现代西方文化的高速渗透，现代旗袍要从妓女身上转移到良家女子身上，恐怕需要一个更漫长的过程。
毫无疑问，旗袍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向东方女性发出了身体解放的号召。透过一条若隐若现的缝隙，女性的身体呼之欲出，突然闪烁着白金般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东方女性身体空间的漫长黑夜。小说《子夜》中的吴老太爷的遭遇，揭示了这一事变的严重后果。当这位冬烘老朽首次目击旗袍的时候，带给他的是触目惊心的视觉打击。女性身体的光芒不仅灼伤了吴老太爷的眼睛，也灼伤了他古老的心脏，并给其衰老脆弱的身体以致命的一击。
鉴于旗袍的情欲学的语义特征，其在一场神圣革命中的毁灭性命运就不可避免。到了20世纪中期，一场革命无情地扫荡这一充满情欲诱惑的服装。其后几十年的岁月里，女性身体重新被回收到外表坚硬的服装中，甚至被收回到完全男性化的军服当中。直至20世纪末，经过张曼玉在电影《花样年华》中的倾情演绎，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旗袍神话的春光乍泄的魅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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