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是江苏徐州人，他生于康熙26年（1687），死于乾隆3年（1738）年。李卫家庭富有，为此他出钱捐了个监生资格。在康熙56年（1717），李卫出任了兵部员外郎，两年后又任户部郎中。到了雍正即位后，也就是康熙61年（1722）底他被任命为云南盐驿道，因为政绩显著，在雍正2年（1724）超擢云南布政使，3年（1725）任浙江巡抚，4年（1726）兼理两浙盐政，5年（1727）任浙江总督。10年（1732），任直隶总督，直至辞世。
由于李卫的官是捐来的，并不是科举出身，所以他大字不识几个。师爷等人起草公文奏章，都要读给他听，有不合意的地方，他就口述修改，而且往往能切中问题要害，对此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总以为有神相助。李卫的过人机智由此可见一斑。
李卫在公干之余喜好听人说书，他最喜欢听一位叫季麻子的说书人讲汉唐故事。每遇到忠贤遭到不平，李卫就会呜咽、愤恨，甚至拔剑而起。
虽然识字不多，但李卫对文人、对文化事业还是非常看重的。历史上记载，他曾出钱修过浙江通志，建过书院，给在读士子以丰厚的膏火钱。在雍正年间，因浙江人发生多起文字狱，雍正一怒之下停止浙江士人参加科举考试以作惩处，后来在李卫的努力下，雍正7年恢复了科考。第二年殿试的一甲3名，即状元、榜眼、探花都被浙人取得，因此文人对李卫的印象都很好。
李卫身体魁梧，身高6尺2寸（合今天2米左右），膀大腰圆，臂力过人。据说，李卫的两个鼻孔中间相通，麻子脸，而且麻点有铜钱大小。李卫好习武，召兵设勇建营，专门练搏击拼刺之法。每当捕盗之时，李卫都要身披金甲，亲自登台指挥。李卫还向雍正主动请缨，要到军前冲锋陷阵，雍正批示说，这些事还轮不到你。
当李卫还是微末小吏时，就表现出一种不畏权贵的刚直。他任户部郎中时，管理银库事务。有某位亲王的属下对于收缴的白银都要每千两额外加收十两作为库平银。李卫坚决反对，但亲王属下执意要收，李卫就将银柜抬到廊下，写上这是某某亲王的“赢余”，指明是非法收入。亲王闻此大惊，下令停收库平银。雍正也正是欣赏李卫的这一点，即位后大加重用。特别是专门为李卫设了浙江总督一职，全权负责这一重要却难于治理的地区。
李卫也有缺点，就是狂纵傲慢。在云南做布政使时，与按察使张谦不和，后更与贵州威宁总兵石礼哈互相参奏。李卫对上司不敬，私下里呼云贵总督高其倬为“老高”、云南巡抚杨名时为“老杨”。每次弹劾他人，李卫还将奏章向弹劾之人展示。李卫在浙江为官时，每次出门都要绣衣衮袍、声乐齐鸣，前呼后拥，引得人们争相观看。
李卫还曾着力改观西湖景色，他把自己的塑像放在供奉花神的主殿里，甚至在一小神龛内放置了一张他和妻妾们的画像，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乾隆45年（1780），乾隆南巡时，见此十分不悦，下令毁掉。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在浙江，李卫坚决推行“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改革，清查、弥补亏空及各地积欠的钱粮，清丈土地，修建浙江海塘，成就斐然。其中最有名的是缉拿私盐。清代划分十几个盐区，浙江盐区是其中之一，浙盐在浙、苏、皖、赣四省行销。但清代体制僵化，在浙盐区靠近两淮盐区的地方，不能买就近便宜的两淮之盐，只能吃价高的浙盐，因此导致越区贩私盛行，官盐运销不畅。李卫加强缉私队伍力量，重点打击具有强大组织的大盐枭。沈氏是著名的盐枭，其部下数百名，拥有大船数艘，经常击败官兵，走私气焰非常嚣张。李卫任用韩景琦，与沈氏斗法，终于将其擒拿。
李卫最擅长的是捕盗。当时江南盗贼出没、横行，李卫认为青楼妓女、酒坊茶肆等是“盗线”，不能禁绝，否则很难跟踪盗贼。他或是命人乔装改扮混入贼窝，或是令已归诚的盗贼暗通情报，每次出击时，李卫都将一锦囊交与将士，定能直捣贼巢，大获全胜。结果江南“千里如枕席”，社会治安大为改观。
雍正的死因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有一种说法是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逃出了官府的捉拿，长大后拜甘凤池为师，学得飞檐走壁的功夫，取了雍正的项上人头。吕四娘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负责捉拿吕留良子孙的正是浙江总督李卫。
甘凤池武艺高强，江湖之上名气很大。他早在康熙时期曾在浙江参加过反对朝廷的“朱三太子案”。雍正时期，又联系张云如等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他们尊奉侨居在海外“吕宋山岛”的“朱家苗裔”为“真主”，准备于雍正8年秋天举事。雍正7年（1729），李卫侦破了这一集团。据记载，甘凤池并未表现出什么英雄气概，而是在李卫的诱逼之下，叩头乞求宽恕，并出卖了同志。后来甘凤池等人被判处死刑。
李卫与田文镜、鄂尔泰是雍正最欣赏的3个地方官，雍正称他们为“模范督抚”。除了他们对雍正绝对忠诚外，主要是因为他们治国的本领。
“为政之要，全在用人。”古今同此一理。在清初，当时主要与民休息，培植民生元气，因此对于“清廉”的要求无疑居于首位。但当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及初步解决了西北准噶尔问题后，康熙本应及时调整用人政策，不仅要重“守”即操守，也应重“才”，但康熙未能如此，其结果康熙后期“清官”遍地，官员只图清廉虚名，不做实事，甚至贪官也扮为“清官”，吏治腐败，民生曰困。雍正即位后，与李卫谈论用人时，视清官为“木偶”，因此雍正的用人“才”重于“守”，也就不拘成规，不论资格，不重科举出身。特别是李卫，非科举正途出身，但能做到封疆大吏，这在整个清代是不多见的。李卫死后，朝廷赐予的谥号是“敏达”。这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李卫为官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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